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

经理

经界废而后有经理，鲁之履亩，汉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产去而税存，非经理固无以去其害。然经理之制苟有不善，则其害又将有甚焉者矣。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闾言：“经理大事，世祖已尝行之，但其间欺隠尚多，未能尽实。以熟田为荒地者有之，惧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买贫民田而仍其旧名输税者亦有之。由是岁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经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观、学校、财赋等田，一切从实自首，庻几税入无隠，差徭亦均。”于是遣官经理，以章闾等徃江浙，尚书你咱马丁等徃江西，左丞陈士英等徃河南，仍命行御史台分台镇遏，枢宻院以军防护焉。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实于官。或以熟为荒，以田为荡，或隐占逃亡之产，或盗官田为民田，指民田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并许诸人首告。十畒以下，其田主及管干佃户皆杖七十七。二十亩以下，加一等。一百畒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窜北邉。所隠田没官。郡县正官不为查勘，致有脱漏者，量事论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略也。然期限猝迫，贪刻用事，冨民黠吏，并縁为奸，以无为有，虚具于籍者，往往有之。于是人不聊生，盗贼并起，其弊反有甚于前者。仁宗知之，明年，遂下诏免三省自实田租。二年。时汴梁路緫管塔海亦言其弊，于是命河南自实田，自延祐五年为始，每亩止科其半，汴梁路凢减二十二万余石。至泰定、天历之初，又尽革虚增之数，民始获安。今取其数之可攷者，列于后云。河南省，緫计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万七百六十九顷。江西省，緫计官民荒熟田四十七万石四千六百九十三顷。江浙省，緫计官民荒熟田九十九万五千八十一顷。农桑农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初无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诏天下：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于是颁农桑辑要之书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见英识，与古先帝王无异，岂辽、金所能比哉。中统元年，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䖏劝农官。二年，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等八人为使。至元七年，立司农司，以左丞张文谦为卿。司农司之设，专掌农桑水利，仍分布劝农官及知水利者，廵行郡邑，察举勤惰。所在牧民长官提点农事，岁终第其成否，转申司农司及户部，秩满之日注于解由户部照之，以为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体察焉。其法可谓至矣。是年，又颁农桑之制一十四条，条多不能尽载，载其所可法者。县邑所属村疃，凢五十家立一社，择高年晓农事者一人为之长。增至百家者，别设长一员。不及五十家者，与近村合为一社。地远人稀，不能相合，各自为社者听。其合为社者，仍择数村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凡种田者，立牌橛于田侧，书某社某人于其上，社长以时点视劝诫。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点官责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凶恶者，亦然。仍大书其所犯于门，俟其改过自新乃毁。如终歳不改，罚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㓙丧之家不能耕种者，众为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灾病多者，两社助之。凡为长者，复其身。郡县官不得以社长与科差事。农桑之术，以备旱暵为先。凢河渠之利，委本䖏正官一员，以时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擧河渠官相其轻重，官为导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车。贫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给之。俟秋成之后，验使水之家，俾均输其直。田无水者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听种区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区种，仍以区田之法散诸农民。种植之制，每丁歳种桑枣二十株，土性不冝者，听种榆柳等，其数亦如之。种杂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为数，愿多种者听。其无地及有疾者不与。所在官司申报不实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种苜蓿，以防饥年。近水之家，又许凿池养鱼并鹅鸭之数，及种莳莲藕、鸡头、菱角、蒲苇等，以助衣食。凢荒闲之地，悉以付民，先给贫者，次及余户。每年十月，令州县正官一员廵视境内，有虫蝗遗子之地，多方设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亦仁矣哉。九年，命劝农官举察勤惰。于是高唐州官以勤升秩，河南陜县尹王仔以惰降职。自是每歳申明其制。十年，令探马赤随䖏入社，与编民䓁。二十五年，立行大司农司及营田司于江南。二十八年，颁农桑杂令。是年，又以江南长吏劝课扰民，罢其亲行之制，命止移文谕之。二十九年，以劝农司并入各道肃政廉访司，增佥事二员，兼察农事。是年八月，又命提调农桑官帐册有差者，验数罚俸。故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天下为户凢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为口凢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成宗大德元年，罢妨农之役。十一年，申扰农之禁。力田者有赏，游惰者有罚。纵畜牧损禾稼桑枣者，责其偿而后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几于至元。然旱暵霖雨之灾迭见，饥毁荐臻，民之流移失业者亦已多矣。武宗至大二年，淮西廉访佥事苗好谦献种莳之法。其说分农民为三等，上户地一十亩，中户五亩，下户二亩或一亩，皆筑垣墙围之，以时收采桑椹，依法种植。武宗善而行之。其法出齐民要术等书，兹不俻录。三年，申命大司农緫挈天下农政，修明劝课之令，除牧养之地，其余听民秋耕。仁宗皇庆二年，复申秋耕之令，惟大都等五路许耕其半。盖秋耕之利，掩阳气于地中，蝗蝻遗种皆为日所曝死，次年所种，必盛于常禾也。延祐三年，以好谦所至，植桑皆有成效，于是风示诸道，命以为式。是年十一月，令各社出地共莳桑苗，以社长领之，分给各社。四年，又以社桑分给不便，令民各畦种之。法虽屡变，而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视为具文而已。五年，大司农司臣言：“廉访司所具栽植之数，书于册者，类多不实。”观此，则惰于劝课者，又不独有司为然也。致和之后，莫不申明农桑之令。天历二年，各道廉访司所察勤官内丘何主簿等凢六人，惰官濮阳裴县尹等凢四人，其可攷者，盖止于此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