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

联合创作 · 2023-12-27 07:31

大事年表

1901年11月8日,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1917年,因贫困失学,当过杂货店学徒。1919年春,考入山西国民师范速成班。1921年,毕业后曾在阳曲县和五台县河边村任小学教员,均因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反封建思想,被校方辞退。9月,被编入孙中山卫队前往韶关参加北伐誓师。1924年4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排长。1925年春,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到国民军第二军第6混成旅任教官、参谋、团副等职。1926年11月,到武汉后,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曾率学生队参加攻打叛军夏斗寅部,后被派往张发奎部任司令部参谋。1927年后,历任工人赤卫队第6联队队长,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师第10团党代表,4师参谋长、师长等职。1929年6月,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派往鄂东北,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第31师副师长,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1930年春,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1931年初,第一军与第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等指挥部队连续挫败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第一、第二次“围剿”。7月,任第四军军长。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四军军长。组织指挥了一系列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10月,由于敌人强大和张国焘战略指导的错误,鄂豫皖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被迫撤出鄂豫皖苏区,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指挥所部参加抗击国民党军20多万人的川陕苏区反“六路围攻”。1934年2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6月,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被任命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曾获金质红星奖章。1936年7月,第四方面军与第二方面军会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8月,再次率军北上,指挥了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会宁会师后,中央军委指示,第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奉军委命令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西路军总指挥。抗日战争爆发后,出席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7年8月,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1938年4月,率第129师和第115师各一部进入河北省南部,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1939年6月到山东,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1942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后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代理校长。1945年,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48年3~5月,指挥临汾战役,以大部分新组建之部队,攻克设防坚固的临汾城。6~7月,指挥晋中战役,以6万兵力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解放县城14座。1948年10月到1949年4月初,带病组织指挥太原战役,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书记。1949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198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参与领导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建设。1966~1976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8~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83年6月~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1990年9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人物生平

黄埔军校时期

1924年,在黑暗中求索的徐向前终于探出一条光明的大道来——成为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的第一批优秀学

生,在革命征程上迈出了第一步。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期,徐向前接受了正规军事训练。按学程规定,一个月入伍教育,六个月正式教育,七个月后毕业。课程按典范论、各种条令外还有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和交通通信五大教程。七个月的学习,为徐向前后来在海陆丰、鄂豫皖、川陕以及以后战争中发挥军事才能打下了坚实基础。

黄埔军校开学不久,徐向前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毕业留校期间,他和同学们一道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在东征中,徐向前第一次率兵作战,看到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献身精神以及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支援东征军的革命盛况,使他深受鼓舞。

1925年,徐向前告别了黄埔军校,开始了他新的军旅生涯。7月,他和白龙亭、赵荣忠、孔少林等来到了驻河南安阳的国民革命军第2军第6混成旅。在这支军队里,他目睹了军阀贪污、吃空名额、军纪败坏的情况,感到非常失望。

1926年,他追随着广州国民革命军来到武汉。他从汉口走到武昌,看到标语满目、歌声震天,好一派革命的景象,又重新点燃了他内心革命的火焰。在这里,他担任了学兵团的一名指导员,不久又被任命为武汉军校总队政治大队第一队少校队长。他常常利用工作之余与活跃份子聚在一起,谈理想,谈志向,谈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区别等。他先后阅读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还有瞿秋白、鲁迅的文章。徐向前从读书、交谈和争论中,思想发生了飞跃,他终于认识到:三民主义救不了中国,国民党多是一些官僚政客,昏庸无能,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共产主义才适合中国的国情。

1927年3月,在国共合作面临分裂的严重关头,徐向前选定了自己的奋斗方向,由樊炳星、杨得魁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9年6月,徐向前受党中央派遣,到鄂东北任红一军31师副师长。红31师辖四个大队,300来人,干部大多数是青年农民。领导这

样一个部队,徐向前很注意发挥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徐向前很快受到指战员的爱戴。

徐向前刚到任不久,就遇上了敌人的三次围剿。他总结了东江游击战的经验,率领这支弱小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使“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相继被粉碎,红31师在一次次战斗中得到锻炼,逐渐成长壮大起来。通过三次反围剿,基本上奠定了他的游击战术。

1929年11月,在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会上,徐向前总结了海陆丰武装斗争失败的教训和鄂豫边斗争的经验,和戴克敏、曹学楷等同志一道提出了《中共鄂豫边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案》。决议案规定了建军和集中作战、分散游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等七项游击战术原则,对鄂豫边红军的发展壮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0年春,徐向前升任红1军副军长兼红1师师长,他抓住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的有利时机,率红1师三次出击平汉路,连克云梦、光山、罗田等县城,取得了三战三捷三扩编的重大胜利。徐向前的威名从此在红军内部和敌人当中广泛传开。当地群众曾编了歌谣,庆祝这些胜利:“平汉游击五十天,三战三捷三扩编,红军声势震武汉,革命烽火遍地燃。”

1931年初,红1军与红15军合编组成红4军,徐向前任军参谋长,协助军长旷继勋指挥部队接连挫败国民党军对苏区进行的第一、第二次“围剿”,7月任红四军军长。接着,徐向前与军政委曾中生率部南下,一个月内连克英山、罗田、浠水、广济四城,歼敌七个多团。

1931年8月,蒋介石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周围增兵的同时,又策划对鄂豫皖区发动新的“围剿”。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在这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不顾民族利益,一面继续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一面聚集兵力蓄谋发动武装进攻,围攻革命新区。鄂豫皖人民在日军侵占国土之际,仍然面临着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的“围剿”。

为了统一指挥,加强红军建设,准备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由红1军和红15军组建红四方面军,下辖四个师、12个团,计3万余人。由徐向前担任总指挥兼红4军军长。

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正式成立。那一天,当宣布徐向前任总指挥时,全场掌声雷动,一片欢腾。年仅30岁的徐总指挥,穿着平整的灰布军装,检阅了部队,显得雄壮威武。徐总指挥检阅后发表了简短有力的讲话,指出: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苏区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鄂豫皖苏区人民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四年英勇斗争的胜利成果。他号召全体指战员,要团结一心,戒骄戒躁,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而努力奋斗。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自然也是徐向前革命生涯中的一件大事。从此,他的名字和红四方面军紧密联系在一起。不久,徐向前组织指挥了黄安战役、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潢光战役,歼敌正规军近四十个团,红军发展到4万余人。

鄂豫皖红军力量的大发展,严重威胁敌人的腹心统治地区——武汉、南京等地,引起国民党阵营的极大恐慌。蒋介石于1932年亲自出马,调集二十四个师30余万兵力,部署第四次“围剿”,企图一鼓荡平鄂豫皖根据地。此时,张国焘等人积极推行王明的“左”的路线,拒不采纳徐向前同志关于休整部队、作好反“围剿”准备的建议,而是强令红军南下围攻麻城,进逼武汉。徐向前和红军被张国焘捆住了手脚,不能进行擅长的运动战,而去强行攻坚。这样就使红军陷入被动地位。红四方面军在两个月作战中,行程3000里,几乎无日不战。红军多次陷入险境,徐向前临危不惧,指挥果断,常常使红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1932年寒冬,红四方面军1.4万余人在徐向前总指挥的率领下,渡汉水,攀乌道,越秦岭,战寒风,翻越人迹罕至的大巴山,直下通江县城,开创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2年2月中旬,蒋介石委任川军副军长田颂尧、总指挥孙震纠集三十八个团近6万兵力,分三个纵队,向川陕根据地发动了三路围攻。在作战的第一个月中,红四方面军收缩阵地,国民党军虽占巴中、南江两地,却付出了近8000人伤亡的代价,士气大挫。红四方面军达到了迟滞和消耗敌人的目的。敌人经过一个月的休整、补充,不久又发动全线进攻。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集中兵力,诱敌深入,放弃通江,退到通江以北地区。敌人竟以为红四方面军“溃不成军”,再次展开全线进攻。红四方面军再次完成了收紧阵地的任务。此时,红四方面军集中主力部队,在老林中开辟道路迂回敌之侧后,出其不意,一举在余家湾击溃敌人主力。经过战胜敌人三路围攻的胜利战斗,群众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到处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红军也得到了大大地补充,地方武装也随之建立起来了。

收紧阵地的战法是徐向前的一个创新。它是一种有阵地依托的诱敌深入,是节节抗击的诱敌深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作战方针,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粉碎了敌人三路围剿后,红四方面军在木门召开军事会议,总结了粉碎围攻的经验教训,并提出整编队伍,加强队伍,提高战斗素质,为粉碎敌人的新围攻和发展川陕根据地作好准备。会后,红四方面军扩编为四个军。徐向前任总指挥。

1933年11月至1934年8月底,红四方面军连续发起了三次进攻战役,即仪南战役、营渠战役、宣达战役,又一次粉碎了敌20余万人的六路围攻,取得了歼敌8万余人的辉煌战绩。田颂尧等部受到了沉重打击,川陕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34年,中央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了战略转移。消息传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都深为震动。徐向前纵观全国红军的处境,感到中国革命又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关头。他期望中央红军行动顺利,也为红四方面军的前景担忧。川陕苏区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但经过十个月的战争消耗,徐向前和他指挥的红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兵员、物力、财力短缺,大巴山下到处是荒芜的土地,伤寒、痢疾等疾病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在这样严峻形势下,徐向前果断提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即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以打击胡宗南部为主要任务,夺取甘南成县、康县等地区,将川陕根据地发展为陕川甘根据地。徐向前提出更改战略计划,着眼于: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该部又是蒋介石的“川陕会剿”的嫡系主力部队;甘南等地位于汉水和白龙江流域,人口较多,也较富庶,利于红军摆脱眼前的物资和兵员问题;依托老区,向川陕甘边发展,进退自由,回旋余地大,不致造成后方作战的危险。

于是,红四方面军趁胡宗南部刚入川,立足未稳,先取广昭,发动了广昭战役。同时,红四方面军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的作战,在严重关头,徐向前率部队强渡嘉陵江,冲破了“川陕会剿”的敌军拦截,在川西懋功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两军会师后,徐向前忙于打开北进的通道,这时党内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张国焘不满中央的北进方针,强令四方面军南下。经劝说无效,党中央率红1、3军团单独北进,徐向前不忍目睹四方面军一分为二,遂率右路军随张国焘踏上生死未卜的南下之路。在南下的岁月里,徐向前与朱德等同志同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最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张国焘不得不同意北上。

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合后共同北上。10月9日,徐向前率部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胜利会师。此次会师,标志着胜利结束了长征,在中国革命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为实现打通苏联道路之目的,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徐向前率红军第9军、30军、5军强渡黄河,直取宁夏,后因苏联物援受阻,中央决定放弃取宁夏计划,命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徐向前任总指挥,伺机进取新疆,接应苏联外援。不久,西路军于河西走廊遭反动军阀“马家军”重围,徐向前指挥西路军孤军奋战四个月,终因弹尽粮绝,兵败祁连山下。此次西征是一次无后方依托的孤军征战。徐向前率西路军于河西走廊上上演了一部悲壮之歌。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徐向前为“七七事变”的枪声所震

动。卢沟桥的一声枪响,民族仇恨超越了阶级对立,他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确定的国共合作、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方针,决定放下旧仇,共雪民族之大耻。在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向前任129师副师长。会后,毛泽东对徐向前说:“你是山西人,和阎锡山是同乡,下一步,你和周恩来同志去太原,做做阎锡山的工作。”这样,徐向前随同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来到了太原。徐向前和周恩来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会见各界人士,深入群众,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周恩来领导下,同阎锡山的谈判进展顺利。阎锡山同意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动员会,并答应为八路军建立晋察冀抗日前线提供方便。

从此,徐向前与刘伯承、邓小平一道,大刀阔斧地展开了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取得了显著成绩: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迅速发展了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的领导下,129师先后取得了凤凰山战斗、长生口伏击战、神头岭战斗、反六路围攻、响堂铺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战役的胜利,累计歼敌近7000人。战后,日寇被赶出了晋东南,以太行山区为中心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了。

1938年4月,毛泽东给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发了电报,要他们在河北平原开展游击战争。徐向前接受了任务,告别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挺进冀南,来到了一马平川的河北大平原。徐向前从戎十余载,多在山区转战,对山地的作战指挥可说已驾轻就熟。来到大平原后,没有了大山的依托,游击战争怎么展开是摆在徐向前和战士前面的一个新课题。徐向前并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亲自调查冀南的民情、民俗,找干部、群众谈话,并与宋任穷、刘志坚等领导人研究如何开展平原游击战争问题。最终他与干部的思想不谋而合:人民群众才是最高的山,最大的森林,要坚持抗战,要生存发展,就要依靠人民群众,在平原上造“人山”。徐向前写了《开展河北的游击战争》一文,阐述了建立“人山”的思想。这是一篇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精辟论著,处处闪烁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光辉。它不仅对冀南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也为全党提供了坚持和发展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经验。

徐向前在冀南一年多的时间里,与宋任穷、刘志坚、杨秀峰等同志亲密合作,打开了冀南的抗日局面,妥善处理了许多复杂问题。根据地发展到西起平汉路、东至运河、南起豫北、北至滹沱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人口逾800万。

1939年6月初,徐向前奉命赴山东,任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第1纵队司令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皖北八路军各部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在此期间,他联合抗日民族力量,并与国民党顽固派展开摩擦与反摩擦斗争,广泛建立地方政权,有力地抗击了日寇对山东的新“扫荡”。

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就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内战。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徐向前调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不久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在此期间,他克服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晋冀鲁豫军区兵力不足的困难,一面与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一道组建新的兵团,一面指挥部队参战,借此训练部队作战能力。为更好地完成解放山西的任务,徐向前率部先攻破运城,拔除了阎锡山的晋南屏障。二打素有“卧牛城”之称的临汾。临汾战役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但取得了宝贵的攻城经验。徐向前当时以“伤亡大、胜利大、锻炼大”之语评价临汾战役。第三仗是晋中决战。在此战中,徐向前成功运用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创造了以寡敌众,以少胜多的范例,也是运动战的典范之作。

1949年4月,时任华北野战军第1兵团司令员的徐向前率部向太原发动总攻,此役共消灭敌人13.8万余人,盘踞山西达38年之久的阎锡山政权宣告灭亡。

徐向前从太原走出,又回到太原,为家乡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新中国成立后

建国后,徐向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徐向前深深体会到了中央、毛主席对他的信任和关怀。他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却又被病魔缠身,不能赴命,心急如焚。此后,他带着疾病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道,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斗争岁月。

1954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

1955年,他被授予元帅军衔。

1967年1月24日夜,毛家湾的林彪住宅突然来了位闯入者。林彪虽然不高兴,但一看是徐向前来了,就以元帅见元帅的礼节欢迎徐向前。徐向前元帅说了军政机关被造反派冲击的事,请做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的林彪来制止这类事。林彪也怕军队太乱没法向毛主席交代,就商量制订《军委八条》,制止造反派的激进行为。毛主席做了部分有益的修改后批准了。

同年2月11日至16日,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陈毅和李先念等老帅老将在中南海怀仁堂当面怒斥林、江反革命集团乱党乱军的做法。徐向前质问道:“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虽然他们的行为被四人帮诬为“二月逆流”,毛主席也很生气,但究竟保护了他们。但是,徐向前仍然两次被抄家。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毛主席说二月逆流是老帅不满林彪发牢骚,等于为徐向前元帅平反。

1979年,徐向前决策了对越自卫反击战。

1988年,他为支持邓小平使干部年轻化的政策,主动辞去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等职。

1990年9月21日凌晨4时21分,徐向前元帅与世长辞。从此,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政治家,军旅中陨落了一颗璀璨的将帅之星。

担任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54年起,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5年起,任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6~1987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参与领导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国防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8~1980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83年6月~1988年4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届(十一中全会补选)、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感情经历

第一次婚姻徐向前的初婚是由父母包办的,新娘叫朱香蝉。  1920年,即徐向前在国民师范上学的第二年,父母考虑他已19岁了,再不定亲,别人要笑话的。于是,就在几起保媒说亲的当中,选中了东冶镇朱家长女朱香蝉。但两家在完婚时间上发生争论,徐父想推迟几年再办,因为家里支付不起娶媳妇的一大笔开支,可是朱家不同意往后推迟。无奈之下,徐家只好依了朱家。在徐向前工作安定之后,1922年,由男女双方长辈商议选好良辰吉日,徐家张灯结彩,为徐向前和朱香蝉举行了热闹的婚礼。  在那个年代,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年轻人,认为子女首要的就是孝为先。于是,徐向前和朱香蝉都顺从父母安排。徐向前虽然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能使他有摆脱父母包办而去自由恋爱的勇气。一字不识的朱香蝉,根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啥,更不会有什么新思想了,她只相信命运会给她安排一切。  婚后的朱香蝉,上对公婆兄嫂,下对小姑,有尊有让,有礼有貌,得到了一家人的喜爱。那时徐向前在河边村任教,每周回家一次。徐母很疼爱媳妇。徐向前不在家时,她就让媳妇回娘家去住,并嘱咐向前:“回来时,别忘了去东冶把她接回来。”徐向前怎么会忘呢,他比母亲更盼望这个时刻。  徐向前在学校教小学六年级,月薪20块白洋,生活较为稳定。乐天安命的徐向前对自己当时的处境较为满意。辛辛苦苦工作一周之后,他便急切地奔向东冶镇。婚后第二年,他们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儿,取名松枝。  徐向前和朱香蝉虽不是自由恋爱成家,但也像千千万万对中国老式夫妻那样,随遇而安,过着夫唱妇随、和睦温馨的家庭生活,并逐渐产生了感情。对徐向前来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婚姻,但失业对生活造成了影响。1924年,由于学校裁员,徐向前只好远离父母和妻子,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走后,朱香蝉生病,徐向前因为学业无法及时赶回,而后朱香婵病逝。第一次婚姻虽然时间不长,但终究给徐向前留下过一段美好回忆。第二次婚姻徐向前和程训宣于1929年底结婚。  1929年6月,徐向前根据党中央安排,从上海来到鄂东北根据地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徐向前新来乍到,人地两生,要取得当地干部和群众的信任不那么容易。此外,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在徐向前来之前的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为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鄂豫边特委对他不幸牺牲的消息暂时保密。徐向前名义上是副职,实际上要担负起全师的军事领导工作,这更增添了他开展工作的难度。  徐向前不愧是一位优秀的军事指挥员,很注意发挥当地土生土长的“大老粗”的长处,从行军打仗、日常生活到军民关系,处处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打起仗来身先士卒。打了胜仗,从不居功自恃,战斗中有缺点和失误,主动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这样,徐向前很快站住了脚,赢得了指战员的爱戴和信任。  徐向前到达鄂豫边不久,就遭遇了“罗李会剿”、“鄂豫会剿”、“徐夏会剿”。徐向前总结了东江游击战争的经验,率领队伍同敌人周旋,避强击弱,避实击虚,多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让部队在实践中逐步得到锻炼。从6月到11月,3次“会剿”相继被粉碎。但徐向前在一次战斗中,跳崖时将腿摔伤。参谋长曹学楷和三队队长倪志高知道徐向前丧偶多年,眼前身体又不好,需要人照顾,就主动替他和程训宣牵线搭桥,撮合一桩好姻缘。  程训宣1911年出生在黄安县一个贫农家庭。她家姐弟5个,除姐姐幼年夭折外,都参加了革命。1928年,吴光浩率红三十一师回黄麻老区活动,程训宣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投入革命队伍,从事妇女工作。她为人正派、工作积极,对党忠诚,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照顾徐向前的身体和生活,相识不久,他们就闪电般地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这一年徐向前28岁,程训宣18岁。  婚后,徐向前的腿伤很快痊愈,又回到前线指挥战斗。程训宣继续在后方从事地方妇女工作。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时,升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在七里坪一带指挥作战,战局很紧张。徐向前惦念年轻的妻子,又无法回家探望,就让警卫员把袜子送去,借此互报平安。没想到,警卫员带回消息:程训宣被抓走了。徐向前得知后非常生气。当时正是张国焘肆意进行“大肃反”最残酷的时期。在近3个月的“肃反”中,张国焘搞掉了2500名连以上的红军指挥员,百分之六七十的团以上干部惨遭逮捕或杀害,这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程训宣被抓走后命运如何,徐向前无权过问,也不便过问。大敌当前,他只好和广大指战员一样,以大局为重,听候组织审查,全身心投入到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中。  后来,部队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徐向前一直很惦记妻子,到处托人打听消息,但音讯全无。1937年到延安后,他才听说妻子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    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一个姑娘为了他而惨遭杀害,他却连替她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此后十余年,他一直不愿再娶,既是因为他怀念程训宣,心中的隐痛难以消除,也是因为他提着脑袋干革命,不愿再拖累他人。第三次婚姻从1927年参加革命,到八年抗战,由于长期战斗在第一线,多次负伤,徐向前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945年4月,徐向前再次积劳成疾,因患肋膜炎,住进延安柳树店和平医院治疗,直到当年冬天才出院,但身体仍很衰弱。就在这时,他遇见了他在武汉军校任教时女生队的学员黄杰。           黄杰,湖北江陵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松滋县第一任县委书记,组织领导过九岭岗暴动,后长期在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工作。1946年5月,任延安第二保育院院长。  1946年的“五四”青年节,在这初春的季节,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徐向前和黄杰结为夫妻。1947年2月,黄杰在山西长治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徐鲁溪。后来他们又有了一儿一女:徐小岩和徐小涛。  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日子,一对革命伴侣苦尽甘来,终于能相安一隅,拥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此时,徐向前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杰在国务院纺织工业部主管人事工作。 此时的徐向前和黄杰这对革命夫妻,一方面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忘我工作,一方面尽情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但徐向前万万没有想到,程训宣被害35年之后,相似的命运又险些落在他的老伴黄杰身上。  1968年10月,徐向前被斥为“二月逆流”打入另册。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九天,突然发来会议“简报”。在第一期“简报”上,有人竟编造谎言,说黄杰是“叛徒”。  历史悲剧的重演真叫这位领兵的老帅哭笑不得。徐向前一生讲求实际,他依然坚信:真理不能说成谬误,红的不能变成黑的。他默默不语,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在这股汹涌浊浪冲击之下,徐向前办公室的党支部曾写报告,请示批判徐向前和黄杰。周恩来总理看到报告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并当即转呈毛泽东主席。1969年1月3日,毛泽东亲笔作了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和他们搞好关系。”关键时刻,毛主席保护了徐向前和黄杰,避免了悲剧的发生。可是,林彪却在毛泽东批示的一旁别有用心地加批:“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制造新的障碍。”  1969年10月,徐向前被“疏散”到河南开封,过着半囚禁式的生活,老伴黄杰被留在纺织工业部接受“审查”,与徐向前数年无法一见,望眼欲穿空添相思。孩子受他的牵连,也遭厄运:女儿徐鲁溪在大学里被打成“五·一六”分子,送往五七干校;小女儿徐小涛才18岁,想当兵没单位接收,去建设兵团也不要,后来走了“后门”,才当上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军垦战士;儿子徐小岩算是最好的,在远方部队服役。年迈而孤独的徐向前,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生活也没有一丝乐趣。他心中牵挂着妻子和儿女,却无能为力。1971年4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几位老帅才陆续由外地被接回北京。两人相伴直至1990年徐向前去世。

家庭成员

儿子:徐小岩,中将军衔,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和加拿大新斯克舍技术大学,曾任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2005年7月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2006年1月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大女儿:徐松枝(又名徐志明),曾任解放军某医院医生,已退休。二女儿:徐鲁溪,计算机专家,建国后到中科院物理所读研究生,原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后创办北京佳威颐信息系统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小女儿:徐小涛,毕业于北京医学院,曾任解放军304医院小儿科、实验室医生。1993年随丈夫到美国,从事会计工作。

人物轶事

生活中的徐向前心灵手巧、爱好广泛,通摄影、喜戏曲、会乐器、能缝补、善手工、爱读书、好书法。徐向前平常话不多,生活简朴,不讲究吃穿,一生说山西话,爱吃山西饭,平生没有官气,给人的印象比较“土气”,人称“布衣元帅”。徐向前少言寡语,看似木讷,但却是一个很有情趣的人。徐向前爱养动物。长征时,年轻的徐向前骑马挎枪,威风凛凛,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的马背上还有一只猴子。这只猴子在长征中陪他走了很久,也给战士们增添了不少的乐趣。徐向前喜欢听和唱晋剧、粤剧、河北梆子,与粤剧名家红线女和晋剧须生果子红是朋友。自己还会弹扬琴、拉二胡,对摄影艺术也很在行,不仅自己拍摄照片,而且自己还动手布置暗房,配显影液、定影液,很多早期珍贵的照片,都是他自己拍摄、放大、洗印的。徐向前手巧,战争年代他曾自己缝补衣服,还会织毛衣,自己动手织了件毛背心,而且一穿就是30年,最后成了徐家压箱底的宝物。他去世后,这件毛背心才捐给了博物馆。

人物评价

徐向前同志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的信念,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百折不挠,义无反顾,鞠躬尽瘁。他坚持马克思主义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好学不倦,实事求是,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政治远见。他襟怀宽广,光明磊落,顾全大局,维护团结,严守党的纪律,是党性坚强的模范。他谦虚谨慎,联系群众,作风民主。他心里总是装着人民群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严格教育子女。徐向前同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深受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敬。徐向前同志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着党、国家和军队的建设事业,希望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奋斗,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他表示,身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博大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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