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昌(北京教授)
人物简介
罗昌(1883—1956),字文仲,祖籍广东宝安县,梁启超的著名弟子,康有为女婿,康同璧夫君。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民国资深外交家、法学家和退休政府顾问。
浪漫爱情
罗昌于1883年出生于檀香山一个殷实的华人家庭,父亲很早就送他到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留学,毕业后又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军事,后又转到英国的牛津大学攻读历史和法律,并在那儿获得了文学士的学位。在国外留学期间,他广泛接触到了一些流亡在海外的中国革命志士,并且成为了康有为变法思想的忠实信徒。1904年,康有为在海外流亡过程中来到了欧洲,他远在美国的二女儿康同璧,乘暑假特地远涉重洋,前来欧洲陪同父亲访问丹麦。恰好也开始放假的罗昌获悉恩师已经到了欧洲,正在丹麦访问,便立即从牛津启程,匆匆赶到哥本哈根跟康有为会面。这对属于忘年之交的师生在异国他乡重逢。随后三人结伴渡海,前往挪威旅游。正是在这次旅行当中,罗昌这位风度翩翩的牛津才子博得了康同璧的芳心,从此开始了一段跨越大西洋的浪漫爱情。[1]
官场生涯
从牛津毕业以后,罗昌旋即回到国内,在京师参加了专门为回国留学生而组织的科举考试,并且获得了举人的头衔。1912年,他受聘成为首届民国政府交通部长的秘书,从此开始了他的官场和外交生涯。1915年,他被官派山东,出任专门跟德国殖民主义者打交道的外交专员。从1919至1924年间,他分别出任了驻新加坡、伦敦和渥太华的总领事。此外,他还于1923年分别兼任了甘肃省省长的法律顾问和交通部的顾问。1927年,他又分别担任了外交部和政府内阁的顾问,并于同年获得了四等嘉禾勋章的嘉奖。
北大任教
然而,罗昌从本质上还是一个地道的知识分子,多年的官场生涯使他深谙政界的黑暗和凶险,再加上频繁的调动和升迁也造成了家庭生活的不安定,使他逐渐对仕途感到厌倦。相比之下,他更喜欢从事在大学讲课和做学问等相对比较平静和安定的教育工作。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他在45岁那年便做出了彻底告别官场的决定。自从京师大学堂于1903年恢复以来,拉丁语这门课程就已经被列在了当时的课程表上,但此课时断时续,大多由外国教员来任教。平心而论,在北京大学的早期历史上并不缺乏精通拉丁语的学者,例如1903年便来到京师大学堂担任西学副总教习的辜鸿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辜鸿铭在京师大学堂和国立北京大学所开设的课程也都只局限于英国诗歌。“国立北京大学”复校后,环顾京师的学术文人圈,当时真正有能力在北大创办拉丁语课程的中国学者恐怕非罗昌莫属。由于缺乏确凿翔实的校方档案材料和相关的文字记载,无法对罗昌所开设拉丁语课程的具体情况做出一个深入的考察和客观的评价,但从可以找到的1929-1930学年北大英文系课程表上可以看到,当时的拉丁语课程按难易程度共分成四个班级,而且这四个班级全都是由罗昌一个人来执教的。选修此课的学生人数之多也间接说明了拉丁语这门课程受到了广大学生欢迎的程度,罗昌的教授生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拉丁语这门课程之所以至今在北京大学仍然是一门受到学生欢迎的经典课程,罗昌当时为此做出的贡献是不应被低估的。
成立学会
由于罗昌经过西学的熏陶,在外语、法律、文学、历史和外交等诸多方面均具有极高的素养,所以很快就成为了深受北大学生尊敬和爱戴的教授之一,并且与温源宁和徐志摩等两位名人并列成为国立北京大学英文学会的导师。北大英文学会成立于北大复校后的1929年5月24日。当时这个英文学会在学校日常事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例如推举学生代表出席各系联席会议;敦促校方招回陈源、林语堂和胡适等一些著名的教授;敦请校方正式聘请已经在校的一位外教,即著名英国学者芮卡慈,为北京大学教授,并请英文系主任温源宁教授聘请牛津、剑桥等著名大学更多的名教授来北大任教等等。当时英文系的一些教授大多有国外留学的经历,他们对于学生们组织英文学会一事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指导。尤其像温源宁、徐志摩和罗昌这三位名教授导师的“梦幻组合”更是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在北大任教的同时,罗昌还曾经在北平师范大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和中国大学等校兼任讲师,同样受到那儿学生的欢迎。1931年,原北平师范大学和北平女子师范大学两校合并,成立了新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罗昌接受该校的聘请,正式出任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外语系的主任和教授。
罗昌之死
解放以后,从教学岗位上退下来的罗昌由于身体不好,生活比较低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他妻子康同璧由于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曾被傅作义将军选为代表,跟解放军商谈和平入城问题而声名大噪。自从1951年康同璧应中央文史馆之聘为馆员,1953年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4年底接到全国政协来函,称已经常委会批准,敦请康同璧为全国政协委员,几年间,罗昌始终是郁郁不乐。1956年2月6日,罗昌故世。夫人康同璧因骤失亲人大病了一场。他们的女儿仪凤小姐也是非常消瘦,精力疲痹。康同璧后来回忆说:“罗昌先生身体很健壮,他的老太太高寿九十多岁时仍能健步如飞。一生生过十六个孩子,所以说他们家庭是有长寿传统的。想不到他竟会在年过七旬不久的年岁,遽而仙逝,舍我而去。我们夫妻四十余年,相敬如宾,相濡以沫。我每以为能‘同心自古应同寿,共享百岁乐期颐’。”康同璧同样是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一位康有为学术的传承代表,一位载在史册上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人物。这位将近九十高龄的老人,竟然只因感冒,在1969年的一个夜里,在一个小医院的走廊里,默默无闻地、孤寂地、凄凄惨惨地逝去。
后代子女
他俩在身后留下了一子一女,儿子罗荣邦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海权史的专家和康有为传记的作者。而他们的女儿罗仪凤,则在妈妈死后,又因心爱的香水、鞋、衣服、书籍、古玩字画等等,早已在“红卫兵”时代被抄没焚毁,她已一无所有,几至了无生趣,在1975年,就把她的饱学、智慧、才华、聪明和她对人们的爱,都带进了坟墓。只生活了六十几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