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轻识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1908年4月7日生于江苏南汇周浦镇。傅雷年幼丧父，母亲贤淑，极富主见，曾请先生教子认字、授英语与算术。1919年傅雷进镇小学二年级，一学期后转往上海，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1921年考取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傅雷原名怒安，十五岁时易名为字，另取名为雷。

1920年（12岁）考入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今南洋模范中学），次年考入上海徐汇公学。

1924年被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录取读高中，其间，他积极参加“五卅”爱国斗争和反军阀学潮，在《北新周刊》、《小说世界》发表《梦中》、《回忆的一幕》两篇小说。

1926年秋，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翌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局动荡。他欲安心读书，决定出国留学。母亲为其变卖田产，筹措资金。

1927年12月30日，傅雷告别亲友，乘坐法国邮轮“盎特菜蓬号”起程赴法。

1928年2月3日抵马赛，次日至巴黎。他持严济慈信，经郑振锋介绍进法国西部的贝底埃补习法语。同年秋考入巴黎大学文学院，主修文艺理论。课余去卢浮美术史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旁听，观赏法国艺术馆、博物馆的美术名作。

1929年暑假，由曾觉之安排，傅雷前往瑞士菜芒湖畔圣扬乔尔夫木屋，与孙伏园、孙福熙兄弟及刘海粟、刘抗、陈人浩等艺术家同游。他无意中看见房东旧历书上的《圣扬乔尔夫的传说》，爱不释手，便开始试译，且刊登在1930年的《华胥社文艺论集》中，这是傅雷首次发表译作。随后，又试译丹纳的《艺术哲学》、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1930年1月，傅雷依据对印象派画作的观摩和学习美术史、美术理论的心得，撰写出他的第一篇美术评论文章《塞尚》，于《东方杂志》上登载。是年春，随刘海粟出席比利时独立百周年纪念博览会，鉴赏布鲁塞尔美术馆法兰德斯画派代表人物卢本斯及其弟子的绘画作品。次年5月，又和刘海粟等艺术界友人来到意大利，参观罗马教堂的文艺复兴运动代表画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原作。此间，他将赴法海上经历《法行通信》十二篇及留法感想三篇，寄往上海《贡献》旬刊陆续刊载。

教学经历

1931年，傅雷回国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现南京艺术学院），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次年与庞薰琹和倪贻德结成“决澜社”。

1932年，傅雷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结婚，朱梅馥把一切献给了丈夫和孩子，按照他们的朋友杨绛女士的评价，朱梅馥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能干的主妇”，还是傅雷的“秘书”。抗日战争时期，留在上海，此后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曾发表亲美言论。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他曾短期出任《时事汇报》周刊编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考察龙门石窟。

1937年抗战爆发后，翻译了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性》、《服尔德传》，罗素的《幸福之路》，杜哈曼的《文明》，巴尔扎克的《亚尔培・萨伐龙》、《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贝多芬传》，撰写长篇评介论文《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

1943年11月，参与筹办美专同事、国画大师黄宾虹首次个人画展《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

1945年12月，同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旨在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委托，傅雷翻译牛顿的《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他翻译的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面世。

1949年之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等职。傅雷学养精深，对美术及音乐理论与欣赏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20世纪50年代前期，傅雷重译《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新译出版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夏培尔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于絮尔・弥罗埃》，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及一些短篇文学作品。

1957年3月，傅雷应邀出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尔后在《文汇报》上相继发表文章，提出改进党群关系的意见。随即，鸣放整风转入“反右”。1958年他被扣上“右派”帽子，1961年9月30日得以平反。这期间他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幻灭》，再次修改《高老头》，正式翻译泰纳的《艺术哲学》。

创作经历

1925年9月，傅雷习作短篇小说《梦中》，发表于次年1月《北新周刊》第13、14期。

1926年8月，傅雷写了短篇小说《回忆的一幕》，发表于次年1月《小说世界》第15卷第4期。

1928年，傅雷到达马赛港，次日抵巴黎，途中写《法行通信》15篇（1月2日至2月9日），陆续发表于当年《贡献旬刊》第1、2卷各期。后为文学家曹聚仁所推重，编入《名家书信集》并且开始留法四年，为学法文，试译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嘉尔曼》，均未投稿。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

1929年，傅雷在瑞士莱芒湖畔译《圣扬乔而夫的传说》，载于次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是为最初发表的译作。9月返回巴黎后，就投人休养中开始翻译的泰纳《艺术论》第1编第1章，并撰写《译者弁言》，载于《华胥社文艺论集》。

1930年，傅雷撰写《塞尚》一文，载同年10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19号。

1931年，傅雷译屠格涅夫等散文诗四首，以“小青”、“萼子”等笔名发表于1932年10月至1933年1月的《艺术旬刊》，译《贝多芬传》，后应上海《国际译报》编者之嘱，节录精要，改称《贝多芬评传》，刊于该《译报》1934年第1期。11月与刘海粟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粟》的序文。由中华书局出版。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校办公室主任，兼教美术史及法文。编写美术史讲义，一部分发表于《艺术旬刊》。译法国Paul Gsell《罗丹艺术论》一书，作为美术讲义，未正式出版，仅油印数百份。

1932年，傅雷与留法期间认识的庞薰琹和在上海美专认识的倪贻德，出于对现实的不满，意欲为改变现状有所作为结成“决澜社”，公开发表《决澜社宣言》。傅雷在《宣言》上签了名。并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9月筹备并主持“决澜社”第三次画展，即庞薰琹个人画展。9月为庞薰琹个人画展写短文《薰琹的梦》，刊于同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3期。10月译George Lecomte文章《世纪病》，刊于同月28日《晨报》。10月至次年5月为《时事新报》“星期学灯”专栏，撰写《现代法国文艺思潮》、《研究文学史的新趋向》、《乔治·萧伯纳评传》、《从“工部局中国音乐会”说到中国音乐与戏剧底前途》和《现代青年的烦闷》等5文；并翻译《高尔基文学生涯四十周年》、《精神被威胁了》和《一个意想不到的美国》三篇。为《艺术旬刊》撰写《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文学对于外界现实底追求》等文章四篇；美术史讲座十一讲：世界文艺动态十八则；以“萼君”、“萼子”、“小青”等笔名译短诗五首；以“狂且”笔名译拉洛倏夫谷格言二十六则；以“疾风”笔名译斐列浦·苏卜《夏洛外传》十二章。

1933年，傅雷所译《夏洛外传》全书付印，冠有《卷头语》及《译者序》。9月以“自己出版社”名义自费出版。9月母亲病故。坚决辞去美专职务。

1934年，傅雷撰写所译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的《译者弁言》。全书于次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又译Paul Hazard长文《今日之伦敦》，连载于《国际译报》1934年第6卷第5、6期。6月将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整理、补充为《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未发表），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6月《罗曼·罗兰致译者书》为所译《托尔斯泰传》的代序。全书于次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秋与叶常青合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半夜在印刷所看拼版，是为接触印刷出版事业之始。3个月后，以经济亏损而停刊”。

1935年，3月应滕固之请，傅雷去南京“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任编审科科长四个月。以笔名“傅汝霖”编译《各国文物保管法规汇编》一部。6月由该委员会出版。6月译《米勒》，作为序文刊于王济远选辑的《米勒素描集》（商务印书馆出版）。7月撰写所译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的《译者弁言》。全书于次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9月写《雨果的少年时代》一文，发表于12月出版的《中法大学月刊》第8卷第2期。12月为所译莫罗阿《恋爱与牺牲》撰写《译者序》。全书于次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6年4月，傅雷译毕莫罗阿《服尔德传》，写有《译者附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7年，所译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1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冠有《译者献词》。7月应福建省教育厅之约，去福州为“中等学校教师暑期讲习班”讲美术史大要。

1941年，2月所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第2、3、4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2卷冠有《译者弁言》。

1942年，1月傅雷翻译英国罗素《幸福之路》，并撰写《译者并言》。该书于1947年1月由上海南国出版社出版。3月重译《贝多芬传》，并写《译者序》，以所撰《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一文作为附录。全书于1946年4月由上海骆驼书店出版。4月翻译法国杜哈曼《文明》。

1944年1月傅雷与裘柱常、顾飞、张菊生、叶玉甫、陈叔通、邓秋枚、高吹万、秦曼青等共同署名发起在沪举办“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并刊印《黄宾虹先生山水画册》和《黄宾虹画展特刊》，特刊上以笔名“移山”，撰写介绍黄宾虹绘画之《观画答客问》，2月翻译巴尔扎克《亚尔培·萨伐龙》，1946年5月由骆驼书店出版，4月以笔名“迅雨”写《论张爱玲小说》，对张爱玲创作的发展趋向提出了精当中肯的批评。文章刊于柯灵所编《万象》5月号，12月翻译巴尔扎克《高老头》，1946年8月由骆驼书店出版。

1945年9月，傅雷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共出五期，因邮局扣发停刊，10月至次年5月分别以“疾风”、“迅雨”、“移山”、“风”、“雷”等笔名，傅雷为《新语》写文艺政治文章十六篇，翻译政论两篇；为《周报》写政论两篇；为《民主》写书评一篇；为《文汇报》写政论二篇。12月为柯灵主编的《周报》积极提供材料，出版《昆明血案实录》。

1947年，傅雷“痛改”杜哈曼《文明》的译稿，并写《译者弁言》及《作者略传》。5月由南国出版社出版。4月翻译斯诺《美苏关系检讨》，生活书店以知识出版社名义刊印两百本。译者代序《我们对美苏关系的态度》先连载于4月24、25日《文汇报》。7月写《所谓反美亲苏》一文，刊于储安平主编的《观察》第2卷第24期。

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之托，翻译牛顿《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译竣于庐山枯岭。由三联书店出版。

1951年，译毕巴尔扎克《贝姨》，写有《译者弃言》。8月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7月重译《高老头》。9月为《高老头》撰写《重译本序》。全书于10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1952年，2月巴尔扎克《邦斯舅舅》译毕。5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9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1册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1953年，2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2册出版。3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3册出版。6月《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第4册出版。全书出齐。7月译毕梅里美《嘉尔曼》（附《高龙巴》）。9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

1954年，译毕巴尔扎克的《夏倍上校》（附《奥诺丽纳》、《禁治产》）。3月由平明出版社出版。8月北京召开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因放不下手头工作，未参加。所写长篇书面意见《关于整顿及改善文艺翻译工作的意见》，列为会议参考文件。8月译华服尔德《老实人》（附《天真汉》）。次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9月20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为黄宾虹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开幕式座谈会上就国画与西画问题作一发言。

1955年，2月译波兰杰维茨基《关于表达萧邦作品的一些感想》。3月译法国Camille Bellaique《莫扎特》中之一节《莫扎特的作品不像他的生活，而像他的灵魂》。4月译毕巴尔扎克《于絮尔·弥罗埃》。次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5月译罗曼·罗兰《论莫扎特》。刊于《外国名作曲家研究》第2集。

1956年，写《萧邦的少年时代》和《萧邦的壮年时代》。（未发表）。2月写关于知识分子文章三篇，发表于《人民日报》和《文汇报》。3月译毕服尔德《查第格》及其他七个短篇。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4月下旬参加政协视察团视察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于5月执笔写《第一阶段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视察报告》。6月去安徽参观合肥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执笔写出《政协上海市委安徽省建设事业参观团第一组总结报告》。7月为纪念莫扎特诞辰二百周年，写《独一无二的艺术家莫扎特》，发表于同年《文艺报》第14期。8月担任《文汇报》社外编委。11月所写《与傅聪谈音乐》一文，连载于《文汇报》。12月写《评<春种秋收>》，载于次年《文艺月报》1月号，自当年至翌年7月撰写有关知识分子问题，整风问题，文艺界出版界问题的文章十二篇，刊于《文汇报》。

1957年元旦《文汇报》载所写短文《闲话新年》。5月写《翻译经验点滴》，载《文艺报》第10期。

1958年，译毕巴尔扎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6月为所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撰写《译者序》。全书于 1978年9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译泰纳《艺术哲学》，至次年5月译毕；并撰写《译者序》，精选插图104幅。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9年，翻译巴尔扎克《搅水女人》。1月为《搅水女人》写《译者序》。全书于1962年1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月底抄录编译的《音乐笔记》，寄傅聪作学习参考。

1961年，译毕巴尔扎克《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并撰《译者序》。全书于1963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63年，因《高老头》拟收入“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特在重译本基础上再次重改修订，并撰写《译者序》11页，译序于十年浩劫中失散。

1964年，译完巴尔扎克《幻灭》三部曲，于8月改完誊清寄出，附有《译者序》，序文佚失于十年浩劫中。该书于1978年3月作为遗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65年，第四次修改并誊写巴尔扎克《猫儿打球号》。此稿在十年浩劫中失散，迄今未找到。

遭到迫害

陷入政治旋涡

1958年，在上海“反右补课”中，傅雷被上海市作协划为戴帽“右派分子”。上海市中共领导柯庆施执意要划傅雷为右派，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则认为傅雷属于“可划可不划”的范围，恰逢周扬赴上海听取意见，柯庆施同意了周而复、周扬的意见，事后上海市中共委员会派柯灵通知傅雷该消息。但正当傅雷做了检讨，准备放下包袱时，阴谋家柯庆施却变卦拍板把傅雷定为“右派”。同年傅雷之子傅聪留学波兰，《傅雷家书》出自这一时期傅雷与其子的书信来往中。

1959年10月1日，在周恩来、陈毅关怀下，傅雷给波兰毕业、远在英国的儿子傅聪写去中断联系两年后的第一封家书。

1966年8月底，文革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共产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

服毒自杀

1966年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路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自杀身亡，傅雷系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享年58岁，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傅雷夫妇死后，骨灰原被安葬于永安公墓，后归并到万国公墓，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破坏后遗失。幸有一工人原为傅雷作品的爱好者，故私藏其骨灰盒，幸免遭毁。

主要作品

原创作品

翻译作品

主要成就

翻译主张

1951年，傅雷在《高老头》的重译本序言中，开宗明义指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各种文学各有特色，各有无可模仿的优点，各有无法补救的缺陷，同时又各有不能侵犯的戒律。像英、法，英、德那样接近的语言，尚且有许多难以互译的地方；中西文字的扦格远过于此，要求传神达意，铢两悉称，自非死抓字典，按照原文句法拼凑堆砌所能济事。”从此，“重神似不重形似”的翻译主张，便引起了翻译学者们的高度重视，深深影响了翻译理论的发展，并在我国文学翻译领域中成为核心理念。不过，也需要说明，首先提出“神似”说的并不是傅雷，其实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西滢、曾虚白等人便拿临画和翻译作比，就有过“注重神似”的说法，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流传开来。然而傅雷的这一重提，自然与其在翻译上的成就分不开，最终使其逐渐形成了一派学说。

“神似说”的主要独特之处在于，用文艺美学的视角去把握文学翻译，把翻译活动纳入美学的范畴。而且，“神”与“似”这一对概念早在我国古典美学就提出。“我国古代美学家把审美对象分为‘神’与‘形’两部分，‘神’即精神、内容，或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因素；‘形’即形体、形质。”以后的诗文理论受中国古典美学“尚情”“尚意”的审美倾向的影响，“神似”逐渐重于“形似”，注重传神便成为诗文美学的主流。傅雷早年对艺术史有过研究，熟知我国古典美学和绘画诗文领域中的“形神论”，因此将其借用来讨论文学翻译问题。

但人们在实践过程中，把“神似”与“形似”割裂开来，机械对待这一主张，要么重神轻形，要么先神后形。这显然有违傅雷的初衷，都有悖于“神似说”的实质，容易给人一种错觉。“以傅雷的学识和智慧，决不至于不得‘神’与‘形’的统一，形神似的道理。他强调‘重神似不重形似’，显然要突出文学翻译审美理想，提醒译者不必斤斤计较字句或语言形式的得失，而把注意力集中于神韵的表达。”事实上，形作为神的载体，二者彼此依存，无法分开。形式上达不到完美，内容必然会遭到破坏，原文神韵便不存在。因此，要达到神似，必须做到形似，否则神似就无法达到。但是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神似”与“形似”不分先后，二者是一个统一过程的两个侧面。其实，傅雷提出这一主张的意图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是要完全否认形似，所以不宜机械对待之。傅雷将翻译与临画作比，是让译者在翻译时尽可能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对于文学翻译实践来说，其指导意义在于，鼓励译者奋发向上，使译者树立明确的审美意识，在技艺上精益求精。而傅雷也曾说过：“用这个尺度（神似）来衡量我的翻译，当然是眼高手低，还没有脱离学徒阶段。”因此“神似”可以说是文学翻译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与追求。

依照傅雷，达到传神的第一步应该是认真仔细领会原文。他指出“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手，是为译事基本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化为我有，方能谈到移译”。众所周知，理解是翻译的重要阶段。文学翻译亦是如此。一部译作的成功，需要译者首先熟读原作，对原作进行彻底的理解，再加上深刻领悟，翻译才能下笔有“神”。译者作为原作者和读者的“传声筒”，若译者本人不能深入领会和感受原作者及其作品，读者是不可能通过他的译作去领悟和感知原作的。其次，表达对于传神也很重要。“传达原作的字句声色是传神的关键。”就傅雷的翻译经历看，他非常注重斟酌原文的字句，在译作中会尽量保留，以此原作的神韵才能保存下来。傅雷曾这样提出：“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傅雷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的措辞适当贴切，“有时甚至颇为奇巧，可称神来之笔”。总之，文学翻译者得具备文学解读能力和艺术表现力。“译者要能够透过原作的字句声色领会原文之精妙，感受原作的‘言外之意，弦外之响’，捕捉原作的‘无言之美’。”

教育思想

在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的培养也是不容忽视的，孩子以后进入社会家长也无法事事为其操心。傅雷在教育实践中就非常注意他们独立自主的能力的培养，在傅雷看来“只有独立思考，才有艺术个性、才有艺术灵魂”，他在教育傅聪时也是要将傅聪培养成独立思考和注重逻辑的人，傅聪在这方面也如他父亲的期望一样，虽然在国内的时候，求学音乐的过程中有时缺乏指导老师，但是他没有放弃学习音乐，凭着自己的独立意识完成音乐学习。这与傅雷所坚持的教育理念是分不开的，傅雷在教育孩子的时候要求他们对待生活和人生，都不要随波逐流，应该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建议，更是要在学习和事业方面养成独立思考和自主独立的个性。这才有傅聪在学习上的独立选择。对于艺术家来说，独立思考是音乐创作的根本，无法独立思考的后果就是没有属于自己的音乐特色，这样也不能称之为音乐家。因此，在家庭教育方面，家长应该注重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性格，锻炼孩子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将更多的选择机会留给孩子。这样，孩子将来走向社会面临更多选择的时候，不会因为缺乏独立自主能力失去更多的机会。

傅雷非常重视道德修养的培养，在他的教育理念中，做人应该是德才兼备且以德为先的，对于艺术家来说，优秀的道德素质的最根本的，只有具备了高尚的道德素质才能创作出高尚的艺术作品，在《傅雷家书》中他也在不断强调。他讲到：“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紧的是先要把一个人尽量发挥好，没成为某某家之前，先要学会做人；否则某某家不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在傅雷的教育观念中，对人道德素质的培养重于对技术与知识的培养，这也是他可以在教育中对傅聪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产生重要影响的原因。

重要观点

对于八股文风，傅雷这样说道，“一个知识分子不善于思考，不勇于思考，感觉不灵敏，好奇心不强，就不称其为知识分子，更谈不到钻研学问。何况思想懒惰与感觉麻痹还牵涉到遇事认真负责的问题，从而牵涉到人生观与世界观。”

对于艺术，人生，傅雷这样说到，“先做人，其次做艺术家，再次做音乐家，最后做钢琴家”。

对于孤独，傅雷这样对傅聪说到，“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你永远不要害怕孤独，你孤独了才会去创造，去体会，这才是最有价值的。”

人物关系

1932年,傅雷与家乡的未婚妻朱梅馥举行了婚礼,组成了家庭。朱梅馥是个东方型而受过新教育的女性,她体贴、文静、好客,几乎集结了中国女性标准的美德。他们两人性格上阴阳互补、刚柔相济,结合成了一个和谐、美满的家庭。二人育有二子：长子傅聪、次子傅敏。

人物观点

第一，把人格教育看做主要，把知识与技术的传授看做次要。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的教育重点，应当在伦理与道德方面，不能允许任何一桩生活琐事违反理性和最广义的做人之道；一切都以明辨是非，坚持真理、拥护正义，爱憎分明，守公德，守纪律，诚实不欺，质朴无华，勤劳耐苦为原则。第二，把艺术教育只当做全面教育的一部分。让孩子学艺术，并不一定要他成为艺术家。尽管傅聪很早学钢琴，我却始终准备他更弦易辙，按照发展情况而随时改行的。第三，即以音乐教育而论，也决不能仅仅培养音乐一门，正如学画的不能单注意绘画，学雕塑学戏剧的，不能只注意雕塑与戏剧一样，需要以全面的文学艺术修养为基础。

人物纪念

平反昭雪

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文革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安葬立碑

2013年10月27日上午10点整，在上海福寿园海港陵园的如茵园内，著名翻译家傅雷及夫人朱梅馥终于叶落归根，长眠在洁白的丰碑下。傅雷夫妇纪念碑高约1.8米，碑身洁白如雪，稳定挺拔。傅雷儿子傅聪、傅敏等家属参加了骨灰安葬及纪念碑揭幕仪式。

人物评价

好友楼适夷：“傅雷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但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他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半途而去，不能展其所长。”好友杨绛：“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画家黄苗子：傅雷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爱他自己的文章，爱他所翻译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对它们非常认真。妻子朱梅馥：“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修道院似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石西民：“傅雷是个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傅聪：“其实我父亲并不是天生喜欢在书斋里的，他是很关心国家的。关心世界，关心国家，关心人类。1956年的时候，他曾经真的觉得中国有希望。”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傅雷这个人，我觉得是，在反右里面，应该讲是最没有反党情绪的，最想我们的党变得好一点的人。结果后来，在反右以后被批判的是最厉害。这个我想傅雷的理想的头，碰了一个那么大的钉子，碰到的头破血流，跟他后来不断地失望，到最后走上自杀的道路，是应该有关系的。”傅雷作为一个翻译家，别人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译介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作为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的赏析；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他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傅雷家书》自80年代出版至今，已经感动了数百万读者。傅雷先生一生在文学、音乐、美术理论、美学批评等领域多有建树，体现出勤奋、正直、热心、严谨、慈爱的美德，凝聚成了独特的“傅雷精神”。

傅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