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轻识

人物经历

阎连科属于大器晚成的作家，他直到1997年发表中篇小说《年月日》才开始引起文坛关注。1998年发表的《日光流年》是他创作生涯第一个高峰。2003年发表长篇小说《受活》轰动文坛，成为他的代表作。2006年发表的《丁庄梦》则令他扬名海外，成为在国际文坛最受瞩目的中国作家之一。2008年曾有传言阎连科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但未得到证实。2012年莫言获奖之后，文学界有很多人都预言阎连科是下一个获诺奖的中国作家。包括马悦然的弟子瑞典汉学家罗多弼也非常推崇阎连科。阎连科在海外文坛的知名度日益攀升，他在欧美和日本获得的评价之高令人咋舌。阎连科被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但他不认同这个称号，他自称自己的作品是“神实主义”。阎连科擅长虚构各种超现实的荒诞故事，情节荒唐夸张，带有滑稽剧色彩，强烈的黑色幽默往往令读者哭笑不得。阎连科则说：“并非我的作品荒诞，而是生活本身荒诞。”他对中国农民的劣根性有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所以有不少评论家将他与鲁迅作比较。他的作品还带有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情结，渴望制造一个没有苦难的世外桃源，透露着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阎连科同时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作家，不少评论家批评他的作品内容充满各种性狂欢，妖魔化知青、丑化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等。他的作品由于经常触及中国审查制度的底线，所以屡屡遭禁。1958年8月，出生于河南嵩县田湖瑶沟，自小放牛种地，高一辍学。1978年应征入伍，后历任济南军区战士、排长、干事、秘书、创作员，第二炮兵电视艺术中心编剧，一级作家。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被提干，并派往中越边境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9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7年，发表中篇小说《年月日》，开始引起文坛关注。1996年，凭借小说《黄金洞》获第一届鲁迅文学奖。1998年，发表长篇小说《日光流年》。2003年，发表长篇小说《受活》，引起文坛广泛关注。2006年，发表长篇小说《丁庄梦》，开始扬名海外。2008年，发表长篇小说《风雅颂》，引起广泛争议。201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四书》因被大陆十几家出版社拒绝，只能在港台地区出版。2013年，出版长篇小说《炸裂志》。2015年，出版长篇小说《日熄》。2020年6月，出版散文集《她们》。

主要作品

小说作品

文集作品

散文作品

文论作品

获得荣誉

文学类▪ 2020-10 第七届纽曼华语文学奖（获奖）获奖奖项▪ 2019 第六届汪曾祺文学奖《道长》（获奖） ▪ 2015 日本twitter文学奖《受活》（获奖） ▪ 2014 卡夫卡文学奖《四书》（获奖） ▪ 2013 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获奖） ▪ 2005 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受活》（获奖） ▪ 2005 第二届鼎钧双年文学奖《受活》（获奖） ▪ 2000 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年月日》（获奖） ▪ 1996 第一届鲁迅文学奖《黄金洞》（获奖）提名奖项▪ 2017 国际布克文学奖《炸裂志》（提名） ▪ 2016 国际布克文学奖《四书》（提名） ▪ 2013 国际布克文学奖（提名） ▪ 2011 法国费米那文学奖《四书》（提名） ▪ 2010 英仕曼亚洲文学奖《丁庄梦》（提名）《两程故里》、《祠堂》分别获1988年、1989年《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瑶沟人的梦》获第四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三届《十月》优秀奖、1990年-1991年《中篇小说刊》优秀作品奖；《夏日落》获1992—1993年《中篇小说选刊》奖；《耙耧山脉》中篇小说获第三届（1994—1995）上海优秀小说大奖、首届“中华文学选刊”优秀作品奖；《黄金洞》（中篇小说）获第一届（1995—1996）鲁迅文学奖；《年月日》（中篇小说）获第二届（1997—2000）鲁迅文学奖、第八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四届（1996—1997）上海优秀小说大奖；2009年法国唯一小说翻译奖；《耙耧天歌》（中篇小说）获第五届（1998-1999）上海优秀小说大奖；《夏日落》（中篇小说）获1992—1993“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大校》（中篇小说）获第八届解放军文艺奖；《朝着东南走》（短篇小说）获1999年“人民文学”优秀作品奖；《黑猪毛白猪毛》（短篇小说）获2001—2002年度“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日光流年》：建国60年优秀文库作品；《坚硬如水》：“九头鸟”优秀长篇奖；《风雅颂》：2008年度《南方周末》唯一“年度小说”，同年《亚洲周刊》全球华语10部好书之一；《我与父辈》：分别被中央电视台、搜狐网、中国散文协会、《新京报》、《京华时报》、《中国图书商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等报刊评为2009年度优秀作品，获《亚洲周刊》“全球华语优秀作品奖”等多项文学奖；《受活》引起文坛强烈关注，被称为中国的《百年孤独》，获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第二届鼎钧双年文学奖《南方周末》30年来10部最优秀作品之一；《丁庄梦》：－个关于河南省爱滋村的悲惨故事。亚洲周刊“全球华语2006年10部好书”之一；台湾“读书人奖”；2007年日本网站评为翻译最佳作品；2013年获得第十二届马来西亚“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该奖有马来西亚最高华人文学奖的美誉；2013年获布克国际奖提名，是继2011年苏童和王安忆之后第三位入围该奖项的中国作家。布克国际奖是英国最负盛名的文学奖布克奖的补充；2013年12月20日获“影响中国2013年度文化人物”；2014年5月27日获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2015年3月27日，获得日本推特文学奖。2016年7月19日，阎连科作品《日熄》获第六届世界华文长篇小说奖“红楼梦奖”首奖。2017年11月17日，在香港科技大学举行的第25届学位颁授典礼上，获颁文学荣誉博士。2018年12月9日，所著《道长》入选“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类第4名；所著《田湖的孩子》入选“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非虚构小说类第2名。2019年1月5日，所著《道长》入选“《扬子江评论》2018年度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类第2名。2019年1月15日，被国务院批准为2018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员。2021年3月10日，阎连科获颁第七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

经典语录

我需要在小说里不断看到新的改变、新的刺激。没有变化的刺激，我就会觉得不好。对一个作家来说，最自由的时候是头脑中没有边界的时候。不光是写什么没有边界，怎么写也没有边界，用什么语言都没有边界，甚至说中文的语法对你都没有边界，能把语法都打破是最好的。

人物评价

阎连科的写作态度认真，很尊重真实。（罗多弼评）美国评论家比较喜欢阎连科。（莫言作品英译者葛浩文评）谷川毅用“震惊”来形容他对盲文版《丁庄梦》问世的感受，因为，在日本，作品被翻译成盲文的中国作家少之又少，只有鲁迅、老舍等经典作家的作品曾经发行过盲文版，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阎连科作品在日本的受重视程度相当之高。“日本几家媒体，包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几乎同时刊发了书评，介绍这本书，作为外国的文学作品，这种现象很少见。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第一次如此关注中国的纯文学。”“中国作家阎连科跻身于大文豪的圣坛绰绰有余。没有人像他那样以小说的形式高屋建瓴地把握社会，其作品具有惊人的震撼力，作品中呈现出摧枯拉朽有时令人绝望的幽默。”（法国《世界报》《炸裂志》评）阎连科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很像赫拉巴尔在捷克斯洛伐克，他们都对社会进行内部观察，在官方的灰色地带中徘徊。无论从文学还是经历，阎连科都实至名归。他有着犀利的讽刺和对现实的观察能力，最重要的是他拥有面对现实的勇气。这和卡夫卡的创作精神一样。（弗兰兹·卡夫卡协会评）阎连科对人性深刻的揭示，他的隐喻的深度，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思考，以及他的独特的想象力和结构虚构能力，都对日本人形成一种冲击力。（日本国立东北大学教师、诗人田原评）

人物争议

作品遭禁

2006年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丁庄梦》出版，再次被禁，原因是“以灰暗的描写，夸大艾滋病的危害和恐惧”，阎连科说：“我觉得，禁这本书的人智商不高。在我看来，按照他们的标准《坚硬如水》或者《受活》反倒是该禁，但是《丁庄梦》禁掉就很没有理由。第一，它讲的事情人所共知；第二，你们自己也天天讲；第三，它没有伤害政府的任何神经。“

2011年阎连科的《四书》被大陆十几家出版社拒绝，只能在港台出版。阎连科说：“我是受到关爱太多的人，我觉得《四书》被禁，只因为作者是阎连科，如果这本书是另一个作家写的就不会有问题。”

作品争议

《风雅颂》争议

2008年作家阎连科创作的最新长篇小说《风雅颂》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讲述了一个大学教授杨科在家庭、爱情、事业诸方面悲情而又荒诞的遭遇。有网友撰文称，阎连科在这部新作中诋毁北京大学并影射知识分子。小说借《风雅颂》之名“影射北京大学，诋毁高校人文传统，肆意将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妖魔化”。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评论家邵燕君认为，阎连科对大学体制环境和精神实质缺乏基本了解，对知识分子进行了肆意嘲弄、歪曲。她说:“只有对事物的价值核心有了足够的了解和把握之后，对其批判才会有力量，才会深刻、厚重。明眼的读者很容易看出小说的破绽，阎连科对大学精神缺乏基本了解，更谈不上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有深入研究。在这样的前提下，对知识分子的嘲弄，只是凸显了作者对学术的不尊重，对人性的不尊重。而利用北大等一些高校的价值系统大做文章，其用心可疑。”她认为，阎连科“因为不懂，所以放肆”。

另一位北大博士、评论家李云雷表示，小说堂而皇之地影射北大。“批评北大当然可以，但这样无中生有地‘影射’，却是批错了地方，又用力过猛。作者对大学与文化界的情况及其运作机制很不了解，却装作一副了然于心的样子，又施之于猛烈的批评，批评不到点子上，隔靴搔痒，有些可笑。”

对此说法，阎连科给予否认：“其实当初在选择小说主人公的身份时，我也顾虑重重，既然我把它作为我的精神自传，那么选择主人公的身份为作家吧，就显得我很自恋。思前想后就让他以大学教授的面目出现，因为这一职业与我的身份大致相近。”

阎连科说，那些认为他贬损知识分子的人显然是高看他了，“我没有那么大的能耐与力量，我只是写我自己，我只是描写了我自己飘浮的内心；只是体会到自己做人的无能与无力，并因此常常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恶心。我无意影射任何知识分子。”阎连科认为，他不熟悉大学，他在《风雅颂》中所写的乡村也不是现实中的乡村，“我笔下的‘大学’和‘乡村’由此不类不伦，如果有人对号入座那将是最大的荒诞。”

《我与父辈》争议

2009年阎连科发表自传体长篇散文《我与父辈》，大获好评，“万人签名联合推荐”的《我与父辈》，寥寥十几万字确实足以让我们体会到这位语言大师的魅力，朴实的讲述了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卑微生活，在品位这些坚忍与伟大的同时，却也听到了另一种声音，不少人对其中关于知青的描述表示质疑：阎连科缘何妖魔化知青？

阎连科写道：“从此，记住了他们在村里的不劳而获和偷鸡摸狗，记住了他们在我们乡村如度假一样的生活。不太明白，我们乡村本就田少粮少，革命、时代和伟人为何还要派这些城里的孩子，到这儿祸害乡村的人们。也就盼着他们赶快离开，回到他们家里，让城市乡村，两相疏离，彼此平静，相安无事。”本以为轻描淡写的勾勒，却引来争议声无数，更有知青后代在凤凰网论坛发表声讨帖“阎连科为何要妖魔化知青？！”，众多知青及其后代参与讨论，指责阎连科曲解历史，愤愤之情溢于言表；不过其中也不乏网友认为，这些描述不同于以往知青口中的自述，而是以一个普通农民的角度出发，刻画的相对比较客观.

遭遇强拆

2011年11月30日，作家阎连科在微博发出“一封告急信”，讲述自己所在小区当天开始正式被强拆。微博一出，网友围观。

阎连科说，2011年7月，他正式接到通知说因北京万寿路道路南延工程，包括他在内的39户人家被要求拆迁。居民们一开始积极配合该工程。

2011年8月，拆迁办把按户赔偿的标准改为160万，阎连科为此“三问”拆迁方：“我作为被强拆的一户公民，想要看到这条公路上扩展工程的有关文件，想知道修路在小区内到底征了多少地，有多少户人家真正应该拆迁？二是希望知道有关赔偿规定和标准；三是为什么每户人家都是160万，而不是以面积定价？”他说自己得到的答复是“上边定的”和“保密”等，期间居民多次到市里和区里反映情况，请律师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无果。

阎连科说，他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这件事情可以在理性、人道的轨道上大致依法，早日结束。”他希望通过这件事情，少一些荒谬的拆迁恶剧，多一些“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的知情权、安全感和幸福感，让这样的寒心事件少一些，再少一些。

创作特点

重返乡土家园阎连科作一个为土生土长的乡土农民作家，对于土地资源输出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人们生活的贫困和命运的不可掌控有着最为深切的体会，因此，如何逃离土地成为了贯穿阎连科长篇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显然不仅与阎连科的农民出身和童年记忆相互关联，也与改革开放经济潮流的迅猛发展与西方文明的涌入密切相关，阎连科曾说到写作是为了逃离土地。因此“向城而生”成为了阎连科小说里耙耧山民的价值判断与人生选择，为了摆脱贫困而纷纷涌向城市。然而在经历了城市生活的种种洗礼之后，逃离故土的失望和伤痛以及为此付出的惨痛代价使得这种逃离都以绝望和迷茫而告终，于是“重返乡土家园”成为了逃离之子命运中注定的归宿。苦难主题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从《情感狱》到《日熄》始终以多灾多难的“耙耧山脉”作为叙述背景，在阎连科的笔下，“粑耧山脉”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环境贫瘠又偏僻，现实的秩序腐朽又粗鄙以及传统的伦理道德积厚而又充满沉郁的僵固状态，在这里天灾与人祸从未停止，无论是漫长的大机馑时期，还是面对无法治愈的疾病和无法抗争的权力，耙耧山民始终经受着身体和精神苦难的双重压抑和折磨。阎连科长篇乡土小说对于苦难的书写，是从个人奋斗无望的苦难到整个村庄所面临的求生求富而不得的苦难史。这种苦难直接与粑耧山脉中每个人的生命相连，因此，摆脱苦难就是求得生存，就是远离死亡，这种用生命作为代价的求生进一步深化了阎连科笔下苦难主题的现实意义。死亡主题阎连科小说中的死亡主题可以从历史境遇中的死亡惨象与现实维度中的死亡群像两个方面进行关照。首先，阎连科在死亡的叙述中常常以历史事件作为写作背景，在重新映照历史真实的同时，达到一种极致化的死亡叙写，进而展现作者对于历史现实与生命原初意义的思考和审视。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中最为典型的是对大饥荒和的书写，历史的灾难对于原本就苦难不堪的耙耧山民来说是一种更为致命的存在。同时，作者也常常把人物的死亡归咎于诸如疾病、梦游、权力等现实中的因素，这些导致死亡的现实因素又被作者以寓言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人物的死亡又多表现为一种“非正常的死亡” 。抗争主题阎连科小说中呈现出的对于绝望的抗争精神。首先，阎连科笔下的耙耧山民生来就面临着疾病、死亡、苦难以及权力摧残之下的种种悲剧命运，面临种种宿命式的不可抗拒的灾难，耙耧山民虽然常常表现出一种认识上的无知，但是他们又从未放弃对于健康、生存、富裕的本能渴望，因此，不懈的抗争成为了人们不断寻找希望的动力，无论是面对缠绕身体的种种疾病，还是艰苦的饥荒岁月，亦或是疯狂的权力压榨，耙耧山民都表现出了自己顽强坚韧的生命力和求生的欲望。其次，在阎连科的写作中，始终隐含着以城市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和乡土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峙。而阎连科对于现代文明进程的焦灼和抗争就是在这种对峙中呈现出来的。

人物访谈

【上榜作家】阎连科，2009第四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2013年度英国曼布克奖入围作家，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得主，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代表作有《日光流年》、《受活》、《风雅颂》、《炸裂志》等。吴怀尧对话阎连科【访谈主持】吴怀尧，中国作家富豪榜品牌创始人，星榜文化传媒董事长。1984年生于湖北红安，师从现代汉语词典。17岁高二退学到北京做编辑；21岁进入知名媒体担任深度报道记者；22岁首创中国作家富豪榜引发空前轰动效应，让华语文学一夜之间举世瞩目。中国作家富豪榜已发展成公认的文化界奥斯卡，是全民阅读的超级符号和重要推动力量。中国著名作家阎连科获得2014年度卡夫卡文学奖，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得该奖项，也使阎连科成为继村上春树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作家。阎连科把“卡夫卡”带到了中国，让文学爱好者将目光再次投射到这位中原大地的汉子身上。很多人对他的作品和写作态度略知一二，但阎连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环境影响了他的写作风格，他的人生路，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值得关注？作家榜为你一一解答。初涉写作“熬更守夜，母亲从来没说我浪费油” 吴怀尧：你出生在河南嵩县田湖镇，这些年你的写作在形式和内容上屡有创新，但写来写去都是围绕那小片土地。看得出，尽管你在京城生活了十余年，但对故土却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你的写作中，故乡占什么样的地位？你最初是如何与文学结缘并且开始创作的？当时家里支持你吗？阎连科：30多年前，在我老家那块偏穷之地，读书有些荒诞、奢侈和异类。因为我大姐常年有病卧床，不能下地劳动，不能到校读书，为了消磨时光，她的床头就总有小说压在枕下。她那块被窗光和油灯照着的床头，就成了我最早的书架和书库。《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春之歌》《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经典，那个年代能够在乡村出现的书籍，都会神奇地出现在她的床头，都会被我一页页翻阅，当然还有《西游记》《三国演义》这类古典文学。这是我阅读的开始，每每回忆起来，都备感温馨。比如《红楼梦》，看到黛玉葬花、黛玉之死，我也会黯然伤神；看到贾宝玉出走，我会觉得活着真没意思。我最初开始写作，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读到了张抗抗的《分界线》，这是对我影响最大的小说。张抗抗凭这篇小说从北大荒被调到了哈尔滨，这对我是一个刺激和启发。当时，逃离土地的愿望是支持我奋斗的动力。我白天劳动，晚上在煤油灯下写作。父母完全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害怕我得了神经病，但又觉得这件事可能与众不同。从小我们家里晚上八九点钟母亲是要催着熄灯的，怕费油。家里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我写到深夜，母亲从来没说过我浪费油。吴怀尧：刚才还提到贾宝玉，你看《红楼梦》时多大？当时的情景还记得吗？阎连科：初中二年级吧，应该是十五六岁。那个时候，《红楼梦》书店是没有的。我的同学的哥哥是飞行员，他往家里寄了一套《红楼梦》，我非常想看。有一天，我的同学神秘兮兮地从书包里摸出一本书给我，我一看是《红楼梦》，脸都吓白了。偷偷跑到厕所再看，书的封底上写着“供内部参考”五个字，那时的激动和心跳无法形容。吴怀尧：你上学的时候成绩怎么样？听说你也参加过高考，但是不幸落榜？阎连科：刚开始很差，小学一年级考试，我的语文和数学分别是61分和62分，勉强升级。读二年级时突然好起来，这要感谢我的同桌。她长得特别漂亮，学习也好，经常考90多分，让我心动不已，导致不自觉的努力，期中考试的时候，她94分，我93分，一分之差，只要再努力就可以赶超。念到高中时，家里实在供不起，我有个叔叔在新乡水泥场当工人，就介绍我去做工。那时我十七八岁，每天干8个小时，拉板车、运矿石，挣一块六毛钱，想再干8小时就得托关系找后门。叔叔给工头送个烟啊，请他们吃个饭啊，好让我每天干16个小时。有一天，家里突然来电报，只有两个字：速回。当时我父亲身体不好，姐姐也卧病在床，我非常紧张，不知道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匆匆提着行李就回家去了，结果是高考恢复了，父亲让我去参考。我想这哪能考上啊，父亲说你初中时学习很好，考吧，即便考不上，回来当个村干部也行。我复习了四五天，就走进考场。考完了，在家里天天等通知，等了一个月，盼啊盼啊，结果那年全县没一个考上的。吴怀尧：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集体落榜？阎连科：这个说起来也非常荒唐。那时候出的题目偏于初中，高中的有一部分，我在学校学习还可以，如果填一般的大学有可能被录取，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填志愿，我们的一个老师还说，你们可以报河南大学或者北京大学，报哪儿都行。这导致我们全部考生都写了北大，结果就是你说的集体落榜。这就是命运，对于作家来说，其实，命运是真正的写作，如果那时我考上了大学，不要说大学，就是中专、大专，我就不知道我会干什么了。很感谢，命运没有让我考上大学。携笔从戎 “我在部队唯一的优势就是写作” 吴怀尧：大学梦破灭，打工又很辛苦，所以你选择当兵？阎连科：对。1978年底，我报名参军。当时我的户口簿上的出生日期还是空白。我究竟是哪一年出生的，父母也记不清，回想之下，断定我生在1958年，因为那年粮食大丰收，红薯多得吃不完。母亲说生我时天气特别热，我们大队会计就说那就8月吧。就这样，大队会计就“确定”我为1958年8月24日出生了。早知这样，让大队会计添个1960年，那我就是六十年代了，多牛呀，我就变成六十年代的作家。吴怀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到部队后不久你就开始发表作品，说说其中的机缘吧。阎连科：到了新兵连，连长让大家把各自的名字写在黑板上相互认识认识，看到我的字写得不错，他就让我去出黑板报。我们的教导员叫张英培，爱写古体诗，他看到我在黑板报上写的顺口溜诗歌，就把我叫去，问我是不是爱写诗歌，我说我爱写小说。他很惊讶，问小说在哪儿呢？我就赶快通知哥哥把那个在老家日夜写作的长篇寄过来。不料，哥哥来信说，母亲在家里烧火做饭，把那东西烧掉了，就剩了中间一部分。这一部分，哥哥给寄了过来，我就没头没尾地拿给教导员看。教导员觉得字数挺多，就把我调到营里当通讯员。那一年，第一次发小说是《天麻的故事》，发在报纸上，大半版，震惊全团。那时候我目标很明确，当了兵就要提干，一定要留在部队，脱离土地，而我在部队唯一的优势就是写作。1979年，武汉办了个文学创作学习班，教导员推荐我去。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小说还分为长篇、中篇、短篇，第一次知道有两份杂志叫《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吴怀尧：后来如愿提干了吗？阎连科：那时干部特别多。接着就有文件，说要重视文化，不再从战士中直接提干，提干必须通过考军事院校。而考军校，年龄又不能超过20岁。我当兵时就已经是20岁了。因此，提干梦破灭，我就想回家。村长告诉我父亲，我回去可以当支部书记。这样，当了三年兵，我领了117元退伍费，两个月的粮票，给自己和父母买了衣服，全副武装就准备回家了。已经上了火车，我们团长突然又开了一辆北京吉普，疯了一样开过来大喊：“阎连科在哪个车厢？”见了我，团长告诉我，武汉军区参加全军战士业余演出队汇演拿了第一名，其中有个独幕剧是我写的，为此上级给武汉军区分了20多个提干指标，这其中就有一个搞创作的指标落到了我头上。在火车启动前，团长对我说，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回家，一个星期不回来，就证明你放弃了提干。回来，就是同意。回去后，家里人特别高兴，等我把情况说明，大家又很犹豫。在县城邮电局工作的哥哥知道了这事，下班后连夜跑了六十里路回来，说“一定要让连科回部队，他爱写东西，回家里一点用都没有，家里有多少的困难我来支持。”由于哥哥做工作，于是，家里卖了头猪，让我还退伍费，我就拿着钱和粮票又回到部队。此后不久参加了一个文化骨干培训班，半年后，也就提干了。吴怀尧：我看过你的一篇文章，在部队，你还干过图书管理员？阎连科：对，在我当兵的第二年，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师部的图书馆，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那是1980年，全国人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读小说和写小说。我每天把自己反锁在用小礼堂改建的图书馆里，把巨大的黑布窗帘拉开一扇两扇，冬天让温暖的阳光透进来，夏天让凉爽的窗风吹进来，躺在用阅读桌拼起来的平台上，读托尔斯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屠格涅夫。对图书馆中18——19世纪的长篇一一过目，爱不释手。俄罗斯文学，我视为世界文学中最神圣的殿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描写大自然风光的段落，如批阅文件样，我整段整段地用笔划出波纹的曲线，并把那些我喜欢的段落抄写在一个红皮本子上。现在回忆起来，在图书馆做管理员那三年时光，有两件事情让我既感安慰又感后悔：一是引导我最初阅读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50年代的那些小说，如北方人爱吃面食，促使我胃口大开，狼吞虎咽。这就养坏了我有些粗糙的口味，乃至后来读到20世纪的经典著作，如《变形记》《城堡》等，使我压根无法顺畅地阅读下去，更不要说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和心灵相通那样的高深之道。就是到了90年代初，我对《喧哗与骚动》和《百年孤独》这些小说，也还仿佛北京人并不欣赏南方菜一样，总怀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和排挤。吴怀尧：1989年，你已经31岁了，怎么想到去解放军艺术学院念书呢？阎连科：1985年我就发表过两个中篇小说，那时候发表小说跟现在不一样，能迅速在部队成为苗子，不断参加部队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当时我还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但是和别人对比后，发现差别太大，就上学去了。吴怀尧：1989年到1991年，这期间你收获很大吧？写作情况怎么样？阎连科：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进一步成名成家，看到莫言红得发紫，心里很激动，成名欲和发表欲望更强，这就是大家说的我写作上的“中篇不过周，短篇不过夜”。当时，确实写得非常多，发表也很畅快。但写着写着，身体不行了，再也无法如以前那样拼命写作了，就落下这些毛病来。成名态度 “我难成为一个好编剧，我不改电视剧” 吴怀尧：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你会反复推敲小说的开头吗？阎连科：只要开了头，没有写不下去的时候。经常看我的小说的读者，可能会觉得第一句话非常平淡，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恰恰这句话会想很久，它是一个线索，透露出整个小说的情感基调和语言基调。吴怀尧：你不只一次表示，写作对你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除了故事本身给你带来痛苦，还和你的身体状态有很大关系吧？听说你有腰椎和颈椎病，是写作造成的吗？我知道你创作是手写，你是如何克服身体带来的不适？你现在的生活规律怎么样？阎连科：因为少年时的强度劳动，加上后来长期伏案写作，使我的腰椎和颈椎都有病。早些年，写东西的时候，不是爬在床上，就是用一个特制的写作架和写作椅，或者腰上绑上一个用钢板造的宽大腰带进行写作。不能在桌前写，就趴在床上写，结果又引发颈椎疼痛，最后只好到有生产残疾人设备的机械厂定了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现在，身体好多了，已经可以每天坐下写作两个小时，也可以一口气坚持十天左右。但是，写作长篇，还是每年都会犯病。写长篇太耗神，这样就只好一边写作一边看病，很烦恼，这也是写作让我痛苦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不写的话，有时会更痛苦。我的生活其实非常有规律，每天上午八点坐下来开始写，写到十点半，差不多能写两千多字。但就是这样的效率我也坚持不了十天以上，到时候就会筋疲力尽，浑身不舒服。基本上，我上午要是不写完就不出门。下午不写，就出去见见朋友，聊聊天吃吃饭。走在小区的时候，看见那些绿色的树枝，心里会很畅快，有时还会垫起脚尖，去够一够。吴怀尧：在你的同辈作家中，相比苏童、刘恒、王朔、北村、刘震云、王海鸰等作家的小说影视改编密度，你的作品很少被改编成影视，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遗憾吗？阎连科：关于改编，我没有任何遗憾。这恰恰说明了你的某种鲜明的写作个性。说明你的作品根本不适宜改编。不是说不适宜改编就是好作品，而是说，不适宜改编，也是作家写作的个性之一。吴怀尧：有一种观点，剧本不是文学，由于对创作的限制太多，作家一旦写了剧本也就丧失了对文学的崇敬和起码的尊严。我知道你也做过编剧，写过一些电视剧，能谈谈你做编剧的体会吗？如果有机会，你会不会做自己作品的编剧？阎连科：做编剧的体会，就是写电视剧比小说稿费高。我做编剧，说心里话，就是为了挣钱，弥补一下写小说稿费不足的生活之缺。如果小说的稿费可以填补我家的生活所需，我不会去做电视剧的编剧。因为电视剧不需要有文学，只需要有娱乐，这是我最讨厌的。同时，写电视剧久了，确实就有可能写不好小说，这是我必须警惕的。仅从挣钱这个角度讲，我就不是一个好编剧，也难成为一个好编剧。对于改编自己的作品，改电视剧我不会参加。如果改电影，如果是在我写小说的空档，也许，有机会我会试试。吴怀尧：你是中国作家富豪榜的上榜作家，我想听听你对文学与金钱的关系怎么看？阎连科：先说一个问题，作家在写作上不是应该回归平民，应该就是平民。这一点，我想在我的写作上必须牢牢记住。关于文学与钱的关系，谁都没有权力指责那些以文学挣钱的作者，以文学占领市场的作者。人首先是要活着，其次是要尽可能地活好。我们可以写电视剧挣钱，人家为什么不可以写小说挣钱？我的意思是，我只管自己写怎样的小说，并不管别人写怎样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