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福临（清世祖顺治帝）

人物生平

冲龄嗣统

爱新觉罗·福临是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第九子，崇德三年（1638年）正月三十日，生于盛京，其母为永福宫庄妃，博尔济吉特氏，即孝庄文皇后。五岁时，他曾参与在叶赫噶哈岭地方举行的君臣狩猎，射中一狍。此时他被记录为“方喀拉章京”（fangkala janggin），因此他的本名应为“方喀拉”（意为矮子）

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驾崩，由于未预定储嗣，所以在这一突发事件后，在其第十四叔掌正白旗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其长子肃亲王豪格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皇位之争。争夺者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精明的多尔衮随机应变，提出以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他共同辅政，结果获得通过。福临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笃恭殿的鹿角宝座即帝位。次年改元顺治。

这位年仅六岁的童子皇帝，虽然尚不谙世事，但在满族特有的尚武精神的熏陶下，却有一种好胜的性格和天然的优越感。崇德七年（1642年）年底，皇太极出猎叶赫一带，携他前往，当行猎于噶哈岭时，福临曾“射中一麅”，那时他年仅五岁。在举行登位大典前，他出宫乘辇前往笃恭殿，乳母因其年幼欲登辇陪坐，他拒绝说“此非汝所宜乘”，显示出不可冒犯的帝王尊严。随着年龄的增长，福临愈益感到现状对他的这种尊严实际上受到很大的挑战和侵害。

顺治元年（1644年）三月，大顺政权的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而死。四月，固山额真何洛会等人以悖妄罪告发肃亲王豪格，福临废豪格为庶人，他的党羽俄莫克图等人全部处死。晋封阿巴泰为多罗饶馀郡王。大学士范文程向多尔衮进谏，应当趁机进入中原。福临命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并赏赐多尔衮以及从征的诸王、贝勒、贝子。

定鼎燕京

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遣使向多尔衮乞师讨伐李自成。四月二十一日，答应援吴的清军便在一片石击溃了李自成派去切断吴三桂后路的唐通部农民军，四月二十三日，李自成与吴三桂军激战于山海关前，一时难分伯仲，双方鏖战至中午，吴军逐渐实力耗尽，为农民军包围。接着清军猝然袭击，农民军失利，李自成败退京师。清军正式入关。五月二日，清军进占京师。多尔衮奏请六岁的福临迁都京师。六月，福临令洪承畴仍然担任兵部尚书同内院官一起处理政务。九月，自盛京迁都北京，十月初一，在多尔衮率领的诸王以及满、汉大臣的劝进下，福临在南郊天坛祭天，然后再次即皇帝位于皇极门（今太和门），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此举标志着清王朝由地方政权开始转化为统治全中国的中央王朝。

顺治二年（1645年）初，清廷集中军力分两路攻入陕西，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率领，吴三桂为前锋；一路由豫亲王多铎率领，孔有德为前锋。李自成迎击清军于潼关，经过激烈的战斗，农民军放弃西安，东下湖广。四月，农民军来到湖广通山县，李自成遭到当地地主武装的袭击，死在通山九宫山。四月二十五日，清军攻占扬州。多铎陈兵江北，于五月初九占镇江。多铎遣贝勒尼堪、贝子屯济等率军追击弘光帝于太平。不久，多铎将弘光帝及伪太子一并解往北京斩首。

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福临以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率师西征四川。增定俸禄给养的规定：最高的是摄政王年俸银两千两，最低的是骁骑校三十两。二月，罢黜江南旧设部院，派遣在京户、兵、工三部满汉侍郎各一人驻江宁，分理各部事务。十月，和硕德豫亲王多铎还师北京，福临亲自出城迎接并慰劳。太和殿、中和殿修缮完成。制定皇帝行幸迎送的大礼。十二月，位育宫（即保和殿）修缮完成。福临规定诸王入朝乘坐的轿子及列朝坐次的礼仪。

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福临因郑亲王济尔哈朗府邸殿堂的台基逾制以及擅用铜狮、铜鹤，罚银两千两。三月，《大清律》修成，福临下令停止圈地。七月，福临加封豫亲王多铎为辅政叔德豫亲王。多尔衮因为抓住把柄罢免了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的权力，由此，多尔衮开始一人独揽朝政。并且摄政王对皇帝停止行跪拜礼。

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郑亲王济尔哈朗因罪被降为多罗郡王。肃亲王豪格获罪，但是福临以不忍心处置他，将其幽禁起来，不久便为多尔衮害死了。闰四月，恢复济尔哈朗和硕亲王的爵位。七月，初步设立六部汉人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规定诸王、贝勒、贝子、公、公主、和硕格格等人应该使用的金器数目。八月，福临规定允许满汉官民互相嫁娶。十一月，福临于圜丘举行祭天大典，祭祀太祖皇帝。追尊太祖以上的四世为皇帝。

顺治六年（1649年）正月，定内三院的官制。三月，豫亲王多铎薨，摄政王多尔衮还京奔丧。四月，太宗中宫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薨。六月，英亲王阿济格向摄政王多尔衮争叔王衔，被多尔衮论罪并罢免他的职务。

乾纲独断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猎的摄政王多尔衮在喀喇城逝世，使得福临可以提前亲政。

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福临开始亲政，时年十四岁。同年八月大婚。多尔衮病逝后，顺治开始摆脱傀儡地位，对多尔衮实行了削除封号爵位、罢撤庙享谥号、籍没家财等身后惩处。为加强皇权，他废除了诸王贝勒管理各部事务的旧例，又采取了停止圈地，放宽逃人法等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尽管福临很想有番作为，也颇为中原文化所吸引，但终因他周围尚未形成一支以他为主导的强有力的政治势力，致使他的计划暂时搁浅。

顺治九年（1652年）二月，福临加封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叔和硕郑亲王。三月，为加强君主集权，福临取消诸王、贝勒、贝子管理六部事务的权力。四月，福临采纳了礼部的建议，规定皇帝一月三朝，春秋两季各举行一次经筵。设置宗人府官员。规定一切礼制。九月，福临拟定亲自出迎西藏的达赖喇嘛。十二月，顺治帝于南苑召见五世达赖喇嘛。在每旗设置宗学，只要是未受封的宗室之子十岁以上均可入学。

顺治十年（1653年）正月，福临下令要改变仅有满臣奏事的局面，此后，凡章奏，令满汉侍郎、卿以上会同奏进。福临阅读《通鉴》，问大臣历史上的各个圣明之君谁最优，陈名夏对他说唐太宗，而顺治帝以为明太祖的各种立法可以有利于后世。三月，顺治帝赐太常卿汤若望号通玄教师。命令各部院奏事停用绿头牌。四月，亲自测试翰林官成克巩等人。此时，陈名夏案发生，二十八名汉官遭到训斥。五月，顺治帝增置内三院汉大学士，院各二人。设立十三衙门，谕戒宦官干政，所设太监级不过四品。八月，将太宗皇帝的第十四女和硕公主下嫁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二十四日，废除皇后为静妃。

顺治十一年（1654年）三月，皇三子玄烨（即康熙皇帝）生。六月，立科尔沁镇国公绰尔济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

顺治十二年（1655年）正月，修《顺治大训》，并且编纂《资政要览》。四月，下诏修《太祖圣训》、《太宗圣训》。五月，郑亲王济尔哈朗病逝。六月，福临封博果铎为和硕庄亲王。命名宫禁为紫禁城，后山为景山，西苑南台为瀛台。命内十三衙门立铁牌，严禁内监干政。

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董鄂妃被册为“贤妃”。十二月，晋封为皇贵妃。

结识僧教

福临亲政初期即认识了天主教耶稣会士汤若望。福临亲政后，汤若望的地位迅速提高，当年即被封为通议大夫、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名“通玄教师”，十二年授为通政使，十五年诰封光禄大夫，秩为正一品。这完全是福临重视信任的结果。最初，福临因母亲孝庄文皇后称汤若望为义父，而称其为“玛法”。

顺治十四年（1657年），福临开始接触僧人，成为佛教信徒。这年深秋，福临驾幸南海子，在太监的带领下到了海会寺，见到了临济宗龙池派和尚憨璞性聪禅师，福临和他交谈非常契合，因此对佛教产生了兴趣。于十月四日于南苑万善殿召见憨璞，以后又不断召见，详细询问佛教界的德高望重的人。他知道了龙池派内许多著名和尚的情况，对他们非常向往。

顺治十五年（1658年）九月，福临遣使赴江南湖州报恩寺召名僧玉林琇来京，玉林琇清高自持，多次辞谢不应召，使者不许。

顺治十六年（1659年）二月，玉林琇入京面见福临。福临当即封他为“大觉禅师”，并以禅门师长礼待玉林琇，自称弟子，并请求他起法名。玉林琇再三推辞，福临不许，并要用丑些的字眼命名，玉林琇写了几个字，福临选了一个痴字，法名行痴。四月，玉林琇请求回去，福临赐给他黄衣、金印，派遣官员送他回去，并令使者召玉林琇弟子茆溪行森去京师。福临又封憨璞为明觉禅师。由于憨璞的推荐，福临在玉林琇离京前一月即闰三月遣使往浙江宁波天童寺召龙池派另一位名僧木陈道忞进京。这年七月茆溪行森应召到京。福临是从玉林琇语录中发现茆溪行森偈语最好，特指名将其召来。福临在万善殿接见茆溪行森，问答佛法过程中，福临不断地点头叫好。

剃发出家

福临自亲政一开始，也曾雄心勃勃，力图振兴国祚，政治一新，但却力不从心，致使矛盾重重，他已疲惫不堪了。在董鄂妃未薨逝前，他曾对弘觉道忞禅师说：“老和尚在朕三十岁的时候来为朕祝寿，也许可以等到。玉林琇说来给朕祝四十大寿，朕绝不会等到了。”他已自觉骨瘦如柴，体力不支，难以挨到四十岁，顶多勉强可以活到三十。他的精神支柱已轰然坍塌，已觉不久于人世，再也无力支撑这座辉煌的帝国大厦了。

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病逝于承乾宫，福临陷入了痛苦之中，而政治上的苦闷也困扰着他。这时只有佛法使他还有所寄托，所以他再萌生出出家之念。大约在九、十月之交，福临决心出家，由茆溪森剃度成了光头天子。十月十五日，茆溪森本师玉林通琇禅师奉诏到京，听说他的徒弟已为皇帝剃发，勃然大怒，立即命令众人堆积柴火准备烧死茆溪森。因此他劝福临说：“如果以尘世之法论的话，皇上应该永远坐在皇位上，上可以安定圣母的心，下可以使得民众安居乐业；如果以出世之法论，皇上也应该永久做君主帝王，对外可以保护操持佛法的人，对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福临听从了他的谏议，允许蓄发，暂时罢了出家的念头。茆溪森也因此免于被烧死，当月便离开京京城回南方去了。福临虽然不再出家，但内心已然完全受到了佛法的熏陶。

染疾去世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福临安排吴良辅出家为僧。这天他亲临悯忠寺观看吴良辅出家仪式。归来的当晚即染上天花，发起高烧来。他预感病体沉重，势将不支，初六日深夜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遗诏。王熙、麻勒吉二人退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以初七一天的时间撰拟。一共三次进给皇上预览，皇帝三次亲自斟酌，刚到晚上才决定。当夜，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与世长辞了。

福临晏驾后，麻勒吉及侍卫贾卜嘉二人手捧遗诏去奏知皇太后，马上向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等人宣布。遗诏立八岁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为皇太子，继帝位，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

遗诏实为罪己诏，共罗列十四条罪过，主要是未能遵守祖制渐染汉俗，重用汉官致使满臣无心任事，几乎完全否定了他自己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政绩。至于这是否福临本意，即这十四条是否福临过目批准的已无从知晓。但却留给了后世之疑：遗诏公布前先奏知皇太后；遗诏的主要起草者王熙事后对此守口如瓶。因此，人们有理由说遗诏本出太后授意，确实是母亲责备儿子的话。

福临崩后，梓宫放在了景山寿皇殿。四月十七日，由再次进京的茆溪行森执行火化仪式。火化后宝宫（骨灰罐）安葬于遵化马兰峪，是为孝陵。庙号世祖，谥号章皇帝，后世累有尊谥，至乾隆元年（1736年）尊谥加为二十二字：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主要作品

顺治帝御制（包含敕修）书籍如下：《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内政辑要》《人臣儆心录》《范行恒言》《御注太上感应篇》《通鉴全书》《孝经衍义》《道德经注》《万寿诗》《御注孝经》《表忠录》《内则衍义》《易经通注》《劝学文》《唐诗五七言》《顺治遗诏》：实为顺治帝的“罪己诏”，主要起草者是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共罗列了十四条自己的罪过，主要是未能遵守祖制，渐染汉俗，宠汉抑满等。书画顺治帝在处理政务之余，他还对艺术产生了兴趣，所绘山水丹青被认为是“真得宋、元人三昧”。他的书法临仿名家，亦有所成。从《石渠宝笈》《秘殿珠林》著录的顺治御笔书画来看，最早的创作是在顺治十一年 （1654年），而创作最集中的时间则是顺治十二年 （1655年）和十三年（1656年） ，有画18轴、书4轴，但这是宫廷保存的书画，因为顺治帝经常将自己的作品赐给臣下，所以实际数量远不止此。流传至今的顺治帝的作品不多，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和少数几家博物馆中。

主要成就

乾纲独断

维护满人

经济

福临在稳定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清入关之初，虽然公布以明朝会计录征收赋税，但战乱之后，地荒丁逃，赋无所出。再由于连年用兵，国库耗支巨大，已入不敷出。福临亲政时各直省钱粮缺额已至四百余万两，赋亏饷诎，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福临认识到军队没有粮食就会叛乱，人民穷困就会偷盗的道理。为稳定好社会经济，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较突出的有鼓励垦荒等政策。

福临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等人建议，于顺治十年（1653年）以后推行屯田垦荒。重点地区是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发给牛具籽种，招民开垦，实行三年起科。在辽东一带更实行招民垦荒授官令，鼓励人们赴辽东开发。

顺治十三年（1656年）秋下令鼓励富人垦荒。

顺治十四年（1657年）夏公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则例中规定督抚按及道府、州县、卫所等各级官员在一年内，按垦荒数量给以记录或加升一级的奖励，同时还规定了文武乡绅及贡监生民人等垦荒的奖励办法。并规定如果开垦不实或者开过复荒，新旧官员都要分别治罪。

顺治十五年（1658年）冬，又实行捐资开垦法，垦荒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对困弊不堪的社会经济起了一些复苏的作用，但因当时全国战火未熄，社会仍在动荡之中，总的说来收效不大。

当时由于战乱，不仅出现地荒丁逃的现象，还有隐匿土地及占垦明代藩王勋戚地产不报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制土地的数量很少，严重影响了国家赋税收入。福临亲政后对隐匿土地者实行了宽大政策。这一政策的公布，出首报垦者开始大量增加。对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福临令地方官彻底清查后，实行“房屋应行变价，地土照旧招佃”的办法，因而做到粮租兼收。

此外，福临为不“苦累小民”，多次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产贡品，并一再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以休养生息。但同时为解决燃眉之急，他还准许富绅捐官，甚至一再批准在某些地区征收练饷、辽饷。这类互相矛盾的现象，曾不断出现。

外交

对朝鲜

顺治帝为抵御俄国对黑龙江流域的渗透和入侵，在顺治十一年（1654年）和顺治十六年（1659年）两次征调属国朝鲜鸟枪兵到黑龙江助剿，朝鲜称之为“罗禅征伐”。

对俄国

顺治十二年（1655年），俄国派遣使者巴伊科夫带着俄国沙皇（清朝称“察罕汗”或“察干汗”）阿列克谢一世的国书，欲与清帝国建立外交管道。使团出发前，俄国政府已听说中国礼仪繁琐，还会要求外国使者下跪，履行丢脸的仪式。为了避免俄使受辱、维护俄国的体面，俄国沙皇颁下训令，命令俄使巴伊科夫觐见中国皇帝时，必须按照欧洲各国通行的礼仪，其他如亲吻礼仪、递交国书、呈送礼物等细节，也详列办法，不愿接受中国安排的礼仪。因此使团到了北京后，中俄双方对递交国书、觐见礼仪的看法，争执不下，反复谈判6个月，仍无法解决问题。经诸王大臣部议后，理藩院只好驱逐巴伊科夫使团。后来，巴伊科夫虽派人赴北京求情，并答应行跪拜礼，请求俄国使团能返回北京，觐见皇帝。顺治皇帝虽不同意巴伊科夫重返北京的要求，仍让巴伊科夫携回致沙皇的诏书，以“谕鄂罗斯国察干汗”起头，内容是“尔国远处西北，从未一达中华。今尔诚心向化，遣使进贡方物，朕甚嘉之，特颁恩赐，即俾尔使人赍回，昭朕柔远至意。尔其钦承，永劾忠顺，以副恩宠”。可知顺治皇帝认为俄国是归化中国的外夷，而俄国遣使递书的行动只是进贡方物。既然俄国已纳表归化，即是皇帝臣属，应视同藩属国，俄使自然为贡使，故理藩院以“朝贡礼”相待。但俄使要求觐见、面递国书，已逾越藩属陪臣的分际。因此，理藩院若接受俄使的要求，等于让顺治皇帝自降身份，与沙皇平起平坐，才有驱逐俄使的举动。

由于巴伊科夫使团迟迟未归，俄国沙皇担心中国扣留俄使，再次遣阿勃龄来华递书，并准备承诺今后俄国不再骚扰达斡尔地区，以换回巴伊科夫等人。可是，当巴伊科夫等人回国后，俄皇立刻改换新国书，删去原先的承诺。或许是鉴于巴伊科夫的失败，俄使阿勃龄不再坚持亲递国书，同意先将国书呈交理藩院，再觐见皇帝。可是，阿勃龄提出中俄应建立平等国交的要求，并指出中国既允许信奉耶稣教的国家来华传教，俄国也希望与中国建立国交，互换使节，让中俄两国商人可自由通商，希望清政府豁免俄国货物的出口税。顺治君臣在意的是俄使的请觐与国书内容，不愿讨论俄国自由通商的要求。而俄国国书日期采俄历纪年，违反“奉正朔”的原则，而且俄国沙皇自称大汗，对顺治皇帝只称“殿下”，而不是“陛下”。这些要求，让顺治皇帝大感不悦。最后，诸王大臣会议以俄国国书不符合藩属表文格式为由，建议皇帝应驱逐俄使，退回贡物。顺治皇帝虽不满意俄国国书，但没有驱逐俄使阿勃龄，仍视同贡使，命理藩院设宴款待、查收贡物。此后顺治皇帝明令理藩院向俄使说明皇帝拒见的原因，并要求俄国不必再遣使递书，主动切断与俄交涉的管道

对荷兰

顺治十年（1653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请贡”名义派船到广东，跟清廷接触，兼做贸易，但未获清廷批准。三年后，荷兰东印度公司直接派遣使者抵达北京，“赍表朝贡，并请贡道以便出入”。清廷给予其“准五年一贡，贡道由广东入”的待遇，实际上是将其视为与朝鲜、安南类似的藩属国。不久，清廷又追加了贸易细则，“著八年一次来朝，员役不过百人，止令二十人到京，所携货物，在馆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货卖”。

在跟郑成功作战中溃散的荷军舰船曾驶往中国大陆，请求停泊装水，购买食品和燃料。经由当地官员引荐，靖南王耿继茂接见了船上的荷兰人，通过他们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提出了清荷联合作战进攻郑成功的设想，并请荷兰派军舰参战，承诺清方将提供必要援助。荷兰巴达维亚殖民当局曾派出由军官考乌率领的援台舰队，准备与清军首次联合作战。然而，这支舰队尚未抵达台湾就被击溃，残部逃回巴达维亚，使首次清荷联军的设想化为泡影。

文化

福临亲政之时社会很不安宁，内地反满斗争连绵不断。福临亲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杀，敬谨亲王尼堪遇伏衡阳身死，当时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民族矛盾尤为激烈。因而福临感到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是收买，安抚汉人，镇压反抗。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强思想统治。他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顺治九年（1652年）九月二十二日，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福临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他主持编修《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等，均亲自撰写序言。

顺治九年（1652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神化了关羽的忠义。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决定满洲部院各官与汉人官员一样实行离任丁忧制。他视尽忠尽节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准则，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时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难者，赞扬其“幽忠难泯，大节可风”，下令礼部详访确察死节职名并实迹具奏，给谥赐祭。他还特为身殉社稷的崇祯帝朱由检立碑，赞扬他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对跟从君上殉节的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更是赞扬备至。通过全面倡导忠义，树立了清朝是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对消除广大汉人对清朝统治者心理上的隔阂，对缓和民族矛盾，特别对安定汉人地主的人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顺治九年（1652年），顺治帝沿袭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圣谕六言），颁布“圣谕六训”，作为教化士民的行为准则。顺治十六年（1659年））批准设立乡约，公举60岁以上、有德有才的生员（秀才），或在当地有较高德望的乡绅耆老，在每个月的朔、望日（初一、十五）向老百姓宣讲六谕，旌表善恶，此为清朝宣讲圣谕的肇始。

顺治十二年（1655年）春，他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编《孝经衍义》。他为“考百代之是非”，特命大学士巴哈纳、刘正宗等为总裁官编《通鉴全书》。他大力提倡忠孝节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个人生活

父母父亲：爱新觉罗·皇太极（清太宗文皇帝）母亲：孝庄文皇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顺治时为圣母皇太后，后上徽号曰“昭圣皇太后”）后妃皇后（4位）世祖废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吴克善之女，孝庄文皇后侄女。孝惠章皇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绰尔济之女。孝康章皇后佟佳氏，佟图赖之女，康熙帝生母。孝献皇后董鄂氏，鄂硕之女。正妃（7位，皆葬孝东陵妃园寝）恭靖妃浩齐特博尔济吉特氏，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尊皇考恭靖妃。端顺妃阿霸垓博尔济吉特氏，康熙十二年十二月尊皇考端顺妃。淑惠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孝惠章皇后妹。宁悫妃董鄂氏。悼妃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废后堂妹；追封悼妃。贞妃董鄂氏，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以身殉世祖死。恪妃石氏。庶妃（9位）笔什赫额捏福晋/巴尔福晋/巴福晋即庶妃笔什赫氏/巴尔氏/巴氏塞母肯额捏福晋/穆克图福晋即庶妃塞母肯氏/穆克图氏唐璟福晋/唐福晋即庶妃唐氏钮祜禄福晋/钮福晋/牛福晋即庶妃钮祜禄氏/钮氏/牛氏陈图塞尔福晋/陈福晋即庶妃陈氏杨喇亥娘福晋/杨福晋即庶妃杨氏乌雅福晋。克里纳喇福晋/纳喇福晋即庶妃克里纳喇氏/纳喇氏庶妃乌苏氏格格（17位）京及格格捏及呢格格赛宝格格迈及呢格格厄音珠格格额伦珠格格梅格格兰格格明珠格格芦耶格格布三珠格格阿母巴偏五格格阿几偏五格格丹姐格格秋格格瑞格格朱乃格格子女皇子皇长子爱新觉罗·牛钮，生母为笔什赫额捏福晋。皇二子爱新觉罗·福全，生母为宁悫妃董鄂氏，封裕亲王。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生母为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即康熙帝。皇四子荣亲王，生母为孝献皇后董鄂氏。皇五子爱新觉罗·常宁，生母为陈图塞尔福晋，封恭亲王。皇六子爱新觉罗·奇绶，生母为唐璟福晋。皇七子爱新觉罗·隆禧，生母为钮祜禄福晋，封纯亲王。皇八子爱新觉罗·永干，生母为塞母肯额捏福晋。公主皇长女，生母为陈图塞尔福晋。皇二女和硕恭悫公主，生母为杨喇亥娘福晋，下嫁瓜尔佳·讷尔杜。皇三女，生母为笔什赫额捏福晋。皇四女，生母为庶妃乌苏氏。皇五女，生母为笔什赫额捏福晋。皇六女，生母为克里纳喇福晋。养女和硕和顺公主，承泽亲王硕塞次女，生母为硕塞嫡福晋那拉氏。下嫁尚可喜之子尚之隆。和硕柔嘉公主，安亲王岳乐次女，生母为岳乐继福晋那拉氏，下嫁给耿继茂之子耿聚忠。固伦端敏公主，简亲王济度次女，生母为济度嫡福晋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下嫁班第。

轶事典故

优遇洋人

福临亲政初期即认识了天主教耶稣会士汤若望。福临亲政后，汤若望的地位迅速提高，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赐名“通玄教师”，顺治十二年（1655年）授为通政使，顺治十五年（1658年）诰封光禄大夫，秩为正一品。最初，福临因母亲孝庄文皇后称汤若望为义父，而称其为“玛法”，即汉语爷爷之意。在频频的接触中，福临深为汤若望渊博的学识与高尚的品德所折服。对各种知识都感兴趣而又好学的福临，向汤若望请教有关天文历算、社会人生等各种问题，他总是以获得新鲜的知识而感到惬意，并愈加尊敬汤若望。

汤若望在福临的心目中威信最高，福临对他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而福临在逝世前立三子玄烨为皇太子为帝位的继承人，也是采纳汤若望建议的结果。后来福临由于完全被和尚所包围，才与汤若望有所疏远，但对其始终怀尊敬信任之情。

爱好汉服

据清初学者谈迁记载，福临曾取出明朝皇帝所穿的翼善冠衮龙袍，自己穿上，对着镜子，问太监们如何，太监们都说好，福临也说好，然后又戴上满洲帽子，照完镜子后就把满洲帽子扔在地上，平时常身穿宽袍大袖的汉服。朝鲜国王李淏之弟麟坪大君在出使清朝时，也从在清宫当差的朝鲜人金汝辉那里听说福临“专厌胡俗，慕效华制，暗造法服，时或着御，而畏群下不从，不敢发说”。

哭祭崇祯

福临对明朝崇祯帝非常推崇，亲自为他撰写碑文，立于思陵之前。据说，他还曾亲自到思陵失声痛哭，说：“大哥大哥，我和你都是有君无臣啊！”

不幸婚姻

顺治先后册立两位皇后。一位是他的母亲孝庄皇太后的侄女博尔济吉特氏，由多尔衮做主定婚、聘娶。顺治亲政，册为皇后。

由于对多尔衮怀恨在心，他对这位皇后并不满意，多尔衮死后，顺治废掉皇后，降为侧妃。

另一位是孝惠章皇后，博尔济吉特氏，顺治十一年（1654年）五月，年十四，聘为妃。六月，册为皇后。她不久又受到福临的责斥。但这位皇后能委屈圆通，又有太后呵护，才没有被废掉。

顺治真正视为知己的是董鄂妃，即后来追封的孝献皇后。年轻的福临对董鄂妃一见钟情，有几件事可以说明这位少年天子对董鄂妃的恩爱逾常。

独宠鄂妃

董鄂妃在顺治十三年（1656年）八月二十五日被册为“贤妃”，仅一月有余，福临以“敏慧端良、未有出董鄂氏之上者”为理由，晋封她为皇贵妃。这样的升迁速度，历史上十分罕见。十二月初六日，福临还为董鄂妃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册妃典礼，并按照册封皇后的大礼颁恩诏大赦天下。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保存了册立董鄂妃为皇贵妃的《诏书》。按常规，皇帝只有在册立皇后的大礼上才会颁布诏书公告天下。董鄂妃享受到这种特殊礼遇，表明她得到了顺治不同寻常的宠爱。顺治十四年（1657年），董鄂妃生下皇四子，顺治十分欣喜，颁诏天下“此乃朕第一子”，对这个孩子的待遇如同嫡出，大有册封太子之意。然而这个孩子生下不到三个月就夭折了，顺治下令追封其为和硕荣亲王，为他修建了高规模园寝。董鄂妃本来就体弱多病，皇四子又百日而殇，这种打击使得她从此一病不起，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十九日，董鄂妃香消玉殒，病逝于东六宫之一的承乾宫，年仅22岁。据福临说，董鄂妃崩时“言动不乱，端坐呼佛号，嘘气而死。薨后数日，颜貌安整，俨如平时”。

史籍记载

《清史稿·卷四·本纪四》《清史稿·卷五·本纪五》

后世纪念

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死后葬于清孝陵。清孝陵位于瑞山主峰南麓，背后靠昌瑞山，前朝金星山，位居陵区主轴线上。后世四座帝陵依次分列左右，深刻体会了“居中为尊”、“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传统观念。孝陵的陵址是由顺治皇帝生前择定的。但由于定鼎之初，战事不断，国库空虚，加之顺治帝正当英年，并未急于兴建。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帝崩逝后才开始兴工，到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十九日，主体工程告竣。该陵是清朝统治者在关内修建的第一座陵寝，规模宏大，气势恢弘。该陵始建于17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历时330多年，在自然力及人力的破坏下已经相当残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批准，于1991年至1993年进行了全面的维修，从而又以健康的风姿展现在世人面前。

人物争议

出家之谜顺治帝与和尚结成了很密切的关系，有一个和尚叫憨璞，福临亲自到这和尚住的地方叫做海会寺，促膝长谈，相得甚欢，就是谈得很融洽。福临回到宫里以后，又把和尚召到宫城西侧的西苑，里头有个万善殿，继续论佛谈法，还有一个大和尚叫木陈忞，福临到了那儿，他跟他说，说：“我呀，总感觉我的前世好像就是佛家的人，说我到你这个寺庙之后，觉得这是窗明几净，就不愿意回到宫里。”还有一个大的和尚叫溪森。顺治就跟溪森一块谈话，他自称是这和尚的弟子，和尚当然也捧这位，有一次他跟一个和尚说，这个和尚叫木陈忞，说什么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想效法他们可不可以。顺治想学释迦，释迦牟尼，想学达摩要出家。后来他就找了溪森说我要剃度，溪森开始劝阻，他不听，还是要剃度。行森就把他头发给剃了，剃成和尚头了。这不得了，皇太后怎么可以同意呢。这样，就找了行森的师傅，叫玉林琇（通琇），玉林琇就赶到北京，就让徒弟们架起柴禾来，点上火要把他的弟子溪森烧死。顺治一看这个情况不行，我不剃度了，我不出家了，就救了溪森一命。一天，顺治和玉林琇两个人对面坐着，谈佛论法，两个人都会意地互相笑了，为什么笑了呢？玉林琇看到一个光头的皇帝，顺治看了一个光头的和尚，两个人会心地笑了。人物性格福临有胸怀大志富于进取的气质，又存在着浮躁易怒、任性放纵的顽症。顺治八年（1651年）二月皇太后告诫皇帝的谕中有“惩忿戒嬉”，这是母知其子，可谓说到了病根。后来和尚木陈忞说他“龙性难撄”，茚溪森说他“生平性躁”，看法都是一致的。福临刚愎自用，对一切冒犯其尊严或不顺心者，动辄惩处。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国史院检讨孙自式目睹吏治败坏的现实，上疏自请为本县县令，但这违背了居官回避乡里的原则。对此，福临却采取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举动：“诏赐牛黄丸归里养疾”。其对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图海的处理则纯属滥施专制淫威了。福临的任性还表现在该惩而不惩。顺治十二年（1655年）他已严令不许太监干政，并立十三衙门铁牌，禁令昭昭，但顺治十五年（1658年）二月就暴露了“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之事。如按十三衙门铁牌敕谕应“即行凌迟处死”。福临却另有一番言辞：“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其实这话仅用之于太监，而与太监交通勾结突出者，如大学士陈之遴以及陈维新、吴维华等人，却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宁古塔的惩处，太监，尤其是吴良辅却仍然安然无恙。这种福临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自坏章法的原因，是他偏爱太监之故。但福临并不是将错就错到底的昏君，这位在人生道路上大胆迈进，具有鲜明个性而尚不成熟的青年君主，仍具有真诚之心。他在坚持满洲特有权利而严厉惩处汉臣的同时，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他更向吏部发出这样的谕旨：“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自今追思，皆属具文，虚邀名誉，于政事未有实益。且十二、三年间时有过举。”“向因建言得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详察职名事迹，开列具奏。”他再次希望“科道各官尤当尽言无隐，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在此谕后，季开生复原官、归骸骨，李呈祥、魏琯等免罪。所赦言臣尽管很少，但终能自责并见诸于实际行动。中炮毙命在福建南安石井发现的《延平王起义实录》称顺治帝亲征郑成功，在高崎之战中中炮身亡，清将达素畏罪自杀，清廷对此秘而不宣。但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副馆长陈洋认为，顺治皇帝是因病亡故于北京，是有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作为依据的。《延平王起义实录》抄本内的关于顺治死因的文字，尚未得到其他史料的证实，是历史学所称的“孤证”。

人物评价

史书评价

《清史稿》：顺治之初，睿王摄政。入关定鼎，奄宅区夏。然兵事方殷，休养生息，未遑及之也。迨帝亲总万几，勤政爱民，孜孜求治。清赋役以革横征，定律令以涤冤滥。蠲租贷赋，史不绝书。践阼十有八年，登水火之民于衽席。虽景命不融，而丕基已巩。至于弥留之际，省躬自责，布告臣民。禹、汤罪己，不啻过之。书曰：“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为民父母。”其世祖之谓矣。

《清实录》：章皇帝达孝承先，洪仁抚世。以天纵之姿，奋有为之业，扫除寇乱，奠安生民。六师所加，有征无战。莫不望风慑息，竞迓壶浆。即殊方异域、声教未通之地，亦皆受吏请封，凛遵正朔。不数年间，天成地平，区宇宁谧。功高在昔，美冠将来……一事一言、皆二帝三王心法所寄。

皇太极：奇祥也，生子必建大业。

梁清标：入主中华，奄有万方，统一天下。

范文程：君明臣良，必交勉释回，始克荷天休，济国事。

朝鲜显宗：好汉语，慕华制。

萧一山：①世祖年幼，赖多尔衮以为治，驾驭贰臣，混一寰宇，痛爱妃之死而欲逃禅，其聪慧亦有过人者。②清人既入北京，首为崇祯帝发丧，示以伦理纲常之可重；减除三饷及加派，恢复万历初年税率，以革苛政之根本。此不得不谓为深知国家治乱之关键，与夫能善乘时机也。当时除多尔衮摄政外，虽大半出于范文程、洪承畴诸人之政策，然顺治自亲政以后，亦复年少有为，能粗立开国规模。惟时海内未一，南陬建号，戎马仓皇，未暇专力于政治。而此英年睿主，遽于十八年遗诏殂谢，鸿图大业，遂传统于六十余年励精图治之康熙帝玄烨矣。

卫匡国：这个皇帝虽然年轻，但一开始治理国事就表现得深谋远虑，受到各个阶层、各个集团的赞扬，胜过了头发灰白的最有才智的大臣们。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傀儡了，在处理政务方面也表现出惊人的判断力。

昭梿：①世祖亲政后，任法严肃，凡在臣专擅如陈名夏、谭泰、陈之遴、刘正宗辈，无不立正典刑。故人知畏惧，夙弊尽革，以成一代雍熙之治也。②章皇帝冲龄践祚，博览书史，无不贯通，其于禅语，尤为阐悟。

金绍城：所谓名人者，非因画而得名者也，若者有特殊学问，特殊节操，特殊人品，特殊技能，特殊地位，已为人所推崇，一旦寄意丹青，随意点染，不必求工，而气概自流露纸表。人以其学问、节操、人品、技能、地位等之可钦可敬，而于其画尤视为珍宝矣。如黄向坚、李长蘅、吴梅村、闵贞、戴文节、顺治帝等，其作品均千古不磨者也。

成积春：顺治帝是一位立志高远、孜孜求治、以明君圣王自期的有为皇帝，负有“一夫不获，罪在朕躬”的历史责任感。顺治帝是“汉化”的积极推动者，其“自罪”帝王观念是儒家帝王思想、天人感应理论与清初特殊的政治局势共同作用的产物。顺治帝罪己是政治上有抱负、有作为的表现，但后期一味自我责罪则在一定程度上映现了其壮志难酬的悲观情绪和为情所困的厌世心境。

户衣：清王朝在汉族集聚地之所以能有几百年的发展，顺治帝的奠基之功不可没。首先，改多尔衮的“勤兵黩武”为抚剿并重，为全国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其次，恢复经济，整顿吏治，改善政治，提高国家机器的行政效率，以增强发展自己的实力。再次，顺应历史潮流，实行汉化政策，摆脱“极弊之势”。

白寿彝：福临是以幼小之年在激烈政治斗争中被拥上帝位的。……这位年仅六岁的童子皇帝，虽然尚不谙世事，但在满族特有的尚武精神的熏陶下，却有一种好胜的性格和天然的优越感。

阎崇年：清世祖章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六岁登极，是清代历史上有名的少年天子。年号顺治：顺，意顺利；治，意治理。就是顺利治国，华夏一统的意思。少年福临的命运，真如同他的名字一样“福”从天上降“临”。

陈涴：全面来看，应该说他还是个有为之君，他年轻的生命在历史的星空中也曾经闪光，担负起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就个性来讲，他聪明好学，志向高远，具备很高的文化素养，且刚毅果断，敢作敢为。正因为他个性刚强，所以，在处理朝政上，他也不示弱，还是有作为的。

李治亭：清帝大多数是好的，换言之，大都很有作为。如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世祖福临，还有代行皇帝职责的摄政王多尔衮，……这几代帝王及多尔衮皆雄才大略，文武兼备，勤于政事，事必躬亲，严于治理，生活俭朴而克己，爱读书而乐此不疲。

李尚英：福临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他亲政以后不过10年。一方面革除了明朝末年的许多弊政，另一方面又克服了满族统治者自身的某些落后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以笼络汉族士大夫洗刷关外伧荒，从而缓和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实现了除台湾以外的中国领土的统一。这就为康雍乾时期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临是清朝开国时的关键君主，在中国历史上起了进步的作用。

王亚英：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在其前人努尔哈赤，皇太极以及摄政王多尔衮改革的基础上，参照明制继续进行社会改革。顺治帝的改革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为“康乾盛世”奠定了基础。

姚念慈：以遗诏十四罪来审视世祖亲政十年的历史，我确信遗诏宗旨与世祖本意全然不符。遗诏的宗旨在批判世祖背离满洲，向化汉族。世祖的汉化改革则是维护清廷的全国统治，同时也巩固满族的既得利益所不得不然。这是遗诏与世祖在政治取向上的分歧，当然，也含有短视与远见、落后与进步的对立。但我认为其意义尚不止于此。世祖的改革徘徊曲折，甚至夹杂着消极结果，较之多尔衮摄政时期，毕竞是在深入、前进。看似缓慢的历史进程，当时却有如狂飙。汉化方向上每迈出微小的一步，人或觉得微不足道，但在世祖，也是极其艰难的。满族人关后施行野蛮的民族征服，使汉族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牺牲。而要克服和扭转这一趋势，不仅要有汉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无疑也需要征服者付出代价。遗诏将世祖视为本民族的叛逆，就是表达了满族统治集团的切肤之痛。……世祖身上不时流露出征服者的失落。他个人的寂寞悲凉，何尝不是满族奠定中原王朝统治所付出的历史代价。

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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