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峻（语言学家）

人物简介

杨伯峻于1909年生于湖南长沙，祖父以上三代单传。他是母亲的第二胎，未足月而生，生来很瘦弱，却也是长房长孙，所以祖父母对他爱护备至，生怕像孙子那样夭折。从小足不出户，由祖父亲自授读古书。读完了《诗经》，又是《左传》，还兼读吕祖谦的《东莱博议》。在插进小学三年级后，放学回到祖父书房读《左传》和《东莱博议》成了他每日的必修课，当时虽然能通背，却不解其中意。直到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取《春秋左氏传》加以温习，才渐渐懂得一些，但离理解还差很远。这个启蒙教育阶段影响了杨伯峻的一生，为后来专攻《左传》定了位。

学术研究

杨伯峻随叔杨树达——著名的语言文学家学习，1931年还拜在黄侃先生门下。两位先辈给了他独立思考的好习惯，一日得《刘申叔遗书》，其中有关《左传》的文字相当多。杨伯峻读罢有很多感受：一、“刘师培之为人虽不可取，但《左传》之熟，读书之多，却使我十分羡慕。无怪于章炳麟能捐弃前嫌，要营救他，说是为中国留一读书种子。”二、章士钊在《文史》发表的关于《黄帝魂》的文章不可信。文章提到：作者与刘申叔相交时不见他很用功，他家累世以习《左传》有名。申叔的有关《左传》文字可能是抄袭他父、祖辈以至曾祖的遗稿。当时，杨伯峻正细读刘文淇等三代所著的《左传旧注疏让》，研读了刘申叔的有关《左传》文章，推翻了章士钊的观点。他认为：“刘申叔一则承袭家学，二则天资聪敏过人，所以虽然只活三十六岁，便著作等身，而于《左传》尤为精熟，能发挥自己的独见”，于是得出结论：申叔的治《左传》，超过祖辈、父辈甚至刘文淇，其文章当然不可能是抄袭而来。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章士钊当面直陈其观点。

著书立论

杨伯峻博览群书，既读那些只图赚钱、丝毫无学术价值的书，如《左传白话解》，又尽力搜集有关《左传》的材料，取其精华。清朝人对“经书”多有整理本，但《春秋左传》除礼记式的书外，都不尽如人意。刘文淇的《旧注疏证》就没写完。而《左传》为春秋史书，在所有“经书”中文学价值最高。杨伯峻如是想，于是决心整理这部著作。但它在《十三经》中分量最大，“非全力以赴不可”。有了这样的准备，杨伯峻开始在《左传》的天空中自由翱翔，汲取各类营养。熟读《左传》，大体理解《春秋经》和《左氏传》的撰写体例是首要工作。然后访求各种版本，诸如阮元作《校勘记》采取的版本，杨守敬在日本所见的版本，又得到金泽文库本。三者互相校勘，并参考类书与唐宋以前文史哲各类书籍的引文，取条补短，作为定本；又广阅经史百家之书，《春秋》、《左传》、《三礼》、《公羊》等书必读。尤其用《史记》一一和《左传》相对勘，说明两者的异同。不仅如此，杨伯峻又重温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摘录可取资料。与历史从地下所得资料作为“长编”。遗憾的是这部分在“文革”中散失了一些。后来凭记忆稍作补充，删繁就简，加上其研究成果写成初稿。对《春秋左氏传》这一重要典籍，刘文淇累代传授《左传》并且著作，故《清史稿》替他三代立传。然而用功八十年，经历三四代，并没有写完，反到襄公五年为止，成就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相差不可以道里计。加之《春秋左氏传》脱字、错字、衍字不少。杨伯峻先生短期内完工，与他浓厚的文化底蕴是息息相通的。在治学方面，他一般都是有目的地读书，先拟好一个题目或书名，再尽可能地搜集并研究资料，先有了腹稿，然后拟定大纲或章节，一气呵成。

主要作品

《列子集解》、《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中国文法语文通解》

成绩斐然

古汉语语法和虚词研究

著有《中国文法语文通解》（商务印书馆，1936年）、《文言语法》（北京出版社，1956年）、《文言文法》（中华书局，1963年）、《文言虚词》（中华书局，1965年）、《古汉语虚词》（中华书局，1980年）、《春秋左传词典》（合作，中华书局，1985年）等。　其中《中国文法语文通解》一书，重点讨论了虚词。全书共12章，把古汉语虚词与现代汉语虚词综合起来进行分类排比，旨在弄清楚虚词的历史情况，以便更好地运用现代汉语中的虚词。书中对每个虚词说明词性，分析用法，并配有丰富的例句。在材料的取舍上，书中既有上古的语言材料，也有近代和现代的材料；既包括书面语的材料，也包括口语的实例，开始接触到汉语语法的历史研究。该书促进了古代汉语语法研究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分野，成为当时的代表性作品。　《文言语法》一书是另外一部古汉语语法著作。共分3编：上编先交代文言语法的含义及编写该书的目的，然后概述词法与句法；中编分别讲述各种词类，其中提出了“小品词”的概念。下编是句法的分析研究。是中学语文教学和阅读古汉语作品的一部很好的参考书。

古籍的整理、注释和译注

著有《列子集解》（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等。　其中以《论语译注》一书影响最大，曾被香港、台湾翻印，日本的两所大学用做教材。该书译文明白流畅，注释重字音词义、语法规律、修辞规律、名物制度、风俗习惯等的考证，结论在集古今学者之大成的基础上颇多个人新见。这几本译注，成为古汉语教学与研究领域中不可多得的一大财富。　此外，他还著有《破音考略》（《国文周刊》1948年第74期）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