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正辩周洪谟

周正辩周洪谟

或问南臯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为岁首，今之历是也。周人以建子为岁首，是以子月为正月乎？曰：岁首云者，言改元始于此月，是以此月为正朔，非以此月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异乎？曰：正之为言端也，端之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纪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历官纪年之所始也。或曰：正者，长也。正朔之为第一朔，正月之为第一月，犹长子之为第一子也，故皆可谓之岁首。前乎商之建丑也，书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为岁首，而非以十二月为正月也。后乎秦之建亥也，史谓秦既幷天下，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故曰元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为岁首，而非以十月为正月也。由是推之，则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为岁首，而不以十一月为正月也。后世儒者不得其义，故有纷纷不决之论。汉孔安国、郑康成则谓周人改时与月。宋程伊川、胡安国则谓周人改月而不改时，独九峰蔡氏谓不改时亦不改月。至于元儒吴仲迂、陈定宇、张敷言、史伯璿、吴渊颕、汪克寛辈，则又远宗汉儒之谬，而力诋蔡氏之说，谓以言书则为可从，以言春秋则不可从。於乎！四时之序，千万古不可易，而乃纷更错乱，以冬为春，以春为夏，以夏为秋，以秋为冬，位随序迁，名与实悖。虽庸夫騃子且知其不可，而谓圣人平秩四时，奉天道以为政者，乃如是乎？予惧学者惑其言，未有不诬圣经以乱先王之法者矣。故以易、书、诗、周礼、春秋、论语、孟子及汲冡周书、史记、汉书可以证诸儒论辩之失者，叅考而详列于左。云：

易，

易临卦辞。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谓八月者，阳生之八月，阳始生于复，自复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朱子本义亦从其说。又云：恐文王作卦辞时，只用周正纪之。按汉书，武王克商之后，始改周正。况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则文王固未尝改正朔也。善乎隆山李氏曰：一阳复，十一月至已为乾，则阳极隂生。一隂姤五月。二隂遯六月。三隂否七月。四隂观八月。方建丑月，卦为临。二阳浸长，逼四隂。当此之时，阳势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为观，四隂浸长逼二阳，则临二阳至观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谓至于八月有凶者，言之于临，则当自临数，而不当自复数。以观次临，则当数至观，而不当数至遯、临。观乃隂阳反对消长之常理。文王于临以八月有凶为戒，其义甚著，岂可外引遯卦，谓周八月哉？然则文王奉商正者也，而此所谓八月，乃夏正八月，则商、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此亦可见矣。书

三正之说，始于夏书，怠弃三正之文。传谓观此，则子丑之建，唐、虞以前当巳有之。愚则以为唐、虞以前固不可考。伊尹谓啇革夏正，汲冡周书亦谓汤改正朔，以建丑之月为正，则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谓舜承尧改正朔，此则谬妄。观尧老而舜摄也。书曰：正月上日，受终干文祖。舜老而禹摄也。又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则舜始终用尧之正朔也明矣。至于禺承，舜亦以建寅为正，未闻其迭建子丑，三正竝用也。则子丑之正，固非当时之制，有扈氏何为而怠弃之乎？盖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极三纲之?，非后世之所谓三正也。㤗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㑹于孟津。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师逾孟津。蔡氏以为孟春建寅之月，是矣。汉孔氏以一月为建子之月，而㤗誓又系之以春，故遂以子月为春，是谓周人改时与月，可谓谬矣。班固作前汉志，亦因其说，以武王伐纣为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鸠言武王伐纣之日，歳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鼋。近世汪氏谓以唐历溯而上之，日月星宿无一不合，是皆惑于子为岁首之义耳。要之，武王伐纣，不在子月，又何必揆以子月之星象，而实其所无之事哉？曰：何以知武王伐纣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未改时与月也。曰：何以明之？曰：于周诗、周礼而见之也。周人作诗，其论隂阳寒暑，皆合乎四时之序。周公作礼，其陈法制禁令，皆顺乎四时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后儒不信圣人之经，而信传记之说，亦独何哉？又如金縢曰：秋大熟，未获，必酉戌之月，然后可谓大熟。如仲夏、季夏为秋，何以谓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渉于春冰。必孟春东风解冻，然后冰不可渉。如仲冬、季冬为春，则何冰之不可渉乎？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书为可见矣。诗

豳风之诗，说者皆谓豳乃夏之列国，故周公述先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为言。殊不知历数之纪，三代一辙，何必谓周公以夏时述夏事也？借使豳风为然，则何故他诗之言时月者亦皆从夏正乎？且尧时仲夏日在鹑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时岁差既多，则六月日在鹑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鹑首，而昏中大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据目前所见而曰七月流火。使以夏时追述夏事，则又何不验以夏时之星象，而据当时之星象以言哉？至于下章云十月改岁，言时至冬，岁事将改，亦犹尧典称冬为朔易之义。或曰：以正朔之始于子，终于亥者为改岁，非谓改十一月为正月也。曰流火，曰改岁，是周公即当时之星象正朔以告成王，使之易晓，岂以夏时而述夏事哉？东莱吕氏不察其说，而谓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周特举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谓周历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时，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国僻远，无纯臣之义，又自有私记其时月者，放三正皆尝迭用，是谓周之先公私有纪侯之法，故云十月改岁。然既以十月为改岁，则又何以云二之日为卒岁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张敷言因其说，又谓周之月数皆改，必其朝觐、聘问、颁历、授时，凡笔之史册者则用时王正朔，其民俗岁时相与话言，则皆以寅月起数。史伯通又因其说，谓诗咏歌之词，所言以寅月起数者，即所谓民俗歳时相与话言者也。是不知周礼朝觐之?皆从夏正，而诗人之咏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车之劳还帅，臣工之戒农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纷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徇私立法而违时王之制度。子思子生于周末，犹谓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以见制度之归于一也。岂有三代盛时。而使民家异政。人异法者哉。或又谓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数。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阳之日。二之日者。二阳之日。三之日者。三阳之日。四之日者。四阳之日。是以六阳先后之序数目。而非数月也。变月言日者，以文之顺尔，是岂以子月起数而私立纪?之法哉！然而诗之与夏正合者，不止于豳风而巳。出车之诗云：春日迟迟，卉木萋萋。则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为春，何以见草木之荣乎？四月之诗云：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则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为秋，何以见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维夏，如子月起数，则当云二月维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数，则当云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诗云：二月初吉，载离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后作诗则曰：昔我往矣，日月方奥。如以十二月为二月，何以谓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诗为可见矣。周礼

新安汪氏谓：周礼凡言正月指子月，岁终指丑月，正岁指寅月。州长正月属民读法，正岁读法如初言初，则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为正月，不当又有正岁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为正月，则明年之亥月方为岁终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为岁终哉。既以寅月为正岁，则子月方读法，而寅月又何遽读法如初哉。盖正月指寅月言，岁终指亥月言，正岁指新岁言，周礼毎以正月、岁终、正岁为序，盖正月既举其事，岁终则㑹其成，而来岁复举之如初。故州长于正月属民读法，岁终㑹其政令，正岁读法如初。言来岁之正月，又读法如今岁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正岁，以上文正月为嫌，故别而言之，犹俗云新正之岁也。又冡宰以正月悬治象之法于象魏，而小宰岁终则令群吏?事，正岁则帅治官之属观治象，是冡宰之悬治象者，言于今岁之正月，而小宰之帅属观者，言于来岁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见毎年冡宰悬治象，小宰帅属观者，皆在正月也。况冡宰悬治象者，浃日歛之，则不过旬日而即歛之矣。如汪氏之说，则子月冡宰悬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后小宰帅属往观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时与月，则凡周礼所载，如山虞之仲冬斩阳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斩隂木者，乃在三月，而失隂阳之义矣。冯相氏之冬夏?日者，非冬至、夏至，春秋?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矣。大司马之春搜、夏苗、秋狝、冬狩者，取非其时，不亦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为阱擭沟渎，秋令塞阱杜擭者，动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于凌人十有二月斩冰，与诗言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节，是皆周公所作，灿然昭白，不待辩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为十月，则又何冰之可斩乎？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于礼为可见矣。春秋春秋春王正月之书，程子谓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胡氏谓建子非春也，以夏时冠周月。朱子亦谓周人改月，而天时不可改，春秋月数乃鲁史之旧文，而四时之序则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谓周人改月而不改时。意如十一月为正月，而时则仍为仲冬，十二月为二月，而时则仍为季冬，正月为三月，而时则仍为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为正月，而系之仲冬，继以明年之十月为十二月，而系之孟冬。以月论时，则时之孟仲失其伦，以时论月，则月之始终紊其序，岂圣人平秩四时之义哉！若然，则周诗所称寒暑之节，皆失其度，周礼所载法制之事皆违其时矣。鲁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诗、礼，鲁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删定笔削者，其制何得而异哉？可堂吴氏谓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时以齐其年，春秋所书之春即夏之仲冬，正月即夏之十一月，此则袭汉儒之谬而不足辩者也。新安汪氏亦谓鲁史名以春秋，则似元书曰春正月，是周历巳改子丑月为春。又谓周以子月为岁首，而春秋以寅月为正月，毎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则春秋之所谓正月者，乃鲁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当时之月日矣，圣人岂为之哉。盖周之正朔以子月为首，而历数仍以寅月为首，商不改夏之历数，周不改商之历数，鲁不改周之历数，春秋不改鲁之历数。但鲁史纪年必始于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纪年则始于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后世也。是春秋之于鲁史，未尝改其时月，但其编年所始之月为不同耳。曰：鲁既用周正朔，则鲁公即位皆当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书于正月乎？曰：按周礼，朝觐、会同、巡守、祭享，凡国之大事，皆从夏正，初不始于正朔之月。书载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后，康王即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则鲁公即位岂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即位书于正月者七，书于六月者一，各据其事以书也。曰：若从夏正，则灾异之纪多所不合。如隐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为建辰之月，则大雨震电，何足以为异乎？曰：不然。左传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为霖，盖建辰之月，雷电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巳皆三日，故经以震电系于大雨之下，以见其非常过度，固可为异，而雨雪之大，尤可为异，故春秋书之以记异也，安在其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晋㤗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竝溢，流四千余家，安知春秋之书大雨者，亦必不?乎此也？曰三月之大雨雪者，固为异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为异乎？僖二十九年秋，大雨雹者，固为异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月，大雨雹者，何足以为异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或有缺文，恐雨雪上当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雪也。盖雨雪虽当其期，而太多过度，则亦为异。故书曰大，犹洪范所谓极备，凶也，安得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汉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冻死，安知春秋之书大雨雪者，亦必不?乎此也？至于雹者，隂阳和则为霜雪，雨露不和则为雹。雹且大焉，则虽冬且为异，况秋与春，安得不为异乎？亦若后世汉元封三年十二月，雹大如马头，安知春秋之书大雨雹者，亦必不?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元年二月，无冰，又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若以夏正言之，则何以皆书于春而不书于冬乎？故汪氏谓茍以发冰而知无冰，则当常以二月而不有正月矣。若曰或藏冰无冰而书无，或发冰无冰而书无，抑何纪事之错乱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凿冰，正月纳冰，二月发冰。今正月无冰，若以为十一月，则十一月无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无冰者，固不足书也。要之，正月无冰者，言藏冰之月，无冰可藏，则冬之无冰者可知矣。二月无冰者，仲春献羔开冰，先荐寝庙，今当庙荐而无冰焉，则凡以后之祭无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隂庙荐之无冰，而但曰无冰者，圣人讳之，此正春秋因事而书，以垂鍳戒之法也，何乃谓纪事之错乱哉？襄一十八年春，无冰者，亦犹正月、二月之无冰也。至于正月，雨木冰，孔氏谓仲冬时犹有雨，雨着树为冰，记寒甚之过其节度。殊不知鲁地仲冬极寒，有雪无雨，使雨而成冰，亦不为过，何足为异？必孟春之月，三阳开㤗，而犹雨木冰，故书之以记异。亦犹后世魏黄初六年正月，雨木冰而郡贼起，安知春秋之书雨木冰者，亦必不?乎此也。若以正月为十一月，则正月无冰者，既谓仲冬当冰而无冰矣。正月雨木冰者，又谓仲冬不当冰而冰，无乃若汪氏之所谓纪事错乱乎。曰，庄七年秋，太水无麦苗，说耆谓五月麦熟苗秀，大水漂尽。若以为七月，则何有麦苗耶。曰，四月麦秋至则巳刈，麦至五月则刈巳尽。经言秋无麦苗，言七月大水，苗、既为水所漂，固无可望，而麦之利未乆，又皆巳尽，故曰无麦苗。亦犹二十八年冬书曰大无麦禾也。曰定元年十月，殒霜杀菽，何以书乎？曰：诸灾异皆可通，惟此为不可通，恐有缺文误字，如君氏、郭公之?，秦火之余，汉隷之后，安保其传录之无讹也？曰：陈定宇谓：春搜、夏苗、秋狝、冬狩，四时田猎定名也。桓四年春，狩于郞；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此所谓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搜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搜于比蒲，此所谓夏，非春而何？曰：否。陈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不可通者。春秋书狩者四，书搜者五。桓四年春，狩于郞；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为冬矣，则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阳，荘四年冬，狩于禚者，又当皆为秋也，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搜于比蒲。定十三年夏，搜于比蒲，既以为春矣，则昭八年秋，搜于红；二十二年春，搜于昌间；定十四年秋，搜于比蒲者，又当为夏与冬也，是春搜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为证也明矣。曰：汪氏谓左传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礼记正月日至，陈定宇引晋卜偃及汉陈宠传之说，张敷言引绛县老人之语，其言皆彰彰然也，岂不足征乎？曰：易、书、诗、周礼皆可信矣，诸儒乃舍之而反信左氏、汉儒之说。左氏、汉儒不得圣人作经之义，未有不妄意増改而附会穿凿者矣，果何足征之有哉？是周之不改时与月者，观春秋为可见矣。论语、孟子

论语曾晢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此其为建辰之月，和煦之时者审矣。如以为建寅之月，则何以浴沂而风舞雩之下乎？孟子言七、八月之间旱，朱子以为夏五、六月，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又以为九月、十月，意谓申酉之月，禾稻将熟，不须雨泽，而子丑之月，寒气巳过，始成杠梁，则太迟也。愚窃以为七八月之间云者，是谓孟秋、仲秋交代之际也。禾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迟。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际，旱暯为灾，则雨泽亦不可缺，况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间者，不必指为五六月之间也。至于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者，盖主溱洧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未可成徒杠，十月未可成舆梁，况当九月筑塲，十月获稻之候，不可妨农，必田功毕然后为之，至十一月而徒柱已成，十二月而舆梁已成，非谓至是月而始为之也。曰：然则合是数说，则周历之纪皆夏时矣，而夫子又何必告颜子以行夏之时哉？曰：商周历数虽与夏同，而正朔则与夏异。夫子告颜子者，不以历数言，以正朔言也。意谓为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周之正朔历数分而为二，揆之于理，固有未顺。惟夏之正朔历数合而为一，以三统言之则为人，以四时言之则为春，以十二月言之则为正月，揆之于理，则无不顺，故举之以为万世为邦者法也。汲冡周书

汲冡书云：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顺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伐于商，改正异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廵守祭享，犹自夏焉。又曰：维四年孟夏，王初祈祷于宗庙，乃尝麦于太祖。按晋狼瞫所引周志之言，见于此书，则此书乃春秋以前之人所作，其言虽不合于经，而其谓周人改正朔，不改月数，及孟夏尝麦，则与五经所载周之时月亦无不合也。史记、汉书

或曰史记?汉以亥为正，其纪年必先书冬十月，而后书余月，则寅月起数，秦、汉耒之改也。而而汉书注文颕乃谓秦以十月为正月，颜师古亦谓汉纪年先书冬十月，继书春正月者，此皆太?正历之后，记事者追改之，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今之正月，乃当时之四月耳。而近丗吴渊颕亦取其说，且谓蔡氏以嬴秦视三代，然则泰汉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记言秦幷天下，始改年，朝贺皆自十月朔，曷尝以十月为正月哉？如以十月为正月，则十一月为二月，十二月为三月矣。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词曰，时在仲春，阳和方起。与诗所谓二月?吉，日月方奥同意。夫十一月，寒沍之极微，阳?生，和　未动，吕氏月令所谓隂，阳争者也，果可以为阳和之起乎？必孟春东风解冻，仲春日月方燠，然后可云，是秦之二月不为十一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是秦之三月不为十二月明矣。汉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始改从夏正。若以为汉人作汉纪而追改之，则何故亦兼秦纪而改之乎？是秦、汉之不改月者审矣。文颕、师古之言，皆谬妄者也。吴渊颕反取其说而诋蔡氏，以嬴秦视三代，误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