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贤良王公遗书后

书贤良王公遗书后

伯衡年十二三，侧闻郷之逹尊言，宋时永嘉人物之盛，道术之懿，固莫加于淳乾之际，尚论其所由来，实出皇祐贤良王公景山，且盛称公学术、议论、文章卓然过人。伯衡?念公之在宋，仕不登于朝，化不行于国，而数百载之下，言濬斯道之源者，属之公焉，必有大过人者矣。自是㑹永嘉，学士大夫辄从问公遗书，皆以为高文大册，散落无存，间存一二，亦不多见。伯衡未甞，不叹惋乆之。兹过永嘉，辱友公九世孙渊，始得见其家藏儒志编若干首，刘屯田、戴惟岳二墓文。观是书，虽不能尽知公因文以求义，因迹以求用，亦足得其绪余巳。于戯庆暦之前，固有斯人乎。郷逹尊岂我欺哉？使假之以年，究极高妙，得志当时，则其道不既昌大矣乎？谈者安得谓六经群圣人之道，至濂溪、横渠、明道、伊川诸子出而后复明？又安得谓五代文词之习，至欧阳永叔、尹师鲁、梅圣俞、苏子羙诸公作而后丕变也？借乎公年三十有一而遽瘁，庸非天乎。虽然，杨子云有言：存则人，亡则书。而近世胡汲仲又广之曰：千古圣贤之道，由斯人而知之。后乎千古，亦将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于其书而知其道焉，则公之遗书何可以不传也。渊图重刻以嘉惠承学，不亦宜乎？抑岂不以学术之在一家一邦，不若公之天下也欤？此君子之用心也。伯衡既幸得见，少偿素愿，又重渊充承家学，无愧为人。后忘其寡陋，识于篇末，而翘翘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