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伯

韩伯

字康伯，颍川长社人也。母殷氏，高明有行，家贫窭，伯年数岁，至大寒，母方为作襦，令伯捉熨斗，而谓之曰：“且著襦，寻当作复裈。”伯曰：“不复须。”母问其故，对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热，今既著襦，下亦当煖。”母甚异之。及长，淸和有思理，留心文艺。舅殷浩称之曰：“康伯能自标置，居然是出群之噐。”颍川庾龢名重一时，少所推服，常称伯及王坦之曰：“思理伦和，我敬韩康伯；志力彊正，吾愧王文度。自此以还，吾皆百之矣。”

㪯秀才，征佐著作郎，并不就。简文帝居藩，引为谈客。自司徒左西属转抚军掾、中书郎、散骑常侍、豫章太守，入为侍中。陈郡周勰为谢安主簿，居丧废礼，崇尚庄老，脱落名教。伯领中正，不通勰议曰：“拜下之敬，犹违众从礼，情理之极，不宜以多比为通。”时人惮焉。识者谓伯可谓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与夫容己顺众者，岂得同时而共称哉！

王坦之又甞著公谦论，袁宏作论以难之，伯览而美其辞旨，以为是非既辩，谁与正之？遂作辩谦以折中曰：夫寻理辩疑，必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则彼我之趣可得而详也。夫谦之为义，存乎降己者也。以高从卑，以贤同鄙，故谦名生焉。孤寡不谷，人之所恶，而侯王已自称，降其贵者也。执御执射，众之所贱，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贤者也。与夫山在地中之象，其致岂殊哉！舍此二者，而更求其义，虽南辕求宜，终莫近也。夫有所贵，故有降焉；夫有所美，故有谦焉。譬影响之与形声，相与而立。道足者，忘贵贱而一贤愚，体公者，乗理当而均彼我。降挹之义，于何而生？则谦之为美，固不可以语至足之道，涉乎大方之家矣。然君子之行己，必尚于至当，而必造乎匿善。至理在乎无私，而动之于降己者何？诚由未能一观于能鄙，则贵贱之情立；非忘怀于彼我，则私己之累存。当其所贵在我则矜；値其所贤能之则伐。处贵非矜，而矜己者常有其贵；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骤称其能。是以知矜贵之伤德者，故宅心于卑素；悟骤称之亏理者，故情存于不言。情存于不言，则善斯匿矣；宅心于卑素，则贵斯降矣。夫所况君子之流，苟理有未尽，情有未夷，存我之理未冥于内，岂不同心于降挹洗之所滞哉？体有而拟无者，圣人之德；有累而存理者，君子之情。虽所滞不同，其于遣之缘有?而用；降己之道由私我而存，一也。故惩忿窒欲，著于损象；卑以自牧，实系谦爻。皆所以存其所不足，拂其所有余者也。王生之谈，以至理无谦，近得之矣。云人有争心，善不可收，假后物之迹，以逃动者之患，以语圣贤则可施之于下斯者岂惟逃患于外，亦所以洗心于内也。转丹杨尹、吏部尚书、领军将军。既疾病，占候者云：“不宜此官”朝廷改授太常，未拜，卒，时年四十九，即赠太常。子㻅，官至衡阳太守。

史臣曰：王湛门资台铉，地处膏腴，识表邻几，才惟王佐。叶宣尼之远契，翫道韦编；遵伯阳之幽旨，含虚牝谷。所谓天质不雕，合于大朴者也。安期英姿挺秀，籍甚一时，朝野挹其风流，人伦推其表烛。虽崇勋懋绩有阙于旗常；素德淸规足传于汗简矣。怀祖鉴局夷远，冲衿玉粹；坦之墙宇凝旷，逸操金贞。腾讽庾之良笺，情嗤语怪；演废庄之宏论，道焕崇儒。或寄重文昌，允厘于衮职；或任华纶阁，密勿于王言。咸能克著徽音，保其荣秩。美矣！国寳检行无闻，坐升彼相，混暗识于心镜，开险路于情田。于时疆场多虞，宪章罕备，天子居缀旒之运，人臣微覆餗之忧。于是窃势拥权，黩明王之彝典；穷奢纵侈，假凶竖之余威。绣桷雕楹，陵跨于宸极，骊台冶质，充牣于帷房。亦犹犬彘腴肥，不知祸之将及，告尽私室，固其宜哉！荀景猷履孝居忠，无慙往烈；范玄平陈谋献策，有会时机；崧则思业该通，缉遗经于已紊；汪则风飚直亮，抗高节于将顚。扬榷而言，俱为雅士。刘韩俊爽，标置轶群，胜气笼霄，飞谈卷雾，并兰芬菊耀，无绝于终古矣。

賛曰：处冲纯懿，是称奇器。养素虚庭，同尘下位。雅道虽屈，高风不坠。猗欤后胤，世传淸德。帝室驰芬，士林扬则。国宝庸暗，托意骄奢，既丰其屋，终蔀其家。荀范令望，金声远畅。刘韩秀士，珠谈间起。异术同华，葳蕤青史。

列传第四十五 晋书七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