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三

人物生平

1940年4月，转入重庆北碚，协助黄国璋先生筹建中国第一个地理研究机构，并于9月正式成立中国地理研究所。周立三负责人生地理组资料室工作。1943年，在侯学焘、陈泗桥等人的配合下，负责《四川经济地图集》的编制工作。表明周立三是中国经济地图编制的先驱者。1944年，参加国父实业计划“西北科学考察团”，为建国后组织新疆综合考察打下了良好基础，并发表了多篇论文。1946年，到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研究进修。1947年，回国，在中国地理研究所晋升为研究员。1949年，解放前夕，中国地理研究所部分人员搬迁广州，留下一批科研骨干成立由周立三负责的南京留守工作站，周立三与当时地下党员施雅风领导了“反搬迁搞应变”斗争，成功地抵抗了国民党当局欲将该所全部迁往广州和台湾的图谋，为保存新中国地理研究机构和骨干力量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49年11月，周立三与吴传钧、高泳源等合作编辑的《苏联新图志》由上海亚光与地学社出版。1950年6月下旬，中科院地理所筹委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决定分为地理、地图和大地测量三个组，第一组普通地理由周立三主持。筹委会主任竺老在北京，副主任黄秉维仍在上海华东工业部任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1950年10月30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2年10月12日，竺可桢召开地理学第一次代表大会筹备会议，决定由孙敬之、周立三、施雅风负责筹备工作。1953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成立，黄秉维任所长，周立三任副所长、研究员。主要作了以下几项工作：主持完成“中国农业区划的初步意见”，将全国划分为6个农业地带（即中南、华中、华北、东北、西部和海洋）以及16个农业区；主编完成《甘青农牧交错地区农业区划研究》；主持新疆综合考察队并担任队长考察历时5年，取得丰硕成果，为新疆维资源开发和经济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58年，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迁北京，留下部分科技人员组建成“中科院南京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1959年6月20日，经国家科委批准，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7月9日，任命周立三为副所长、任美锷兼所长。1964年11月，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1978年2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期间主要发表“论省级农业区划的几个问题”、主持编制《江苏省农业地图集》等专著。1978年3月，正式恢复所长、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1980年7月，被接纳为中共党员；11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0－1981年，两次被评为“江苏省劳动模范”。1983年9月，担任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科学顾问组副组长。主要再次主持江苏省农业区划（修编）历时2年，获1985年“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一等奖”。1984年3月，担任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名誉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所学位委员会主任等职务。主要成就：主编完成《关于新疆维农业发展若干建议》一书、主持国家农业地图集，任编委会副主任，历时4年，至1988年，主编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地图集》并于1989年，获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199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86年3月，获竺可桢野外科学工作奖。1988年3月，被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7年，领衔承担了国情分析研究。1989年10月，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发表了第1号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并获得了院长基金特别支持项目。1991年，出席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92年12月，主持发表第2号国情报告《开源与节约——中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潜力与对策》。1994年，发表的《城市与乡村——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1995年，发表第4号国情报告《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1996年1月，参加了地学部由部分院士组成的红壤地区考察团，这是他最后一次科学考察活动。1998年5月27日，逝世于南京。

科学研究

动荡年代

20世纪30年代初，周先生以优异成绩被浙江省教育厅选拔保送广东中山大学官费“留学”。在当时与周廷儒、楼桐茂先生一道号称“浙江三剑客”。在中山大学受到德国客座教授费师孟等的熏陶，嗣后又公派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深造，打下了全面的地理科

学的功底。1943年回国。 几经辗转，周立三来到重庆，于1940年进入中国地理研究所工作，在当时，这是中国惟一的地理研究机构。他利用一切条件和机会对地理学进行探索，并以所在地四川省为研究对象，和另两位助手搜集、整理四川省的自然、经济与社会资料，进行四川省经济地图集的编纂。那个时期的统计资料不全，调查工作不易，经费又十分有限，进行这项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经过认真地研究，细致地分析，他终于完成了这本图集的编绘和印刷。限于抗战时期的艰苦条件，这本图集的印刷质量不算高，但这是中国第一本分省的经济地图集，积累了可贵的科学资料，在学术上的综合观点和研究上的求实精神至今也是值得学习的。

地理学家都酷爱野外考察，从大量自然和人文现象中探求未知。周立三先生一贯有强烈的野外工作兴趣。1944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被派到西北科学考察团，前往新疆考察。当时的新疆，经济文化落后，交通不便，还受到军阀盛世才的监视，考察工作是相当艰难的。但是，周先生怀着浓厚的兴趣，从准噶尔盆地穿过天山直到塔里木盆地北麓的阿克苏作了长达数千公里的线路考察，使他对新疆的资源、经济、民族和社会有了深刻的印象。从此，周立三先生和新疆结下了不解之缘，建国以来多次到新疆，为开发新疆投入了大量的劳动。

开发新疆

解放后， 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制定规划迫切要求进行地理学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研究。周立三先生深感这种需要，他积极倡议并组织多学科的新

疆综合考察队，这项工作得到科学院竺可桢副院长的热情支持。新疆队成立后，从1956—1960年连续五年对新疆的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着重于农林牧业和水利）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考察。周立三先后任副队长、队长，他重视以任务带学科，要求各专业组的活动密切联系新疆的经济建设。每年考察结束后，都要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领导和生产部门汇报工作成果，提出对生产发展的建议。为了征求地方对科学考察的要求，确定若干重大的考察项目并制定好年度计划，周先生还组织先遣力量对下一年的工作地区进行预察，取得很好的效果。新疆队先后重点组织过额尔齐斯河的开发、吐鲁番盆地的综合利用、开都河改道与其对博斯腾湖的影响、塔里木盆地的盐土改良等专项考察，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科学成果。

周立三先生和新疆队的几位领导集中全队力量，综合研究新疆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产合理布局的问题，完成了一份综合性报告和十三个专题研究报告，有针对性地论述了有关农牧业生产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份研究报告可以说是新疆队数年考察的结晶，为新疆的资源开发和生产规划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建议，多年来一直被业务部门作为编制计划的重要根据，受到中央和新疆许多领导部门的好评。其全部考察成果，包括一系列的学科性专著得到全国科学大会的表彰。周先生自己也参加了新疆队的专业考察，他更加重视玛纳斯垦区的粮棉布局、兰新铁路选线、新疆农业区划等有关经济地理的研究，还热心指导青年科技人员的工作与学习。 事隔20年后，到了80年代，中央从战略的高度指出，新疆和整个大西北到下一个世纪要成为中国重要的建设基地。科学院再次组织力量研究新疆的资源开发，仍请周立三先生参加主持这项工作。此时他已是70多岁的高龄，身体也不比当年，但想到国家的需要，毫不犹豫地再次接受任务。近年由他主编完成的“关于新疆农业发展的若干建议”，既看到长远的发展，也顾及当前的问题，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成果。这份报告指出，新疆农业的发展，第一，要重视山地与平原的统一性；第二，生

产建设必须重视生态环境变化所引起的后果；第三，调整经济结构必须重视解决农牧、林牧、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等矛盾；第四，要提高农牧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必须大力提高质量。接着报告就新疆的合理用水，挖掘耕地生产潜力、防治沙漠化、改良利用盐碱土、挖掘畜牧业的潜力与合理利用天然草场，保护与营造森林，重视粮食生产的小区平衡以及建设棉花基地等问题作了专题分析。这项研究报告论点鲜明，论据充分，向新疆和中央有关领导部门汇报后得到很高的评价。

农业研究

中国有自己独特的自然环境，农业生产的地区差异悬殊。但是，长期以来存在着不能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农业生产的问题，在农业上“一刀切”的指挥方法相当普遍。周先生认为，农业的地区差异是客观存在，不同的农业区有大小不同等级的地域系统，农业区划就是依据客观的农业地域、分布规律，从发展生产出发，按地区生产条件与生产特点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去加以科学地分区划片，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合理布局，并阐明各区的发展方向与增产途径，为规划和领导农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这就有助于增强主动性，减少盲目性。因此，周先生把农业区划的研究作为农业地理结合生产实践的首要问题，50年代他就在新疆综考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省区农业区划的理论与方法。初步完成新疆农业区划。

60年代初，针对中国农业生产发展所受到

的严重挫折，周先生和许多科学家联名向国家建议开展农业区划的研究，得到周总理的重视，农业区划被列为当时农业科技发展的第一项任务。周先生刚结束了新疆的考察，便又以全副精力投入到农业区划的实践。他担任了江苏省农业区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组织许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和生产部门，进行了系统的省级农业区划调查，较短时期内就得出一批成果，为调整农业生产布局发挥了作用。江苏省委把区划—规划—样板作为领导农业生产的重要方法，国家科委在无锡召开现场会议推广江苏的区划工作经验。但是十年动乱使这项刚取得成绩的研究中断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如何改善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使农业生态环境好转，如何发挥地区优势，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和布局，这都是发展农业生产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农业区划要研究解决的主要问题。1979年周立三先生应国家农委的要求，参加并主持了中国综合农业区划的工作，密切联系农业发展的问题，论述了全国10个一级区和34个二级区的农业发展方向，并分别就土地资源、农业生产布局、农业技术改造等重大问题进行了专门分析，提出建议。这一研究报告被中央许多部门广泛应用和参考，获得了国家农委的一等奖。周先生作为中国农业区划研究的主要开创者有这样一个特点，即不仅注意理论和方法的探索，更加注意的是服务于生产实践，在这个基础上总结出的理论与方法，还要尽可能为生产计划部门的实际工作者所掌握，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

实践应用

周立三先生把极大的精力用以关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理学问题，

1983年10月，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为了加速太湖流域的规划和整治，组织上海市和苏、浙二省的农、水规划部门和有关科研单位，对太湖水系进行了一次实地踏勘，行程迂回曲折达数千里。周先生参加了全线考察，他发表了关于整治太湖水系的重要见解，指出要加强河湖水网调蓄功能的研究，并且强调基础资料的重要性，对以后承担这一课题的同志作了具体指导。一年后南京地理研究所把初步研究成果向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等部门汇报后，反响很好，确认该项工作为制定新的规划作出了重要贡献。周立三先生认为，地理学是一门区域性和综合性很强的科学，而经济地理学还有更强的实践性，因此，密切和经济建设相结合就

成为他的基本学术思想，即使是理论性的探讨也离不开现实的经济生活。

周立三先生的研究工作和治学精神也是值得学习的。他从自己切身的经历深感地理学要为四化建设服务，就必须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他总强调科研成果是集体的劳动，不要突出个人。在培养青年上他身教重于言教，对下一代寄予很大的希望，他常说要“青出于蓝胜于蓝”，鼓励青年勇于赶超。对于自己，他严于要求，用周先生的话说“在生活上要知足常乐，在业务上要以不知足为常乐”。在祝贺周立三先生从事科学活动半个世纪的时候，南京地理研究所送给他一幅书法，上面所写的诗句：“五十寒暑有晴阴，开发资源费心神，大半生涯遍南北，赤诚之心为人民。”

主要著作

“关于划分中国经济区域的两个原则性问题的思考”，光明日报，1955年。《甘青农牧交错地区农业区划初步研究》（与人合作），科学出版社，195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地理》（与人合作），科学出版社，1963年。《新疆综合考察的方法与经验》（与人合作），科学出版社，1964年。《江苏农业地理》（与人合作），江苏科技出版社，1979年。“应辩证地规划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科学报》，1988年7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地图集》（主编），地图出版社，1989年。《生存与发展》（主持），科学出版社，1989年。《主持发表1－4号国情报告》，1989年—1995年。《中国农业区划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科大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