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历史学家）

人物经历

早年求学

1893年11月15日生。他出身于世代读书的家庭。5岁至13岁入私塾并受教于父，14岁入县高等小学堂，1909年入上海浦东中学堂（今浦东中学新建教学楼命名为“文澜楼”以示纪念），一年后转杭州安定中学堂至1912年毕业。1913年范文澜进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考入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著名学者黄侃（季刚）、陈汉章和刘师培；从黄侃学《文心雕龙》。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赴日本留学，曾任蔡元培私人秘书。

高校任教

1918年，经许寿裳介绍，到沈阳高等师范学堂任教。从1920年到1925年先后在河南省卫辉一中，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1925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范文澜参加了天津人民群众的游行示威等活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失掉联系。

1927年，在北京会见李大钊。范文澜常在课堂上讲共产主义，天津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经校长张伯苓协助，于是年5月离开天津到北京。下半年起，在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最忙时每周上课30小时以上。这时，范文澜与个别党员以及党所领导的团体——教联、左联、互救会发生联系。

1930年9月，阎锡山派兵查抄范文澜住宅，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指为共产党而逮捕，经人营救获释。暑假后，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11月，周树人（鲁迅）至北京，在范文澜家中与左联等团体的代表会谈。1933年暑假后，为女子文理学院院长。1934年暑假后，又被反动派逮捕，经蔡元培等人营救获释。1935年，在中法大学任教。1936年，在河南大学任教。

抗日活动

1938年1月30日（农历1937年腊月二十九日），范文澜带领服务团抵达舞阳县一个小村庄。这时恰逢过年，服务团连夜组织学员画漫画、写标语，向村民宣传抗日道理；随后又在附近村庄举办识字班，编唱通俗易懂的《抗日三字经》。范文澜带领学员们教唱抗日救国歌曲，演出抗日话剧。

1939年春，日军加紧对信阳、桐柏一带的侵犯，为保证范文澜安全，中共鄂豫边区党委决定范文澜从信阳回到确山县竹沟镇，随同党委机关一同行动。

抗日救亡

“七七”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范文澜创办抗战讲习班，亲自上课，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6月，开封沦陷，随河南大学转移到鸡公山一带。不久，与党取得联系，在遂平创办抗日训练班，又随新四军在信阳一带开辟游击区，又在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长期奔波于桐柏山中。1939年9月，在竹沟镇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到达延安，为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1年，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3年，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范文澜因工作调动，于1946年4月到达晋冀鲁豫边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7年，兼历史研究室主任。1948年7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吴玉章为校长，范文澜为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历史研究室主任。1949年，随华北大学迁至北京。参加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代表会议筹备会。9月，由该会推选，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2年发表《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1948年8月，范文澜被任命为中原大学校长，虽先后因病、因另有重任，未能到校视事，但一直和学校领导机构保持着联系，具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影响力。他为中原大学两周年所写纪念文章中祝愿学校“在现有基础上，加速地充实并提高”，“建立起一个新型的正规大学”，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建国之初

1950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改为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范文澜为所长。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为会长，范文澜为副会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59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65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9年，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69年7月29日逝世于北京。

主要成就

著书经历

范文澜在私塾读书时，就已经读了《四书》、《五经》和《泰西新史揽要》等书。他尤爱读《礼记》“大同之世”、陶潜《桃花源记》。还瞒着塾师和家长，偷阅中国古典小说。中学时代，课外喜读翻译小说中的《鲁宾逊漂流记》《国粹学报》上章炳麟等人的文章。大学时代，从刘师培治经、陈汉章治史，黄侃学文。常读《新青年》。在南开大学任教时，应顾颉刚之约，组织朴社，出版书刊。1925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是范文澜的第一部学术著作。1926年，出版了《群经概论》。1931年，出版了《正史考略》《文心雕龙讲疏》改为《文心雕龙注》，于1936年出版。从范文澜早年三部学术著作看出，他文学、经学、史学都很精通。

范文澜还于1929年编过一本“消遣苦闷的岁月”的资料书——《水经注写景文钞》。于1935年写过一本宣传爱国思想的通俗读物——《大丈夫》。以上这些书，还都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作品。《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上册，是他以后半生精力撰写出来的两部重要著作。

范文澜到延安后，开始撰写《中国通史》，以“为某些干部补习文化之用”。当时拟定“略前详后，全用语体，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等几条”。作为准绳。上册（上古到五代）于1941年出版，中册（宋辽到清中叶）于1942年出版，下册只完成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6年出版。而上、中册合称《中国通史简编》。

学术思想

范文澜这种实事求是、力戒虚夸的态度著名学者韩儒林先生曾将范文澜为学的态度概括为：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这是对范文澜治史精神的极好的写照。北大求学期间，他深受老师黄侃、刘师培的影响，服膺乾嘉考证名家治学“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严谨态度，摒弃任何缺乏证据的臆说。

早在范文澜去延安以前，吴玉章就已率先提出殷周是奴隶社会，西周进入封建社会的论点。1939年，毛泽东编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本，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张闻天等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文中采用吴玉章的论点，说：“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1940年1月，毛泽东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新民主主义论》，也沿用这一论点，说“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这时，范文澜到达延安。5月间在《中国文化》第3期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文申明确提到“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这是我党历史学者吴玉章同志的主张”。他表示赞同这一主张，并作了论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时即采用了这一主张。此后，范文澜在他的著作中始终坚持这一论点，并陆续有所论证。

主要作品

《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人民出版社1978年6月第5版 101.3万字本书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论述中国通史的通史著作。1941年，该书第1版，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中叶，先后分两册在延安出版。以后，作者对本书重新改写，分册出版，自1953年至1965年，共出版了4册，写到隋唐五代。终因病逝世，未能完成全部改写计划。本书是作者史学研究的代表作。《中国近代史》著 新华晋绥分店1947年第1版 29.7万字。本书是一部中国近代史著作工作者1945年在延安时所写。该书所叙内容的时限跨度为道光二十年(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对抗瓜分野心的义和团反帝运动这61年间。《捻军》范文澜等编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l版 182.6万字本书是有关捻军的一部大型资料专辑。它是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一部分，由范文澜，翦伯赞、聂崇岐、林树惠、王其榘共同编著。“白话版”《沁园春·雪》《中国通史》(第一、二、三、四册) （范先生故去后，第五、六、七、八、九、十册由蔡美彪等编撰完成），《历史考略》，《群经概论》，《水经注写景文钞》，《文心雕龙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关于中国历史的若干问题》。

个人荣誉

范文澜自北京大学毕业后，范文澜即留校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那时毛泽东正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0年1月，范文澜带了30多箱书籍，从河南抗日根据地来到延安，主持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工作，任主任。《中国通史简编》的出现，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革命性的前进。《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是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叙述中国通史的著作。范文澜既懂得马克思主义，又熟谙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且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特点结合起来，形成他的著作的独特风格。两书虽都有缺点，大醇小疵，功绩是首要的。

家族成员

范文澜夫人戴冠芳是浙江宁波人，长范文澜一岁。范文澜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回到任河南省河北道尹的叔父范寿铭家，与戴冠芳结婚。范、戴是结发夫妻。戴冠芳之父在河南当过县官，年少时她在河南生活过，因而戴会说北方话。范文澜任北方大学校长时，戴也在校中帮忙家务，每天纺棉花、烧火做饭，精心照料范文澜的生活起居。戴冠芳曾对范文澜的学生说：“范老是大学教授，而我却是一个字也不认识的文盲”。尽管两人文化程度相差太大，但范戴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人物评价

范文澜对于历史研究，提出学习理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四个问题，勉励后学。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起来，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工作。”语重心长，希望甚殷。范文澜对党的事业满怀责任感。他在延安写作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写成《中国通史简编》。他又以高度自我批评的精神。十年动乱中，他带病工作，直到逝世。范文澜早年在经史考证上即成绩卓著，所撰《文心雕龙注》至今仍是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