陈希我
个人著作
●散文·被豢养的狼 ·何谓边缘生活——以福州为例·长寿则辱 ·爱你！咬你！·大写的吃 ·手表如妻●小说·风吕 ·欢乐英雄 ·上邪 ·旅游客 ·今天你脱了没有 ·我要哭 ·绑着我 ·最后一个处女·又见小芳 ·又做秀，又做秀 ·我疼 ·带刀的男人 ·冒犯书·遮蔽 ·我的补肾生活 ·我们的骨 ·暗示 ·抓痒●杂文·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三封信 ·影响我的十部文学作品 ·我们的文学真缺什么？
文学见解
我想先讲一个朋友的事：80年代，许多中国人都相信中国的问题是因为穷，好像只要不穷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他也一样，一心致富。后来终于富起来了。人家问他，过得好吗？他说过得并不好。人家不理解，说你有了钱，又有了地位（一个颇有知名度公司的老总），身体也健康，妻子也长得漂亮而且还年轻，孩子也聪明，你还觉得过得不好。你不是有病吗？只有我理解他。因为我也有病。我是个作家。作家就是有病的人。这病是一种焦虑。这不是平常意义上的痛苦。平常的痛苦，比如生病，比如贫穷，比如失业，比如破产，比如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是失去爱情，都是可以言说的，容易被人理解。而焦虑是不容易被人理解。我就常遇到这种情况：跟人说了半天，人家不明白，说：你都说了些什么呀！再说下去，人们就说：你是吃饱了撑的。对，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就是吃饱了撑的事业。现实中有种种问题，都可以有望得到解决。病了？去医院看病；下岗失业？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道德沦丧？加强道德教育；犯罪率居高不下？严加执法，严打。虽然也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但是总有希望解决。甚至，抱怨体制不好，可以换个体制呀，美国的如何？可是美国人又过得怎么样呢？美国人也并不幸福。只有我们才把美国人看得像在天堂里一样幸福。其实无论怎样，我们的根本问题是一样的，都是无法摆脱的。这是我们的宿命。跟钱无关，跟社会处境无关。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文学的理解还是廉价的、浅层次的、社会学化的。举个最近的例子，今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的《耻》，庆幸的是，我们曾经翻译过这部作品，所以还不至于惊慌失措。以往我们往往惊慌失措，不知道获奖作家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可是，我们又是如何解读库切和《耻》的呢？中文版序言《越界的代价》中这样解读女主人公露茜说：“在某种意义上，在偏僻乡村里那个农场上的露茜，指称的正是欧洲殖民主义，而从根本上说，殖民主义就是一种越界行为。”从而得出结论：“露茜被强暴的实质是：她成了殖民主义的替罪羊，是殖民主义越界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我很怀疑，假如这样的话，库切是不是该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让我想起我们曾经对芥川龙之介的评介。我在大学时没有读到芥川。教科书上讲的是小林多喜二，一个无产阶级的作家。我是在国外开始接触芥川的，很震惊。回来后看到我们的书店卖有芥川的小说集《罗生门》，买了一翻，在代前言中，我们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楼适夷这样诠释《地狱变》：“《地狱变》以血淋淋惨厉的笔墨，写出了奴隶主骄奢淫侈，和奴隶们所遭受的悲惨命运。”我们就是这样认识文学的。许多人写了一辈子，不明白什么是文学。我们的文学是社会学化的文学。可悲的是，直到如今，我们还是用这样的教科书来教育下一代。我们不是把文学不繁荣归咎于跟现在的疏离吗？我们不是把拯救的希望寄托在那些反映现实的作品上吗？主旋律文学，史诗文学，改革文学，官场文学，反贪文学，像《省委书记》等，其实只是报告文学。还有反映婚外恋的，道德的，吸毒的。有个女作家，写了很多东西，但是我敢肯定，她至今不明白什么是文学。她写《红处方》，她说要告诫人们不要吸毒，珍重生命，不要挥霍生命，破坏生命。但是问题其实并不如此简单。我们人体内本来就有一种阿片样物质，因为有了它，我们才能够好好活着，假如失去了它，我们将一刻也不得安宁。而毒品的害处无非就是让我们体内的阿片样物质失去了作用，从而依赖由毒品提供的体外阿片样物质。跟道德无关。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是被麻痹的产物。这是我们的根本宿命。我们一直没有看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化太世俗，太乐观，太浅薄。我们过去纠缠着“写什么”的问题，后来又来个“怎么写”，虽然对弥补文学手法的粗漏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到现在几乎每个写作者都会耍弄一两样刀棒棍枪了，我们的文学好起来了吗？并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解决眼光问题。这是写作者的关键问题。哈金曾经说了一句话：中国作家不是技不如人，而是眼光不如人。眼光决定了我们文学的档次。我们现在该解决“怎么看”的问题了。你看到了什么？甚至，这样的“看”，应该看到了反常，看到了生命原生态的变态。变态是最隐秘的真实，也是对常态世界的最大质疑。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就是建立在变态之上的。举《耻》中的露茜为例子，她被强奸后，如果按世俗的选择，她可以逃离，远离灾难，但作者库切没有让她逃离。她留下来了，孤身一人生活在加害于她的黑人中间。我们把她的选择解释为：“除了农场，她还能去哪里呢？做什么？”这只是在社会的层面上，世俗的层面上，没有到达文学的层面。是世俗的逻辑。我们的文学太注重世俗的逻辑了，从来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精神价值观和苦难意识。我们太要利益，我们的文学中充满着活命哲学。即使是一些很杰出的作品。莫言的作品讲的也只是如何在物质匮乏中活下来；王小波也只是不断地告诉人们必须讲科学，才能活下来。这种所谓的科学、进步观念，从鲁迅就开始了。对《孔乙己》的围剿是中国文学史上世俗主义的最大的合谋。然而文学跟进步无关，跟科学无关，跟世俗意义上的活命无关。我知道中国人活着历来不容易，但是我是否可以反问一句：我们为什么就一味地要活？文学不是比进步、比科学、比道德的东西，不是比正确，比常态。总之不是比赢。要比赢，可以去当政治家，科学家，商人，律师。文学是比弱的，比的是软肋。去年虹影《K》案闹得沸沸扬扬，几乎所有人的思想都在法律的界定之下，就是虹影本人也在竭力闪避法律的指责。只有一个作家对我说了一句：法律管不了文学。乍听起来，一愣。还真是。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告诉人们，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在世俗逻辑之外还有另一个逻辑。
报刊访谈
南方都市报访谈：陈希我与文学：谁冒犯着谁
陈希我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是个被边缘化的形象。他的作品中，总是关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边缘人，勇敢地直面其中存在的问题，绝不回避———以至于许多读者都认为他的作品“太压抑”。
他同时有许多“惊人”的言论广为流传。譬如“文学就是冒犯”、“文学不是好东西，作家不是好人，请别靠近我”……但就是这个勇敢的“边缘作家”，日前获得了2006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对此，许多人深感意外。有的媒体甚至使用了“陈希我转正了”这样的语句。
近日，他的新书出版，收录了九篇短篇小说，取名《冒犯书》。让人不禁好奇：陈希我，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物？
“文学就是冒犯”
记者：祝贺你的新书出版。请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写作情况好吗？
陈希我：这本书的写作时间跨度很长，最早一篇《晒月亮》写于1998年，当时无处发表，就发表在了网络文学杂志《橄榄树》上，标题是《19____年的阴谋》。其他篇如《暗示》、《补肾》、《我疼》都有类似的经历。后来这些作品分别发表在《收获》、《天涯》、《红豆》等杂志。最迟一篇《上天堂》（原名《到天堂去》）写于2005年，发表在《花城》。
记者：为什么会给新书取这样一个听起来如此尖锐的名字？
陈希我：我认为文学的价值首先就在冒犯。这书名声明了我的文学主张。冒犯针对的是遮蔽，我们的世界被遮蔽得十分严重，不用利器就无法揭开它。人是庸懒的动物，正如田鸡被抓了放在炖罐里，水在加温，它虽然觉得不妙，但是还可以忍受，它就忍受着；到了水烧热了，开了，它想逃脱，但已无能为力了。作家要做的就是把危机凸显出来，甚至是神经质的夸大。当我们听鲁迅说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时，当我们听萨德说人有受虐情结时，当我们听福柯把我们的世界比做监狱时，我们虽然心存疑虑，但是我们被触动了。作家就是那种在极端点上提出追问的人。
“为出版作出了一定妥协”
记者：听说出版不是很顺利，还删节了？
陈希我：冒渎的写作命中注定难以被接受。我几乎所有作品的出版都不顺利，最好的结局就是删节出版。这本书当然也这样，本来是十篇，现在成了九篇，撤下了我认为最有价值的《遮蔽》。其他篇什也要删改。这对一个作家是最痛苦的。当然也可以有解决办法，就是写的时候就自行阉割。但我做不来。我觉得写作是追求快感的，写的时候不计后果，所以我说写作不是生孩子，是做爱，这样弄出的孩子报户口当然就成问题了。
记者：你在后记里说，当年宁愿不发表，也不肯修改，为什么现在竟然肯了？
陈希我：这个问题问得好，直指一个写作者的困境。写作是做爱，但一旦生出孩子来，总希望有个归宿。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私生子的。这就形成了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只能是有限的妥协。这是特定条件下一个写作者的成熟。当然我也知道这种妥协是危险的，很容易变成自我宽慰。我们看到，很多作家都是从“有限的妥协”开始，到了无休止的妥协，直至以妥协为安，最终被规训了。
记者：你认为删节后的《冒犯书》还能算是你的真实意愿的反映吗？有没有损害？
陈希我：当然受了很大的损害，但毕竟还是保存了一定的锋芒。
记者：你在博客中帖出被删撤下的《遮蔽》，算是一种折衷的做法吗？
陈希我：与其说是折衷，不如说是弥补吧。
记者：你的博客取名叫“伪”博客，“伪”是什么意思？
陈希我：我一直觉得博客是个奇怪的东西。博客本来应是很私密的，面对的是自己真实的灵魂。雨果说：人面对自己的灵魂，会黯然神伤。但博客却要公诸于众，不可理喻。能够解释的就是写博客的人要么有暴露癖，要么有发泄欲，在博客中制造自己的活法。我虽然也有发泄欲，但是作为作家，已经习惯了用假面的形式，所以是玩不来的。但人家为我申请了博客，后来我发现，用博客作为个人文库也不错。所以，严格意义上说，这个不是真博客，只是伪博客。
“无所谓被边缘化”
记者：据说《冒犯书》是在向《十诫》致敬？
陈希我：基斯洛夫斯基是我喜欢的作家，我愿意把他看成是作家，而不仅是导演，好的导演必须是个好作家，他表达自己。基斯洛夫斯基在《十诫》中对人、特别是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做了深刻的追问。正如刘小枫所说：“人生性脆弱，以至于人心中难以竖起'那杆（道德律令的）秤，遑论用它来裁量自己生命中的善善恶恶。基斯洛夫斯基以‘十诫’为题编故事，幸许是要询问我们现代人是否有能力自己给自己立法，我们‘心中的那杆秤’———康德所谓‘心中的道德律令’，是否能称量（遑论裁量）自己的偶在生命的重负。” 表面上看，冒犯和规戒是背道而驰，但是实际上，冒犯正因为你心中有戒律，你有理想。没有戒律的冒犯是耍流氓，也是浅薄没有力量的。有意思的是理想主义的“二律背反”，康德的“崇高”恰是通过受虐得以实现，最大的道德恰恰显示出对道德的清醒。我在《冒犯书》“引言”中说到：“其实每个人都有渴望受虐的潜意识，就好像牙疼，明明知道碰它会更疼，却你还是会情不自禁用舌头去顶它，那是一种对痛苦的确认。”其实被那篇《遮蔽》最好地表达了这种确认，可惜被抽掉了。
记者：你也是作协中人，但你的作品常关注社会边缘人，你有刻意把自己边缘化的意思吗？但你又获得了“人民文学奖”，是否表明你愿意变得主流了？
陈希我：我确实拿着中国作协会员证。多年前我就说过，作协就好像男人的乳房，虽然不产奶，也没必要非要把他切掉不可。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不退出作协？我说，我不想第二次愚蠢。客观地说，现在的作协并不比许多官僚机构值得痛恨，当然前提是，已经到了如今这个时代，作家可以写自己的。重要的是自己把握，身份没有任何意义。
至于“主流”，主流本质上是一种意识。一个身在边缘的人，很可能他的意识是很主流的，他需要皇帝主子；而一个身在主流里的人，很可能他精神上是很边缘的。当然我也知道主流是有毒的，容易腐蚀人，所以我也会刻意在精神上边缘化。但是这跟“关注边缘人”没有什么事，从小处说，我只写我自己，我自己就是边缘人；从大处说，所有真正的存在都是边缘的存在，主流只不过是一团虚幻的云霞。
记者：但有评论称，你是中国最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陈希我：无稽之谈。而且一个作家要盯着什么奖写作，他也完了。
记者：你说的一些惊人之语，如“文学不是好东西，作家不是好人”、“作家好比精神病”……为什么会这么说，有制造轰动效应的意思吗？
陈希我：发言就为了效应，能轰动何乐不为？但要看看轰动的是不是你真实的思想、一贯的思考。我认为作家就是作家，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科学家，更不是政治家。作家按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来构筑他的世界，文学是告诉人们，在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作家唯一的真实是他的内心，唯一的法则是自我。再加上作家对世界感知的神经质特性，这就跟精神病人无异了。
鲁迅说杀人有两种杀法，一是棒杀，一是捧杀。捧杀作家，结果是毁了文学。历史上不是没有教训。为了断此期望，我宁可把作家定位成坏人。实际上，作家也用胡说八道扰乱人们的生活，是“蠹”。当然首先更扰乱了他自己的生活，所以文学确实不是好东西。要让一个人活得不好，就让他爱文学；要让一个人丢工作，就让他爱文学；要让一个家庭分崩离析，就让他们的丈夫或妻子爱文学；要毁了一个孩子的前程，就教他爱文学。
“对文学欲罢不能”
记者：为什么坚持到现在还写作？什么支撑着你？
陈希我：欲罢不能。当初开始写作时，还自己相信为了什么崇高的使命，被那些成名作家所感染。八十年代，多少作家像男人追女人一样表明自己对文学忠心啊。后来文学没有轰动效应了，那些作家就发牢骚了，就不写了，就逃遁了，就赚钱去了，我才知道自己被蛊惑了，可是同时也发现，已经陷在其中，逃不出来了。这才发现还真有'命'。为什么还在写？也许只能归咎于性格，并不是坚持，也没什么支撑的。
记者：你的人生观是怎么样的，你是个悲观的人吗？
陈希我：是的，没有理由不悲观。悲观是正常的，你看我们的前面是什么？是死亡，是坟墓。鲁迅在《立论》里说得很清楚。所谓升官、发财，只是许谎。所谓快乐幸福，只是权宜之物，唯一的真实就是死亡，我们都得死。所谓乐观，只是棺材里面拉胡琴。
记者：你当年为什么会去日本，又为什么回来？讲讲这段经历吧。
陈希我：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去的日本。去日本，是因为在国内呆不下去了。文学害了我，让我过得很惨，乃至身陷囹圄。当时一个看命的说，你远走高飞吧！我不迷信，但到那时候不得不信，一走就到了国外。回国还是因为该死的文学，要写作。有人说，你可以在国外写，我不信。也许你可以在国外写字，但是你难以在国外写作；即使你一开始是写作，但你很快就会变成写字了。写作需要“在场”。当年托马斯·曼离开纳粹德国，说：“我托马斯·曼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事实证明他错了。这就是一个作家的悲剧。一个中国作家的“场”，永远只能是中国。
在日本，我必须顾及三样事：读书、打工、签证。必须有签证，才能读书；要读书，就要有物质基础，就必须打工；要打工，又可能影响读书。一直处在兼顾各方面的拉扯中，但是还是很受益。最大的益处是看了世界，我经常说，没有出过国（不是旅游或考察）的人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甚至有重要的欠缺。
记者：现在在福州的生活怎么样？你的下一步写作及生活计划？
陈希我：我的生活很正常，也许正因为这正常，才掩盖着不正常。用我导师孙绍振的话说，我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用我的一个朋友的话说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你们能看到的形态是，我目前一边读书，一边写作。写完了一部新长篇，在大动筋骨改动。至于未来计划，走一步算一步吧，我是个没计划的人，也计划不来。好在心中总揣着文学，因此也不至于盲目和空虚。
晶报访谈——陈希我：只有锋利，才能冒犯
如果在当代中国文坛要选出一位够“狠”的作家，记者会毫不犹豫说出“陈希我”。用文学评论家贺绍俊的话说就是：陈希我采用了一种极端的叙述方式，他要把他对人生对社会对精神的忧思推到极致。
近日结束的2007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陈希我的新作《冒犯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此之前，“文学就是冒犯”早就是陈希我的口头禅，甚至还在评论界引起过一场争论。在连线陈希我之前，一位读者告诉我，陈希我说话老是显得绝对，从来不留余地。看来，一次“绝对”和“不留余地”的访谈将出现在版面上。
揭开生活的遮蔽
晶报：阅读《冒犯书》总有惊心动魄的感觉，你很喜欢从琐碎的生活中挑出最“锋利”最“残酷”的部分，“锋利”和“残酷”为什么吸引你？
陈希我：（下称陈）只有锋利，才能达到冒犯的目的，残酷是冒犯的策略。这也许是一种极端，但是作家就是那种在极端点上提出追问的人。当我们听鲁迅说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时，当我们听萨德说人有受虐情结时，我们虽然心存疑虑，但是我们被触动了。文学的力量也在于此。
晶报：尽管你经常讲“冒犯”，但我在《冒犯书》里看到很多的“对峙”，内心和庸常生活的对峙，例如《我们的骨头》那对老夫妇、《补肾》的那位窥视者，这种“对峙”与你经常讲的冒犯有什么关系吗？
陈：冒犯必然会产生对峙。一方面是，冒犯，它要打破常规，撕开遮蔽，必然会遭到强烈的抵抗。这是从客观上来说的。从主观上说，冒犯的一方也面临着自我冒犯，它必须跟自我对峙。这种对峙也许会胜利，也许会失败。即使胜利了，也是一种没有胜利感觉的胜利，因为把胜利也打败了。因此冒犯在这种情况下又显现出犹豫不决，进退矛盾，所以我说，冒犯的底色是悲和苦。不了解这底色，就不理解冒犯。
晶报：你曾经说过，我们对阴暗、色情、肮脏、邪恶有一种特别的关注，我也发现，你在写作上也保持着对它们特别的关注，你是否会担心读者在阅读你的作品时只满足于窥视这些题材的细节而忽略了你真正表达的东西？
陈：坦白地说，我会担心，回头想想，那些只知道窥视色情、暴力的人，他们的兴趣本来就只局限于此。比如对我的《遮蔽》，一些人就看到了乱伦。在出版这书时，还被删掉了。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与其是关注阴暗、色情、肮脏，勿宁是关注它们背后被遮蔽的更深层的东西。
晶报：费了半天力气揭示生活的遮蔽，很多读者可能只看那几页描写性爱的场景，的确让人沮丧。
陈：对，但是我相信有真正的读者。有了这些真正的读者，别的可以忽略不计了。贝多芬说：我不为蠢猪们演奏，我也不为蠢猪们写作。
向《十诫》致敬
晶报：你说《冒犯书》是在向《十诫》致敬，向基斯洛夫斯基致敬，他什么地方吸引你？
陈：基斯洛夫斯基是我喜欢的作家，我愿意把他看成是作家，而不仅是导演，好的导演必须是个好作家，他表达自己。基斯洛夫斯基在《十诫》中对人、特别是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做了深刻的追问。正如刘小枫所说：“人生性脆弱，以至于人心中难以竖起‘那杆（道德律令的）秤’，遑论用它来裁量自己生命中的善善恶恶。基斯洛夫斯基以‘十诫’为题编故事，兴许是要询问我们现代人是否有能力自己给自己立法，我们‘心中的那杆秤’——康德所谓‘心中的道德律令’，是否能称量（遑论裁量）生命的重负。”当然还因为形式，《冒犯书》的形式和《十诫》比较类似。
晶报：基斯洛夫斯基对“善”和“恶”的思考十分深刻，他说“人天生都想作好人。问题来了：如果人性本善，那么邪恶从何而来？我并没有一个十分合乎逻辑、又有道理的答案。”我的问题是，大部分人都愿意相信通过人们的努力，“恶”能够遏制，或者在生活中，人们愿意相信“善”能胜“恶”，你的小说有明确的道德观吗？
陈：没有明确的道德观。我的道德观就是挣扎。我相信许多人跟我一样。从这点上说，每个人又都有道德感，也正合了基斯洛夫斯基所说，人天生都想作好人，但是实际上又常常有阴暗面。所谓“邪不压正”，实际情况往往是“正不压邪”。那么道德与善在哪里呢？它在人的信念里。所以有邪恶，正因为我们有道德感。这就使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充满了矛盾，也充满了张力，文学恰恰就在其中精彩。文学通过对邪恶的书写，碰撞心中的灵光；越是黑暗的书写，就越衬出精神的维度。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就是这样的书写。也因此满足于书写平面的黑暗与邪恶，没有意义。
晶报：伟大的文学作品里的人物往往让人疑惑，为什么一个“好人”心中仍有邪恶，而“坏人”有时显得很有道德感。
陈：那些认为自己绝对有道德感的人，是对道德的浅薄误解，或者干脆就是虚伪。道德绝对不是廉价的东西，而恰恰是沉重的，我们的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最大的道德就是体现在对道德的清醒。我们可以看列夫·托尔斯泰的《谢尔盖神父》，它的伟大之处，不是写出了一个神父如何圣洁，而是他与邪恶的较量和挣扎。实际上，康德早就用施虐来升华以道德为基础的崇高美，在受虐乃至自虐中，美乃至道德才得以璀璨的显现。
中国作家眼光不如人
晶报：写作简单而言就是“写什么”“怎样写”，你是否认为20年前的中国先锋作家是“怎样写”的先锋，而现在的先锋作家是“写什么”的先锋？
陈：文学毕竟要“写什么”，但是这不是文学的目的，重要的是揭示了什么。相当长时期来，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总说文学反映生活，有的作家甚至说：贴着生活写。这造成了我们文学的平庸，造成了文本上的粗糙。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批作家绕过了“写什么”的死结，从“怎么写”入手，也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本的粗陋，但根本问题是并没有解决问题。于是又有人提出要回到“写什么”。但一个被糟蹋了的旧概念容易误导人，重视写的是什么，并不是走回头路，所以我提出“怎么看”，强调一个写作者的眼光，你的发现，你的洞察力。哈金有句话：中国作家不是技不如人，而是眼光不如人。
晶报：如果换一种眼光看《冒犯书》，也可以说这些涉及到许多社会的现实问题，你一般通过怎样的方式了解外面的世界？
陈：人活世上，毕竟都会接触世界，网络、电视、自己亲身经历及见闻，这些方式都有，就是报纸几乎不读。直觉，可能是作家比较重要的感知世界的途径。某种程度上说，一个作家是从自身来感受世界的，他感受的现实，只是他自己的现实。因此根本上说，作家并不需要去刻意了解世界，那种深入生活的做法更是可笑的，作家就写他自己。
晶报：生活上的陈希我跟文学上的陈希我差别大吗？
陈：我理解这是在问生活上的陈希我是不是像作品中表现得那么不正常？在生活中，我还算是正常的，也许正因为太正常，才显示着不正常。用我导师孙绍振的话说，我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用我的一个朋友的话说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许是分裂吧，分裂算不算不正常？
晶报：日本似乎对你影响很大，无论是在日本的经历还是日本的文学，是否可以讲讲？
陈：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去的日本。在日本，我必须顾及三样事：一是读书，二是打工，三是签证。缺一不可。必须有签证，才能读书；要读书，就要有物质基础，就必须打工，我们毕竟是穷国去的，跟那些美国去的、西欧去的甚至是韩国去的留学生不一样；要打工，又可能影响读书。一直处在兼顾各方面的拉扯中，但是还是很受益。最大的益处是看了世界，我经常说，没有出过国（不是旅游或考察）的人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甚至有重要的欠缺，其中特别是接触了日本文学。日本文学是很璀璨的。我们对日本文学有很大的误解，正面评价是“美”，负面地说是“变态”，其实这都是建立在悲苦的底色上，厨川白村就说过“苦闷的象征”。日本传统美学概念“物哀”，不是我们容易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