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利·普吕多姆

人物生平

早年生涯

1839年3月16日，普吕多姆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两岁时父亲去世，这位未来的诗人便与寡居的母亲和一个姐姐一起住在巴黎和巴黎南部的夏特内。据《泰晤士文学副刊》说，他很小时名字前就加上了家人用于他父亲的昵称“苏利”。

普吕多姆以全班数学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准备进入一所理工学院，可是一场结膜炎打碎了他成为机械师的一切希望。他青年时代的另外两个事件使他终身陷于忧伤，一是失恋：他少年时代就爱上的一位表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另一件则是失去信仰。他在里昂同笃信天主教的亲戚生活在一起，经过一段短暂的信仰稳定期之后，他变成了怀疑论者，尽管他很渴望能有信仰。

普吕多姆于1860年转而投身法律并在巴黎一家公证处谋到了职位。他得到了一笔遗产，经济上独立了，便从此离开法律专心从事写作。可两年不到就写起了诗，并在日记中写道，他对学业从他那里夺去的用于艺术的时间感到惋惜。他之所以产生这一新的热忱，原因之一是他加入了一群开始自称为帕那斯派（即高蹈派）的年轻人，这个称呼是为了表明他们同古典主义规范的联系，也表明同在20世纪中已露出过时迹象的浪漫主义的对立。普吕多姆可能在1864年见过这群年轻诗人的领袖德·里斯勒，其时普吕多姆已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诗，即1863年刊于《国内国外评论》上的《艺术》。据他在《私人日记》中说，起初他对自己作品的平庸感到不满，后来便能极好地把握作品形式，并清醒地认识主体内容的启迪。

辉煌时期

1865年，一位朋友资助印行了普吕多姆诗集的第一卷《长短诗集》。这些抒情诗作表现出深思、忧伤的气氛，对人生之短暂的哀伤和快乐进行思考。普吕多姆那首经常入选诗集的诗《破碎的花瓶》即为一个典型例子。该诗将一只表面看来完好无损实际上却有一道几乎看不见的裂隙的花瓶比作因所爱负心而伤悲的心。凑巧，夏特内的一位朋友将《长短诗集》呈送给了伟大的批评家和文学口味规定者查理-奥古斯丁·圣-佩甫，他肯定了这部诗集，这使它一举成名。这位新起的诗人便全力投身于创作。

一年之后，普吕多姆出版了另一部抒情诗集《考验》（1866年），集中包括一些以爱情、怀疑和行动为主题的十四行诗。紧接着又出了一本配画诗集《意大利笔记》（1866年——1868年）和又一册抒情诗《孤独》（1869年），其主题是孤独的个人对爱的欲求。普吕多姆为高蹈派诗人的期刊《当代诗集》写诗，这说明他同高蹈派有联系。《当代诗集》中全是各类主题的用高蹈派工整结构写成的诗歌，三卷《当代诗集》分别于1866年、1871年和1876年出版，而每一卷中均收有普吕多姆的作品。1870年出版的加布里埃·马克的一首诗把普吕多姆列入属于德·里斯勒弟子的17位年轻的高蹈派诗人之中，这证实普吕多姆确是高蹈派成员。

普吕多姆很早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早在1863年，他便在日记中提到与一位中学朋友的一次会面。友人问起他的工作，诗人答道，他正在寻找人的定义；他接着说，一旦找到，就以此为题写诗。他的抒情诗的确具有明显的心理学、哲学和玄学含义。他对卢克莱修很感兴趣，这表明他对寻求意义越来越认真，并在1869年用诗体翻译了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约公元前60年）的第一部，普吕多姆改用了《卢克莱修：物之性》这一标题。

1870年，普吕多姆的生活又一次蒙上了阴影。一月，与他共同生活的叔叔、婶婶和母亲相继去世，使他遭受沉重打击。继而普法战争爆发，艰苦的军旅生活彻底毁掉了他的健康。

普吕多姆的两部主要诗作一出版就大受推崇。两部作品都是关于理想的人类行为的长篇道德讽喻诗。《正义》（1878年）暗示，道德代码可以建筑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之上。《幸福》（1888年）是普吕多姆版的浮士德故事，毫无疑问，作品受这位获奖者年轻时读过的又很崇拜的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剧本的启发。在《幸福》中，中心人物同传统的故事一样，在寻找幸福的秘密，只是原来的次序被颠倒了：普吕多姆的浮士德一开始就有了各种情感，然后再去学习。最终，普吕多姆的浮士德像歌德的主人公一样，在服务中、在改善人类的工作中找到了完美。

晚年生活

晚年的普吕多姆是否还应该被称为高蹈派诗人，批评家们意见不一。答案随定义而定，当然，普吕多姆从未放弃形式的精致与思维的科学精确性，这两点是针对浪漫主义激情过度而发的，而这正是高蹈派的定义。可另一方面，有些批评家认为，普吕多姆后期作品注重道德说教，这使他与其他高蹈派诗人产生不同，因为高蹈派诗人的定义是对美、而非对真理感兴趣的诗人。然而谢弗认为，这样定义过于狭窄，因为他在高蹈诗人中找出了7种不同的风格，重哲理就是其中之一，而普吕多姆便是其中重要一员。

1901年，瑞典学院授予苏利·普吕多姆诺贝尔文学奖，由于健康原因，苏利·普吕多姆本人未能出席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盛大、隆重的授奖仪式，而是由法国驻瑞典公使代领。苏利·普吕多姆作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桂冠诗人”，为了发展诗歌事业，决定把奖金捐赠出来作为一种诗歌奖的基金，由法国作家协会负责颁发。

不幸的是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风瘫和失眠日甚一日地折磨他。他在夏特内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5年，于1907年9月7日在妹妹的陪伴下坐在花园里平静地逝世。

作品特色

普吕多姆同德·里斯勒一样，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对哲学的关注。他毕生都希望能在生活中发现某种意义，使他得以摈弃自己的悲观主义。普吕多姆与其他高蹈派诗人不同的另一点就是他对科学的偏好。普法战争给普吕多姆这样的年轻诗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同其他高蹈派诗人一样，在对战争恐怖的害怕和对祖国的热爱的困扰中苦苦挣扎。战事初起，普吕多姆便出版了充满和平主义观点的《战争印象记》（1870年）。然而，经历了战争、围城以及最终的战败、被占领的屈辱之后，他创作了《法兰西》（1870年），这是一组洋溢着爱国主义情调的十四行诗。甚至在战争开始之前，普吕多姆就在寻求对他的社会加以观察分析，由此寻找生活的意义。他在抒情诗中，就像在《破碎的花瓶》中一样，讨论人类内心的种种悲剧。在其他心理成分更少而哲学成分甚至玄学成分更多的诗作中，他就上帝是否存在、上帝是否公正等提出了质问，在他的《私人日记》1864年1月1日这段中，普吕多姆评论道，他无法理解上帝怎么会允许发生圣地亚哥教堂大屠杀，并注意到，这个题材十分适于写成一首诗。8年后他出版了《命运》（1872年），这是一首哲理长诗，探究了圣地亚哥惨案的含义。普吕多姆越来越多地创作这类长诗，而不多写那使他成名的抒情短诗。他的最后一部抒情诗集是《徒然的柔情》（1875年），再次讨论了对爱情毫无希望的追求。此后他写出两首长诗《正义》（1878）和《幸福》（1888），前者显示诗人对社会进步的关心，后者指出幸福仅仅存在于牺牲之中。其他诗集尚有《三棱镜》（1886）、《残存物》（1908）等。他的诗充满寓意和象征，有时不免有说教的成分。从普吕多姆的散文作品表可看出他对玄学和美学的兴趣。例如，与《诗歌艺术沉思录》（1892年）和《诗诫》（1897年）并列的就有《我知道什么？感性研究》，该书探索了人类知识的界限；还有《帕斯卡尔教理真义》（1905年），研究那位虔诚与深邃的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普吕多姆去世后，他的另几部理论著作也出版了，还有一卷书信集《与女友通信集》（1911年），《私人日记》，以及一组诗歌《飘流物》（1908年）。1900年——1901年出了他作品的五卷本。不过，一部更充实的七卷本却是在他逝世后出的：《苏利·普吕多姆作品集》 （1908年）。不过，许多人依旧喜欢他早期的抒情诗，还是有许多读者把他的《破碎的花瓶》称为他最优秀的诗作，这使普吕多姆很不高兴。意味深长的是，瑞典文学院与这些读者观点一致，将授奖理由主要基于其抒情短诗，而将他的理想主义和道德说教简单说成是作为第一位文学奖获得者合适的素质。瑞典文学院过分抬高了普吕多姆在他那个时代的诗人中的地位，他们认定他年轻时的抒情诗是他最优秀的作品。

人物成就

苏利一普吕多姆于1881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901年，瑞典学院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特别表彰他的诗作，它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的结晶”（"in special recognition of his poetic composition, which gives evidence of lofty idealism, artistic perfection and a rare combination of the qualities of both heart and intellect"）。普吕多姆名气很大，35年来，人们一直颂扬他的技巧，尊敬他的哲学观点。1881年他入选法兰西学院，1894年查理-玛丽-勒内·勒贡特·德·里斯勒去世，人们认为普吕多姆可以继他任高蹈派诗人的首领。当时该派颇受大众欢迎。那时候，批评家们对所谓的浪漫主义感伤情怀业已厌倦，却又尚未能接受新的象征主义模式。在这样的时刻，普吕多姆的高蹈派抒情诗便成了诗歌成就的规范。同时代的人们不可能预见到，时间会将他沦为一个与象征主义诗人相比其意义要小得多的运动中一个小小诗人的地位，而当初只有象征主义诗人对他的入选提出质疑。当法兰西学院提名其杰出的成员普吕多姆为首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时，这一结果已不可避免。虽然已有个人和非正式的团体提出过别的候选人，但是新成立的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不至于不考虑一个法兰西学院这样一个著名的团体所作的推荐。

人物评价

《诗歌评论》一类的法国杂志欢呼普吕多姆中选，同时代的那些把他看成是“他国家主要的诗人哲学家”的批评家们也对评奖委员会的决定大加赞扬。然而，拥护象征主义事业的期刊，如《法兰西信使》和《西方》，则对此大加攻击，认为这一决定表明鼓吹道德说教的保守主义文学派别战胜了捍卫诗歌自由的人们。《泰晤士文学副刊》于1907年普吕多姆刚一逝世便刊登了一篇长文 （9月13日），综述了英国人对这位法国诗人的看法。“他是一位思辨诗人”，他宣传了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们的“思想和感情”，而这一切，现实主义者雨果办不到，象征主义者波德莱尔和魏尔仑也办不到。很清楚，人们认为，把普吕多姆看成新时代的诗人十分合适。在这新时代里，科学希望能改善人的命运，可科学家依然是平常的人，为疑虑和绝望所困。 《泰晤士文学副刊》说：“在这位诗人心底，埋藏着一位早夭的工程师。”斯洛森在《独立报》上说，普吕多姆是一位“为气球、气压计歌唱，为海底电缆、摄影技术，为物种起源和特定引力测定而歌唱的诗人”。E．E．斯洛森在《独立报》（1902年1月25日）的一篇文章中，赞扬普吕多姆的成就：“比任何在世的人都更多地在其诗行中蕴含了科学所能聚集的新材料，并极好地表述了作为这一时代特征的实干与钻研的精神”，斯洛森说，诗人的疑虑反映了科学思想特有的不确定性，而诗人将人道主义看作一种生活方式，正是失去了旧有稳定性的科学家们典型的反应。美国新闻界几乎没有注意到首次文学奖，一位同时代的美国文学评论家将此归因于他的同胞对法国诗歌的一无所知。对普吕多姆来说，美与真理不可分，正如对约翰·济慈一样，这又可以在其《私人日记》中找到证明。在1868年6月5日那篇日记中，普吕多姆兴奋地写道，他终于认识了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艺术家能创造一个在美学上使人愉悦的形式，人类也能呼应其道德观念而使其自身的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