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事

论十事

臣窃谓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物理。虽二帝三王、不无随时因革、踵事增损之制、然至乎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则前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盖无古今、无治乱、如生民之理有穷、则圣王之法可改。后世能尽其道则大治、或用其偏则小康。此歴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于今。姑欲狥名而遂废其实。此则陋儒之见，何足以论治道哉。然傥谓今人之情皆已异于古，先王之迹不可复于今，趣便目前。不务高远，则亦恐非大有为之论，而未足以济当今之极弊也。谓如衣服饮食宫室器用之?，苟便于今而有法度者，岂亦遽当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赖以生，非有古今之异，圣人之所必为者，固可槩举。然而行之有先后，用之有缓速。若夫裁成运动，周旋曲当，则在朝廷讲求设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达于庶人，必湏师友以成就其德业，故舜、禹、文、武之圣，亦皆有所从学。今师傅之职不修，友臣之义未著，所以尊德乐善之风未成于天下，此非有古今之异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时之职，歴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万化理也。至唐犹仅存其略，当其治时，尚得纲纪小正。今官秩淆乱，职业废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异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常产，使之厚生，则经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则荡然无法，富者跨州县而莫之止，贫者流离饿殍而莫之恤，幸民虽多而衣食不足者，盖无纪极，生齿日益繁，而不为之制，则衣食日蹙，转死日多，此乃治乱之机也，岂可不渐图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异者也。古者政教始乎乡里，其法起于比闾族党，州县鄼遂以相联属綂治，故民相安而亲睦，刑法鲜犯，亷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则效，亦非有古今之异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伦，化成天下。今师学废而道德不一，乡射亡而礼义不兴，贡士不本于乡里而行实不修，秀民不养于学校而人才多废。此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异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禄公上，而兵农未始判也。今骄兵耗匮，国力亦已极矣。臣谓禁卫之外，不渐归于农，则将贻深虑；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则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异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无三年之食者，以为国非其国。臣观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众，地力不尽，人功不勤，虽富室强宗，鲜有余积，况其贫弱者乎？或一州一县有年歳之凶，即盗贼纵横，饥羸满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灾，或连年之歉，则未知朝廷以何道处之，则其患不可胜言矣。岂可曰昔何乆不至是，因以幸为可恃也哉。固宜渐从古制，均田务农，公私交为储粟之法，以为之备。此亦非有今古之异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职，而农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给，而民无所困苦。今京师浮民数逾百万，㳺手不足赀度，观其穷蹙辛苦，孤贫疾病，变诈巧伪，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歳滋，乆将若何？事已穷极，非圣人能变而通之，则无以免患，岂可谓无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变今，均多恤寡，渐为之业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异者也。圣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于五官，山虞泽衡，各有常禁，故万物阜丰，而财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无节，取之不时，岂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资，天下皆以童赭，斧斤焚荡，尚且侵寻不禁，而川泽渔猎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则将若之何？此乃穷弊之极矣。惟修虞衡之职，使将养之，则有变通长乆之势，此亦非有古今之异者也。古者冠昏丧?，车服器用，等差分别，莫敢逾僣，故财用易给，而民有常心。今礼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礼，而商贩之?或逾。王公。礼制不足以检饬人情，名数不足以旌别贵贱，既无定分，则奸诈攘夺，人人求厌其欲而后已，岂有止息者哉？此争乱之道也。则先王之法，岂得不讲而损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异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绪耳。臣特论其大端，以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騐，如其纲条度数，施为注措之道，则审行之必也。稽之经训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晓然之定理，岂徒若迂踈无用之说哉！惟圣明裁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