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书货殖传后

又书货殖传后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是篇两举天下地域之凡，而详略异焉。其前独举地物，是衣食之源，古帝王所因而利道之者也。后乃备举山川境壤之支凑，以及人民谣俗、性质作业，则以汉兴海内为一，而商贾无所不通，非此不足以征万货之情审，则宜类而施政教也。两举庶民经业之凡，而中别之。前所称农田树畜，乃本富也；后所称贩鬻僦贷，则末富也。上能富国者，太公之教诲，管仲之整齐是也。下能富家者，朱公子赣、白圭是也。计然则杂用富家之术以施于国，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太公、管仲也。然自白圭以上，皆各有方略，故以能试所长许之。猗顿以下，则商贾之事耳，故别言之，而不得侪于朱公子赣、白圭也。是篇大义与平准相表里，而前后措注又各有所当如此，是之谓言有序，所以至?而不可恶也。夫纪事之文，成体者莫如左氏，又其后则昌黎韩子，然其义法皆显然可寻。惟太史公礼、乐、封禅三书及货殖、儒林传，则于其言之乱杂而无章者寓焉，岂所谓定、哀之际多微辞者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