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吉斯·德布雷

人物经历

“知识分子”就是管闲事的人“知识分子”是一个新词，它出现在法国。虽然“知识分子”这个词并不比埃菲尔铁塔古老，但却是法国的民族特色，可能跟法国的肥鹅肝或者是LV、米其林，都是人们最需要的词。1898年的“德雷福斯案件”是“知识分子”诞生的标志性事件。在这一案件中，军事法庭宣判一个犹太人出身的上尉军官叛国罪。围绕案件对峙的双方，一方拥有权力，也就是军队、教会、法庭、政府；另一方拥有思想，他们坚持十年、孤军奋战，最终获得了胜利。德雷福斯上尉最终得到了他所有的权利。“知识分子”这个新词就是在这样的政治对抗背景中出现的。深度介入案件的《震旦报》的总编克莱蒙梭是共和党人、反对派的领袖，后来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法国内阁总理。“知识分子”并不仅仅是“拥有知识的人”，而是就像萨特说是“爱管闲事的人”。在其他国家，“知识分子”这个词也带有侮辱性。比如美国人会说“鸡蛋脑袋”，指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脱离了现实。这个词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许多有名的人物，如伏尔泰、左拉、萨特或马尔罗，或者是中国的鲁迅，英国的萧伯纳和罗素，德国的托马斯·曼，美国的诺尔曼·梅勒或者是乔姆斯基。所谓管闲事，就是针对某个事件，把自己的观点公开。所以，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实际上取决于出版的渠道和方式。知识分子需要投入、表态、传播，这和作家不同，作家只是满足于写小说或诗歌；与艺术家也不同，艺术家需要创造艺术作品；和学者也不同，学者寻求的是真理。而知识分子的首要特征就是对社会的一种干预性的态度。比如雨果，当他写《世纪传奇》时，他是作家，但当他写《死囚末日记》时，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因为这部作品的目的是为了在法国取消死刑。画家库尔贝，当他画《奥尔南的葬礼》的时候，他是一位画家；但是当他加入巴黎公社，主持讨论摧毁拿破仑树立起来的旺多姆圆柱的时候，他就是知识分子，当然他也为此入狱。萨特在出版《词语》的时候是一位作家，但当他主持罗素法庭批判美国入侵越南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位知识分子。可以说，“知识分子”这个词在欧洲产生并非偶然。因为欧洲有非常长的、与当权政府对立的传统。要追溯到古希腊城邦时期，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那时的雅典，公民在中央广场以演说和辩论的形式使民主得到真正的行使。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是第一个知识分子。他以真理的永恒性，反抗当权者，对他们提出异议，最后被判死刑。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消长“知识分子”能够形成气候，一个关键技术条件就是印刷术的发明。15世纪，中国发明的纸张通过阿拉伯世界传到欧洲，同时古腾堡又铅字印刷，这种结合让书籍得以诞生。从此，思想的传播、政治与宗教的布道，言论的自由与控制，攻守双方的战斗就越演越烈。知识分子与权力争夺媒体的历史战争由此展开。真正的制衡力量出现在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使知识分子第一次拥有权力，哲学与革命之间形成历史联系。这使得这次革命和以往的农民起义、骚乱或暴乱不一样，在历史上出现真正的理性的胜利。理性战胜混乱在全世界接踵而至： 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48年的欧洲革命，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十月革命，1949年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959年古巴卡斯特罗主义的胜利。还有1979年2月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将宗教知识分子推向了权力，所有的这些运动都带有一个后缀——主义。历史证明，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当政治权力被削弱的时候，知识分子的力量就增强。在中国的国家政权非常强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变成了“臭老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往往都是知识分子发动并掀起革命，但不管是资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革命者们马上就会回过头来攻击知识分子。我们看到18世纪的哲学家和文人，我们今天称为知识分子的这些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们在精神上为法国大革命做准备。但法国大革命却把像孔多塞这样的人推上了断头台。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如此，后来的斯大林也将知识分子送到了古拉格这样的流放场所。总的来说，权力的躯体总是希望自身蕴藏“双头鹰”，一方面是凝聚精神权威与霸权，另外一方面独揽武力进行强制。以遏制所有的、潜在的权力竞争者，以至于尽管这些革命往往从反对贫困开始，最后又陷入所有人的贫困。还有这些胜利的起义者，他们最初总是通过受到教育的人来进行政治反抗，但最终他们又会取消所有的知识反抗的可能性。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在进入第二阶段时，总是会要建立起一个法治国家，把国家建立在社会力量的公开和制衡的基础之上。权力与知识分子的猫鼠游戏媒体从造纸、印刷术开始，就成为权力与知识分子的一个竞逐平台。可以说媒体的发展历史，就是权力与知识分子控制与被控制、洗脑与反洗脑的斗争历史。任何权力都试图掌控传播渠道，每当新的传播媒体出现的时候，权力就会马上建立一个立法的网络，以便从技术上对媒体进行控制。在苏格拉底时期或者是天主教时期，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是受到控制的。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有话语垄断权，在教堂的讲坛中，只有教士是惟一被许可在大众面前演讲的。随着技术的变化，人们开始慢慢地有一些自由的舆论，然后到20世纪出现了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拿破仑曾经说过，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也就是刀剑与精神，精神终将战胜刀剑。一个武力者的这般说辞其实并不矛盾，无非就是打江山与坐江山的不同侧重。所以，拿破仑有很多禁令，禁止出版、禁止印刷。所以在拿破仑时代，没有了对国家的对抗。后来又出现了很便宜的报刊，也在18世纪受到控制和国家的查禁。结果是报纸越来越多，报刊出版越来越发达。20世纪的电视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今天我们也看到互联网面临同样的处境。权力与知识分子，猫鼠游戏就这么演绎着。知识分子与媒体开放的悖论马克思当时没有意识到、也没有预见到他身后，全世界的那么多知识分子会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尽管马克思本身是知识分子。建立在“量”的基础上的制度是资本主义，建立在“质”的基础上的制度是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当中，生活主要是以“质”衡量的——美与丑、真与假、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这样他们就与建立在“量”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之间，缺乏天然的共同情感。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吸引了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不仅被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公正的理想或者是科学观所吸引，同时他们更是试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希望，建设一个不是建立在金钱与利益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今天，整个生活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知识传播的途径已经在改变，文学在衰退，出现了电子学、信息科学、自动化、生物伦理学等等，这些学科成为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成为专家可以不需要知道列宁或者雨果。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讲，也可以被诠释为知识分子的绝唱。权力如何应对媒体的轰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禁止个人使用媒体，另一种是任何人都能使用媒体，资本主义国家选择后一种方法。从某种角度上说，极大的信息富足导致媒体重要性的降低。太多的言论会杀死言论。正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媒体充分发展、言论极度自由，到头来湮没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声音。知识分子从此就不能以反抗者的身份出现，而只能发明一些“口号”，成为某种点缀。既然，军人聊慰“军人就是为了和平”，那么知识分子也自慰“丧失话语是我们终极的追求”。

社会活动

父亲是巴黎有名的律师，母亲是二战中的抵抗运动成员。德布雷于1960年十分出色地成功通过了法国高等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他以入学考试状元的身份进入学校，然后于 1965年获得哲学教师资格，同时称为共产主义学生联盟中的积极分子。他于同年到了古巴，在玻利维亚追随切.格瓦拉。他于1967年4月20日被捕，然后被政府势力拷问，他有可能（无法考证）提供了关键信息，其中包括证实了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德布雷跟CIA之间的一份协议有可能被（某些人的观点）发现了（用消息换取停止拷打，并保证宽大处理）。他被关押了4年。出狱后遇到了前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和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在于阿兰德会面之后，他写了一本书“关于智利形势与阿兰德的会谈”，以及一个会谈视频：“阿兰德的阐述”（其中一段视频被放到了德布雷德官方网站上）。他于1973年回到法国。1981至1985年间，他受命于法国总统协助处理国际事务。他参与对纳粹分子克楼兹.巴尔比的绑架，此人当时在玻利维亚作刽子手，后以反人类罪在法国被判刑。德布雷后被任命为南太平洋委员会的总书记，紧接着又称为法国政府委员会申诉长，之后被闲置。他于1992年辞职。1991年，他负责法国在塞尔维亚举行的世界博览会的展出。之后他于1993年在巴黎第一大学递交了他的博士论文：“Vie et mort de l'image. Une histoire du regard en Occident“。随即他开始研究媒体和传播，并于1996年创办期刊“Cahiers de médiologie”。1998年，他是国际哲学院的教学计划负责人，并同时担任法国高等信息科学和图书馆科学学校的主席。2002年，他开始领导创办欧洲宗教科学院（脱离于巴黎的高等实用研究院），他为主席。2005年，他创办期刊Médium, transmettre pour innover，并称为欧洲宗教科学院的荣誉主席。德布雷的思想：雷吉斯.德布雷对社会群体中的宗教和信仰问题极为感兴趣。他最初的假设很简单：如果没有超验性就没有社会（也就是因为这个他才始终没有摆脱他身上的天主教印记）。同时一个世俗的政府也有其道德上的责任，并不是说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就没有神圣的价值观。对他来说，超验性是社会凝聚力所必需的。苏联有列宁，美国有乔治.华盛顿，有众多国父和宪法。法国当年也有共和国的神秘英雄，比如丹东。根据德布雷的观点，一个群体只有在具有超验性作为参考的情况下才能被定义（不管这个参考是领土的，空论的还是传奇的），人们的信仰总是投给这个超验性参考。他认为有必要通过一个外部的不完备实体来定义一个群体，他把这个实体称为“集体神圣”，这个集体神圣就是这个群体自认为最能够代表他们的东西。就是这种信仰保证了群体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因此保证了社会秩序。德布雷断言这个“神圣”决定于信息传递的技术，他把这种学问的研究称为“媒介学”。这个新领域研究的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根据德布雷，这些载体改变了习俗，改变了权力之间的关系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德布雷尤其对一下三个例子感兴趣：－第一个被他称为“典”，也就是第一本装订的基督教圣经，圣经方便了唯一的上帝的传播。这个基督教的发明能够改变社会秩序。－第二个革命，也就是第二个“神圣”的革命就是印刷术的发明。书籍，知识的广泛传播导致了学校，共和国和政教分离的出现。－第三个伟大的技术就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在这个巨大的网上，没有国界，没有政府。它会导致什么样的“神圣”出现呢？媒介学是德布雷后期的主要工作。一个抽象的观点如何成为一个物质力量？观念的力量是什么？一个唯一的，总体的和全宇宙的上帝这种观念如何能获得如此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又如何被宗教仪式所表现？一个完全抽象的上帝化身到一个人身上这种观念如何颠覆了罗马帝国社会？为什么人们一点一点的都开始归依这种信仰？德布雷通过研究传递手段来关注这些问题。对他来说，信使决定信息。他的论证如下：”在定居的游牧民族中，依附于一种分享技术（典）的字母文字的发明是唯一上帝出现的条件。“没有这个，唯一上帝的这种观念就不可能，而犹太人的上帝就会是一个死了的上帝。通过文字和对超验性上帝观念的分享，运输就实现了。德布雷又建设了一个媒介域的概念，也就是运输技术参与进了信仰的改变，即社会秩序的改变。在启蒙时代，人们认为已经能够消灭宗教了，但是德布雷告诉我们：人们没有能够消灭信仰。他说：法国的危机就完全是共和国的象征性的危机，原因就是缺少“神圣”。对德布雷来说，法国最后一位具有共和国象征意义的人物就是弗朗索瓦.密特朗。美国就成功躲避了这种”神圣危机“，原因是在美国有公民责任感和爱国主义，即便是它们为”坏的动机“而服务的。美元的外观就是一个例子：”In God We Trust“。是爱国主义的象征性赋予了美国力量。欧洲处在危机中，因为没有象征力量。德布雷试图将歌德尔不完备定理运用到社会秩序中来证明他的理论。他使用这些数学结果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强烈批评，如Alan Sokal和Jean Bricmont，他们认为使用这些数学结果没有根据。德布雷认为：当象征性意义耗尽的时候，宗教的权力就会回归。象征性力量越非物质化（宗教），象征性的秩序就越强，象征性的力量就越被历史化（人物）。没有信仰的人类就会成为动物了。如何让一种非宗教的“神圣”存在又使它同时具有象征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