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卷九十三 志第六十九

明史卷九十三 志第六十九

總裁官總地事務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訂部尚書敕修

刑法一

自漢以來，刑法沿革不一。隋更五刑之條，設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準乎禮，以爲出入。宋採用之，而所重者敕，律所不載者，則聽之於敕。故時輕時重，無一是之歸。元制，取所行一時之例，爲修格而已。明初，丞相李善長等言：歴袋之律，皆以漢九章爲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舊。太祖從其言。始，太祖懲元縱弛之後，刑用重典，然特取決一時，非以爲則。後屢詔釐正，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所以斟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令子孫守之。羣臣有稍議更改，卽坐以變亂祖制之罪。而後乃滋弊者，由於人不知律，妄意律擧大綱，不足以盡情僞之變。於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紛而弊愈無窮。初詔内外風憲官以講讀律令一條考校有司，其不能曉晰者罰有差，庶幾人知律意，因循日久，視爲具文。由此奸吏骪法，任意輕重。至如律有取自上裁，臨時處治者，因罪在八議不得擅自勾問，與一切疑獄罪名難定，及律無正文者設，非謂朝廷可任情生殺之也。英、憲以後，欽恤之意微，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憝，案如山積，而㫖從中下，縱之不問，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詔獄，爲禍尤烈。故綜明代刑法大畧，而以厰衛終之。厰豎姓名，傳不備載，列之於此，使有所考焉。明太祖平武昌，卽議律令。吳元年冬十月命左丞相李善長爲律令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瓛、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二十人爲議律官。諭之曰：“法貴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爲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叅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每御西樓，召諸臣賜坐，從容講論律義。十二月，書成，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楨等取所定律令，自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訓釋其義，頒之郡縣，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覽其書而喜曰：“吾民可以寡過矣。”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五年定宦官禁令及親屬相容隠律。六年夏刋律令憲綱，頒之諸司。其冬，詔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及成，翰林學士宋濂爲表以進，曰：“臣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月書成。篇目一準於唐，曰衛禁，曰職制，曰户婚，曰廏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鬭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曰名例。採用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條，分爲三十卷。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九年，太祖覽律條猶有未當者，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詳議釐正十有三條。十六年命尚書開濟定詐僞律條。二十二年，刑部言：“比年條例增損不一，以致斷獄失當。請編類頒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以類附入，改名例律冠於篇首，

爲卷凡三十，爲條四百有六十。名例一卷，四十七條。吏律二卷，曰職制十五條，曰公式十八條。户律七卷，曰户役十五條，曰田宅十一條，曰婚姻十八條，曰倉庫二十四條，曰課程十九條，曰錢債三條，曰市廛五條。禮律二卷，曰祭祀六條，曰儀制二十條。兵律五巻，曰宮衛十九條，曰軍政二十條，曰關津七條，曰廏牧十一條，曰郵驛十八條。刑律十一卷，曰盜賊二十八條，曰人命二十條，曰鬭毆二十二條，曰罵詈八條，曰訴訟十二條，曰受贓十一條，曰詐僞十二條，曰犯姦十條，曰雜犯十一條，曰捕亡八條，曰斷獄二十九條。工律二卷，曰營造九條，曰河防四條。爲五刑之圖凡二。首圖五：曰笞，曰杖，曰徒，曰流，曰死。笞刑五，自一十至五十，每十爲一等加減。杖刑五，自六十至一百，每十爲一等加減。徒刑五，徒一年杖六十，一年半杖七十，二年杖八十，二年半杖九十，三年杖一百。每杖十及徒半年爲一等加減。流刑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皆杖一百；每五百里爲一等加減。死刑二：絞、斬。五刑之外，徒有總徒四年，遇例減一年者；有准徒五年斬絞雜犯減等者；流有安置，有遷徙，去鄉一千里杖一百，准徒二年；有口外爲民。其重者曰充軍。充軍者，明初唯邊方屯種，後定制，分極邊、烟瘴、邊遠、邊衛、沿海、附近。軍有終身，有永遠。二死之外，有凌遲，以處大逆不道諸罪者。充軍、凌遲，非五刑之正，故圖不列。凡徒流再犯者，流者於原配處所，依工樂户留住法。三流竝決杖一百，拘役三年。拘役者，流人初止安置，今加以居作，卽唐、宋所謂加役流也。徒者於原役之所，依所犯杖數年限決訖，應役無得過四年。次圖七：曰笞，曰杖，曰訊杖，曰枷，曰杻，曰索，曰鐐。笞，大頭徑二分七釐，小頭減一分。杖，大頭徑三分二釐，小頭減如笞之數。笞、杖皆以荊條爲之，皆臀受。訊杖，大頭徑四分五釐，小頭減如笞杖之數，以荆條爲之，臀腿受。笞、杖、訊，皆長三尺五寸，用官降式較勘，毋以筋膠諸物裝釘。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刻其上爲長短輕重之數，長五尺五寸，頭廣尺五寸。杻長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者用之。索，鐵爲之，以繫輕罪者，其長一丈。鐐，鐵連環之，以縶足。徒者帶以輸作，重三斤。又爲喪服之圖凡八：族親有犯，視服等差定刑之輕重。其因禮以起義者，養母、繼母、慈母皆服三年，毆殺之與毆殺嫡母同罪。兄弟妻皆服小功，互爲容隱者，罪得遞減。舅姑之服皆斬衰三年，毆殺罵詈之者，與夫毆殺罵詈之律同。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皆緦麻，是曰表兄弟，不得相爲婚姻。大惡有十：曰謀反，曰謀大逆，曰謀叛，曰惡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義，曰內亂，雖常赦不原。貪墨之贓有六：曰監守盜，曰常人盜，曰竊盜，曰枉法，曰不枉法，曰坐贓。當議者有八：曰議親，曰議故，曰議功，曰議賢，曰議能，曰議勤，曰議貴，曰議賓。太祖諭太孫曰：“此書首列二刑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顧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卽註寛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請更定五條以上，太祖覽而善之。太孫又請曰：“明刑所以弼敎，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條，復諭之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二十五年，刑部言：律條與條例不同者宜更定。太祖以條例特一時權宜，定律不可改，不從。三十年作大明律誥成，御午門，諭羣臣曰：“朕倣古爲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爲令。行之旣久，犯者猶衆，故作大誥以示民，使知趨吉避凶之道。古人謂刑爲祥刑，豈非欲民竝生於天地間哉。然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畧，附載於律。凡榜文禁例悉除之。除謀逆及律誥該載外，其雜犯大小之罪，悉依贖罪例論斷。編次成書，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大誥者，太祖患民狃

元習，徇私滅公，戾日滋。十八年采輯官民過犯，條爲大誥，其目十條：曰攬納户，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抛荒田土，曰倚法爲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爲君用。其罪至抄劄。次年復爲續編、三編，皆頒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敎之。囚有大誥者，罪減等。於時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竝賜鈔遣還。自律誥出，而大誥所載諸峻令未嘗輕用。其後罪人率援大誥以減等，亦不復論其有無矣。蓋太祖之於律令也，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頒示天下。日久而慮精，一代法始定，中外決獄，一準三十年所頒。其洪武元年之令，有律不載而具於令者，法司得援以爲證，請於上而後行焉。凡違令者罪笞。特㫖臨時決罪，不著爲律令者，不在此例。有司輒引比律，致罪有輕重者，以故入論。罪無正條，則引律比附，定擬罪名，逹部議定奏聞。若輒斷決，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大扺明律視唐簡覈，而寛厚不如宋。至其惻隠之意，散見於各條，可舉一以推也。如罪應加者，必贓滿數乃坐。如監守自盜贓至四十貫絞，若止三十九貫九十九文，欠一文不坐也。加極於流三千里，以次增重，終不得至死。而減至流者，自死而之生，無絞斬之别。卽唐律稱加就重條。稱日者以百刻，稱年者以三百六十日。如人命辜限及各文書違限，雖稍不及一時刻，仍不得以所限之年月科罪。卽唐例稱日以百刻條。未老疾犯罪而事發於老疾，以老疾論，幼小犯罪而事發於長大，以幼小論。卽唐律老小廢疾條；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而祖父母、父母老無養者，得奏聞取上裁。犯徒流者，餘罪得收贖，存留養親。即唐律罪非十惡條；功臣及五品以上官禁獄者，許令親人入侍，徒流者竝聽隨行，違者罪杖。同居親屬有罪，得互相容隱。即唐律同居相容隱條；奴婢不得首主。凡告人者，告人祖父不得指其子孫爲證，弟不證兄，妻不證夫，奴婢不證主。文職責在奉法，犯杖則不叙。軍官至徒流，以世功猶得擢用。凡若此類，或間採唐律，或更立新制，所謂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者也。建文帝卽位，諭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親定，命朕細閲，較前代往往加重。蓋刑亂國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尚不止此。夫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諭天下有司，務崇禮教，赦疑獄，稱朕嘉與萬方之意。”成祖詔法司問囚，一依大明律擬議，毋妄引榜文條例爲深文。永樂元年定誣告法。成化元年又令讞囚者一依正律，盡革所有條例。十五年，南直隸巡撫王恕言：“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百有八條，不知所起。如兵律多支廩給，刑律罵制使及罵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流傳四方，有誤官守。乞追板焚燬。”命卽焚之。有依此律出入人罪者，以故論。十八年定挾詐得財罪例。弘治中，去定律時已百年，用法者日弛。五年，刑部尚書彭韶等以鴻臚少卿李鐆請，删定問刑條例。至十三年，刑官復上言：“洪武末，定大明律，後又申明大誥，有罪減等，累朝遵用。其法外遺姦，列聖因時推廣之而有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律浸格不用。”於是下尚書白昂等會九卿議，增歷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條。帝摘其中六事，令再議以聞。九卿執奏，乃不果改。然自是以後，律例竝行，而網亦少密。王府禁例六條，諸王無故出城有罰，其法尤嚴。嘉靖七年，保定巡撫王應鵬言：“正德間新增問刑條例四十四欵，深中情法，皆宜編入。”不從。惟詔僞造印信及竊盜三犯者不得用可矜例。刑部尚書胡世寧又請編斷獄新例，亦命止依律文及弘治十三年所欽定者。至二十八年，刑部尚書喻茂堅言：“自弘治間定例，垂五十年，乞敕臣等會同三法司，申明問刑條例及嘉靖元年後欽定事例，永爲遵守。弘治十三年以後、嘉靖元年以前事例，雖奉詔革除，顧有因事條陳，擬議精當可採者，亦宜詳檢。若官司妄引條例，故入人罪者，當議黜罰。”會茂堅去官，詔尚書顧應祥等定議，增至二百四十九條。三十四年又因尚書何鰲言，增入九事。萬暦時，給事中烏昇請續增條例。至十三年，刑部尚書舒化等乃輯嘉靖三十四年以後詔令及宗藩軍政條例、捕盜條格、漕運議單與刑名相關者，律爲正文，例爲附註，共三百八十二條，删世宗時苛令特多。崇禎十四年，刑部尚書劉澤深復請議定問刑條例。帝以律應恪遵，例有上下，事同而二三其例者，删定畫一爲是。然時方急法，百司救過不暇，議未及行。太祖之定律文也，歷代相承，無敢輕改。其一時變通，或由詔令，或發於廷臣奏議，有關治體，言獲施行者，不可以無詳也。洪武元年諭省臣：“鞫獄當平恕。古者非大逆不道，罪止及身，民有犯者，毋得連坐。”尚書夏恕嘗引漢法，請著律，反者夷三族。太祖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仍秦舊，法太重。”却其奏不行。民父以誣逮，其子訴於刑部，法司坐以越訴。太祖曰：“子訴父枉，出於至情，不可罪。”有子犯法，父賄求免者，御史欲并論父。太祖曰：“子論死，父救之，情也。但論其子，赦其父。”十七年，左都御史詹徽奏民毆孕婦至死者，律當絞，其子乞代。大理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可矜，然死婦係二人之命，犯人當二死之條，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俊議。二十年，詹徽言：“軍人有犯當杖，其人嘗兩得罪而免，宜并論前罪誅之。”太祖曰：“前罪旣宥，復論之則不信矣。”杖而遣之。二十四年，嘉興通判龎安獲鬻私鹽者送京師，而以鹽賞獲者。户部以其違例，罰償鹽入官，且責取罪狀。安言：“律者萬世之常法，例者一時之旨意，今欲依例而行，則於律內非應捕人給賞之言，自相違悖，失信於天下也。”太祖然其言，詔如律。永樂二年，刑部言河間民訟其母，有司反擬母罪。詔執其子及有司罪之。三年定文職官及中外旗校軍民人等，凡犯重條，依律科斷，輕者免決記罪。其有不應侵損於人等項及情犯重者，臨時奏請。十六年嚴犯贓官吏之禁。初，太祖重懲貪吏，詔犯贓者無貸。復敕刑部，“官吏受贓者，并罪通賄之人，徙其家於邊，著爲令。”日久法弛，故復申飭之。二十九年，大理卿虞謙言：“誑騙之律，當杖而流，今梟首，非詔書意。”命如律擬斷。宣德二年，江西按察使黄翰言：“民間無籍之徒，好興詞訟，輒令老幼殘疾男婦誣告平人，必更議涉虚加罰乃可。”遂定老幼殘疾男婦誣告人罰鈔贖罪例。其後孝宗時，南京有犯誣告十人以上，例發口外爲民，而年逾七十律應收贖者，更著令，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依律論斷。例應充軍瞭哨口外爲民者，仍依律發遣。若年八十以上及篤疾有犯應永戍者，以子孫發遣，應充軍以下者免之。初制，凡官吏人等犯枉法贓者，不分南北，俱發北方邊衛充軍。正統五年，行在三法司言：“洪武定律時，鈔貴物賤，所以枉法贓至百二十貫者，免絞充軍。今鈔賤物貴，若以物估鈔至百二十貫枉法贓俱發充軍，輕重失倫矣。今後文職官吏人等受枉法贓比律該絞者，估鈔八百貫之上，俱發北方邊衛充軍。其受贓不及前數者，視見行例發落。”從之。八年，大理寺言：“律載竊盜初犯刺右臂，再犯刺左臂，三犯絞。今竊盜遇赦再犯者，咸坐以初犯，或仍刺右臂，或不刺，請定爲例。”章下三法司議，刺右遇赦再犯者刺左，刺左遇赦又犯者不刺。立案，赦後三犯者絞。”帝曰：“竊盜已刺遇赦再犯者依常例擬，不論赦，仍通具前後所犯以聞。”後憲宗時，都御史李秉援舊例奏革。旣而南京盜王阿童五犯皆遇赦免。帝聞之，詔仍以赦前後三犯爲令。至神宗時，復議奏請改遣云。十二年以知縣陳敏政言，民以後妻所攜前夫之女爲子婦及以所攜前夫之子爲壻者，竝依同父異母姊妹律減等科斷。成化元年，遼東巡撫滕照言：“大明律乃一代定法，而決斷武臣，獨舍律用例，武臣益縱蕩不檢。請一切用律。”詔從之。武臣被黜降者，騰口謗訕，有司畏事，復奏革其令。十九年定竊盜三犯罪例。法司以“南京有三犯竊盜計贓滿百貫者犯當絞斬。罪雖雜犯，其情頗重。三犯前罪，即累惡不悛之人，難准常例。其不滿貫犯徒流以下罪者，雖至三犯，原情實輕，宜特依常例治之。”議上，報允。弘治六年，太常少卿李東陽言：“五刑最輕者笞杖，然杖有分寸，數有多寡。今在外諸司，笞杖之罪往往致死，縱令事覺，不過以因公還職。以極輕之刑，置之不可復生之地，多者數十，甚者數百，積骸滿獄，流血塗地，可爲傷心。律故勘平人者抵命，刑具非法者除名，偶不出此，便謂之公，一以公名，雖多無害，此則情重而律輕者，不可以不議也。請凡考訊輕罪卽時致死，累二十或三十人以上，本律外仍議行降調。或病死不實者，并治其醫。”乃下所司議處。嘉靖十五年，時有以手足毆人傷重延至辜限外死者，部擬鬭毆殺人論絞。大理寺執嘉靖四年例，謂當以毆傷論笞。部臣言：“律定辜限，而問刑條例又謂鬭毆殺人情實事實者，雖延至限外，仍擬死罪，奏請定奪。臣部擬上，每奉宸斷多發充軍，蓋雖不執前科，亦僅末減之耳。毆傷情實至限外死，卽以笞斷，是乃僥倖兇人也。且如以兇器傷人，雖平復，例亦充軍，豈有實毆人致死，偶死限外，遂不當一兇器傷人之罪乎？矧四年例已報罷，請諭中外仍如條例便。”詔如部議，自後有犯辜限外人命者，俱遵律例議擬，奏請定奪。隆慶三年，大理少卿王諍言：“問刑官每違背律例，獨任意見，如律文所謂‘凡奉制書有所施行而違者杖一百’本指制誥而言。今則操軍違限，守備官軍不入直開場賭博，槩用此例。律文犯姦條下所謂‘買休賣休和娶人妻者’本指用財買求其妻，又使之休賣其妻，而因以娶之者言也，故律應離異歸宗，財禮入官。至若夫婦不合者，律應離異，婦人犯姦者，律從嫁賣，則後夫憑媒用財娶以爲妻者，原非姦情，律所不禁。今則槩引買休賣休和娶之律矣。所謂‘不應得爲而爲者笞四十，重者杖八十’蓋謂律文該載不盡者方用此律也。若所犯明有正條，自當依本條科斷。今所犯毆人成傷罪宜笞，而議罪者則曰‘除毆人成傷律輕不坐外，合依不應得爲而爲之事理重者律杖八十。’夫旣除毆人輕罪不坐，則無罪可坐矣，而又坐以‘不應得爲’臣誠不知其所謂。”刑部尚書毛愷力爭之，廷臣皆是諍議。得旨：“買休賣休，本屬姦條，今後有犯非係姦情者，不得引用，他如故。”

萬暦中，左都御史吳時來申明律例六條：一、律稱庶人之家不許存養奴婢，蓋謂功臣家方給賞奴婢，庶民當自服勤勞，故不得存養。有犯者皆稱雇工人，初未言及縉紳之家也。縉紳之家存養奴婢，勢所不免，合令法司酌議，無論官民之家，立券用值、工作有年限者以僱工人論，受值微少工作計日月者以凡人論；若財買十五以下恩養日久、十六以上配有室家者，視同子孫論；或恩養未久不曾配合者，庶人之家仍以雇工人論，縉紳之家視奴婢律論。一、律稱僞造諸衙門印信者斬，惟銅鐵私鑄者故斬，若篆文雖印，形質非印者，不可謂之僞造，故例又立描摸充軍之條。以後僞造印信人犯，如係木石泥蠟之類，止引描摸之例，若再犯擬斬。僞造行使止一次，而贓不滿徒者，亦准竊盜論，如再犯引例，三犯引律。一、律稱竊盜三犯者絞，以曾經刺字爲坐。但贓有多寡，卽擬有輕重。以後凡遇竊盜三犯俱在赦前，俱在赦後者，依律論絞。或赦前後所犯并計三次者，皆得奏請定奪。錄官附入矜疑辨問疏内，并與改遣。一、强盜肆行劫殺，按贓擬辟，決不待時。但其中豈無羅織讐扳，妄收抵罪者，以後務加叅詳，或贓證未明，遽難懸斷者，俱擬秋後斬。一、律稱同謀共毆人，以致命傷重，下手者論絞，原謀餘人各得其罪。其有兩三人共毆一人，各成重傷，難定下手及係造謀主令之人，遇有在監禁斃者，卽以論抵。今恤刑官遇有在家病故，且在數年之後者，卽將見監下手之人擬從矜宥。是以病亡之軀而抵毆死之命，殊屬縱濫。以後毋得一槩准抵。一、在京惡逆與强盜眞犯，雖停刑之年亦不時處決。乃兇惡至於殺父，卽時凌遲，猶有餘憾。而在外此類反得遷延歲月，以故事當類奏，無單奏例耳。夫單奏，急詞也，類奏，緩詞也。如此獄在外數年，使其瘐死，將何以快神人之憤哉？今後在外凡有此者，御史單詳到院，院寺單奏，决單一到，卽時處决。其死者下府州縣戮其屍，庶典刑得正。㫖下部寺酌議，俱從之。惟僞造印文者，不問何物成造，皆斬。報可。贖刑本虞書，吕刑有大辟之贖，後世皆重言之。至宋時尤愼贖罪，非八議者不得與。明律頗嚴，凡朝廷有所矜恤，限於律而不得伸者，一寓之於贖例，所以濟法之太重也。又國家得時藉其入以佐緩急，而實邊、足儲、振荒、宫府頒給諸大費，往往取給於贓贖二者，故贖法比歷代特詳。凡贖法有二，有律得收贖者，有例得納贖者。律贖無敢損益，而納贖之例則因時權宜，先後互異，其端實開於太祖云。

律凡文武官以公事犯笞罪者，官照等收贖錢，吏每季類决之，各還職役，不附過。杖以上記所犯罪名，每歲類送吏、兵二部，候九年滿考，通記所犯次數黜陟之。吏典亦備銓選降叙。至於私罪，其文官及吏典犯笞四十以下者，附過還職而不贖，笞五十者調用。軍官杖以上皆的決。文官及吏杖罪竝罷職不叙。至嚴也。然自洪武中年已三下令，准贖及雜犯死罪以下矣。三十年命部院議定贖罪事例，凡内外官吏犯笞杖者記過，徒流遷徙者俸贖之，三犯罪之如律。自是律與例互有異同。及頒行大明律御製序：“雜犯死罪、徒流遷徙等刑，悉視今定贖罪條例科斷。”於是例遂輔律而行。仁宗初卽位，諭都察院言：“輸罰工作之令行，有財者悉倖免，宜一論如律。”久之，其法復弛。正統間，侍講劉球言：“輸罪非古，自公罪許贖外，宜悉依律。”時不能從。其後循太祖之例，益推廣之。凡官吏公私雜犯准徒以下，俱聽運炭納米等項贖罪。其軍官軍人照例免徒流者，例贖亦如之矣。贖罪之法，明初嘗納銅，成化間嘗納馬，後皆不行，不具載。惟納鈔、納錢、納銀常竝行焉，而以初制納鈔爲本。故律贖者曰收贖律鈔，納贖者曰贖罪例鈔。永樂十一年令除公罪依例紀錄收贖，及死罪情重者依律處治。其情輕者，斬罪八千貫，絞罪及榜例死罪六千貫，流徒杖笞納鈔有差。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宣德二年定笞杖罪囚每十贖鈔二十貫，徒流罪名每徒一等折杖二十，三流竝折杖百四十。其所罰鈔，悉如笞杖所定。無力者發天壽山種樹，死罪終身，徒流各按年限。杖，五百株；笞，一百株。景泰元年令問擬笞杖罪囚，有力者納鈔。笞十二百貫，每十以二百貫遞加，至笞五十爲千貫；杖六十，千八百貫，每十以三百貫遞加，至杖百爲三千貫。其官吏贓物，亦視今例折鈔。天順五年令罪囚納鈔，每笞十，鈔二百貫，餘四笞遞加百五十貫，至杖六十增爲千四百五十貫，餘杖各遞加二百貫。成化二年令婦人犯法贖罪。弘治十四年定折收銀錢之制。例難的決人犯并婦人有力者，每杖百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每十以二百貫遞減，至杖六十爲銀六錢；笞五十應減爲鈔八百貫，折銀五錢，每十以百五十貫遞減，至笞二十爲銀二錢；笞十應鈔二百貫，折銀一錢。如收銅錢，每銀一兩折七百文。其依律贖鈔，除過失殺人外，亦視此數折收。正德二年定錢鈔兼收之制。如杖一百應鈔二千二百五十貫者，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錢三百五十文。嘉靖七年，巡撫湖廣都御史朱廷聲言：“收贖與贖罪有異，在京與在外不同，鈔貫止聚於都下，錢法不行於南方。故事，審有力及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者，有贖罪例鈔，老幼廢疾及婦人餘罪，有收贖律鈔。贖罪例鈔，錢鈔兼收。如笞一十，收鈔百貫，收錢三十五文，其鈔二百貫折銀一錢。杖一百，收鈔千一百二十五貫，收錢三百五十文，其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折銀一兩。今收贖律鈔，笞一十止贖六百文，比例鈔折銀不及一釐。杖一百，贖鈔六貫，折銀不及一分，似爲太輕。蓋律鈔與例鈔貫旣不同，則折銀亦當有異。請更定爲則，凡收贖者，每鈔一貫折銀一分二釐五毫。如笞一十贖鈔六百文，則折銀七釐五毫。以罪重輕遞加折收贖。”帝從其奏，令中外問刑諸司，皆以此例從事。是時重修條例，奏定贖例。在京則做工、每笞一十，做工一月，折銀三錢。至徒五年，折銀十八兩。運囚糧、每笞一十，米五斗，折銀二錢五分。至徒五年，五十石，折銀二十五兩。運灰、每笞一十，一千二百斤，折銀一兩二錢六分。至徒五年，六萬斤，折銀六十三兩。運磚、每笞一十，七十箇，折銀九錢一分。至徒五年，三千箇，折銀三十九兩。運水和炭五等，每笞一十，二百斤，折銀四錢。至徒五年，八千五百斤，折銀十七兩。運灰最重，運炭最輕。在外則有力、稍有力二等。初有頗有力、次有力等，因御史言而革。其有力，視在京運囚糧，每米五斗納穀一石，初折銀上庫，後折穀上倉。稍有力，視在京做工年月爲折贖。婦人審有力與命婦、軍職正妻及例難的決之人贖罪應錢鈔兼收者，笞杖每一十折收銀一錢。其老幼廢疾婦人及天文生餘罪收贖者，每笞一十應鈔六百文，折收銀七釐五毫。於是輕重適均，天下便之。至萬暦十三年復申明焉，遂爲定制。凡律贖，若天文生習業已成，能專其事，犯徒及流者，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婦人犯徒流者，決杖一百，餘罪收贖。如杖六十、徒一年，全贖鈔應十二貫，除決杖准訖六貫，餘鈔六貫折銀七分五釐，餘倣此。其決杖一百，審有力又納例鈔二千二百五十貫，應收錢三百五十文，鈔一千一百二十五貫。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盜及傷人者，亦收贖。凡犯罪時未老疾、事發時老疾者，依老疾論，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者，依幼小論，竝得收贖。

如六十九以下犯罪，年七十事發，或無疾時犯罪，廢疾後事發，得依老疾收贖。他或七十九以下犯死罪，八十事發，或廢疾時犯罪，篤疾時事發，得入上請。八十九犯死罪，九十事發，得勿論，不在收贖之例。若在徒年限内老疾，亦如之。

如犯杖六十、徒一年，一月之後老疾，合計全贖鈔十二貫，除已杖六十，准三貫六百文，剩徒一年，應八貫四百文計算。每徒一月，贖鈔七百文，已役一月，准贖七百文外，未贖十一月，應收贖七貫七百文，餘倣此。老幼廢疾收贖，惟雜犯五年仍科之。蓋在明初，卽眞犯死罪，不可以徒論也。其誣告例，告二事以上，輕實重虚，或告一事，誣輕爲重者，已論決全抵剩罪，未論決笞杖收贖。徒流杖一百，餘罪亦聽收贖。如告人笞三十，内止一十實已決，全抵，剩二十之罪未決，收贖一貫二百文。如告人杖六十，内止二十實已決，全抵，剩四十之罪未決，收贖二貫四百文。如告人杖六十、徒一年，内止杖五十實已決，全抵，剩杖一十、徒一年之罪未決，徒一年折杖六十，倂杖共七十，收贖四貫二百文。

如告人杖一百、流二千里，內止杖六十、徒一年實已決，以總徒四年論，全抵，剩杖四十、徒三年之罪未決，以連徒折杖流加一等論，共計杖二百二十，除告實杖六十、徒一年折杖六十，剩杖一百，贖鈔六貫。若計剩罪過杖一百以上，須決杖一百訖，餘罪方聽收贖。又過失傷人，准鬭毆傷人罪，依律收贖。至死者，准雜犯斬絞收贖，鈔四十二貫。内鈔八分，應三十三貫六百文，銅錢二分，應八千四百文，給付其家。已徒五年再犯徒收贖。鈔三十六貫。若犯徒流存留養親者，止杖一百，餘罪收贖。其法實杖一百，不准折贖，然後計徒流年限，一視老幼例贖之。此律自英宗時詔有司行之，後爲制。天文生婦女犯徒流，決杖一百，餘罪收贖者，雖罪止杖六十、徒一年，亦決杖一百，律所謂應加杖者是也。皆先依本律議其所犯徒流之罪，以誥減之。至臨決時，某係天文生，某係婦人，依律決杖一百，餘收贖。所決之杖竝須一百者，包五徒之數也。然與誣告收贖剩杖不同，蓋收贖餘徒者決杖，而贖徒收贖剩杖者，折流歸徒，折徒歸杖，而照數收贖之，其法各别也。其婦人犯徒流，成化八年定例，除姦盜不孝與樂婦外，若審有力并決杖，亦得以納鈔贖罪。例每杖十折銀一錢爲率，至杖一百，折銀一兩止。凡律所謂收贖者，贖餘罪也。其例得贖罪者，贖決杖一百也。徒杖兩項分科之，除婦人，餘囚徒流皆杖決不贖。惟弘治十三年，許樂户徒杖笞罪亦不的決。此律鈔之大凡也。例鈔自嘉靖二十九年定例，凡軍民諸色人役及舍餘審有力者，與文武官吏、監生、生員、冠帶官、知印、承差、陰陽生、醫生、老人、舍人，不分笞杖、徒流、雜犯死罪，俱令運灰、運炭、運磚、納米、納料等項贖罪。此上係不虧行止者。若官吏人等例應革去職役，此係行止有虧者，與軍民人等審無力者，笞杖罪的決，徒流雜犯死罪各做工、擺站、哨瞭，發充儀從，情重者煎鹽炒鐵。死罪五年，流罪四年，徒按年限。其在京軍丁人等無差占者與例難的決之人，笞杖亦令做工。時新例犯姦盜受贓爲行止有虧之人，槩不許贖罪。唯軍官革職者，俱運炭納米等項發落，不用五刑條例的決實配之文，所以寛武夫重責文吏也。於是在京惟行做工、運囚糧等五項，在外惟行有力、稍有力二項，法令益徑省矣。要而論之，律鈔輕，例鈔重。然律鈔本非輕也，祖制每鈔一文當銀一釐，所謂笞一十折鈔六百文定銀七釐五毫者，卽當時之銀六錢也。所謂杖一百折鈔六貫銀七分五釐者，即當時之銀六兩也。以銀六錢比例鈔折銀不及一釐，以銀一兩比例鈔折銀不及一分，而欲以此懲犯罪者之心，宜其勢有所不行矣。特以祖宗律文不可改也，於是不得已定爲七釐五毫七分五釐之制，而其實所定之數，猶不足以當所贖者之罪，然後例之變通生焉。考洪武朝，官吏軍民犯罪聽贖者，大扺罰役之令居多。如發鳯陽屯種、滁州種苜蓿、代農民力役，運米輸邊贖罪之類，俱不用鈔納也。律之所載，笞若干，鈔若干文，杖若干，鈔若干貫者，垂一代之法也。然按三十年詔令，罪囚運米贖罪，死罪百石，徒流遞減。其力不及者，死罪自備米三十石，徒流十五石，俱運納甘州、威虜，就彼充軍。計其米價脚價之費，與鈔數差不相遠，其定爲贖鈔之等第，固不輕於後來之例矣。然罪無一定，而鈔法之久，日變日輕，此定律時所不及料也。卽以永樂十一年令“斬罪情輕者贖鈔八千貫，絞及榜例死罪六千貫”之詔言之，八千貫者，律之八千兩也，六千貫者，律之六千兩也。下至杖罪千貫，笞罪五百貫，亦一千兩、五百兩也。雖革除之際，用法特苛，豈有死罪納至八千兩，笞杖罪納至一千兩、五百兩而尚可行者？則知鈔法之弊，在永樂初年已不啻輕十倍於洪武時矣。宣德時申交易用銀之禁，冀通鈔法，至弘治而鈔竟不可用，遂開准鈔折銀之例。及嘉靖新定條例，俱以有力、稍有力二科贖罪，有力米五斗，准律之納鈔六百文也，稍有力工價三錢，准律之做工一月也。是則後之例鈔纔足比於初之律鈔耳。而况老幼廢疾諸在律贖者之銀七釐五毫，准鈔六百文，銀七分五釐，准鈔六貫，凡所謂律贖者，以比於初之律鈔，其輕重相去尤甚懸絶乎？唯運炭、運石諸罪例稍重。蓋此諸罪，初皆令親自赴役，事完寧家，原無納贖之例。其後法令益寛，聽其折納，而估算事力，亦畧相當，實不爲病也。大扺贖例有二，一罰役，一納鈔，而例復三變。罰役者，後多折工值納鈔，鈔法旣壞，變爲納銀、納米，然運灰、運炭、運石、運磚、運碎磚之名尚存也。至萬暦中年，中外通行有力、稍有力二科，在京諸例，并不見施行，而法益歸一矣。所謂通變而無失於古之意者此也。初令罪人得以力役贖罪，死罪拘役終身，徒流按年限，笞杖計日月，或修造，或屯種，或煎鹽炒鐵，滿日疎放。疎放者，引赴御橋，叩頭畢，送應天府，給引寧家。合充軍者，發付陝西司，按籍編發，後皆折納工價，惟赴橋如舊。宣德二年，御史鄭道寧言：“納米贖罪，朝廷寛典，乃軍儲倉拘係罪囚，無米輸納，自去年二月至今，死者九十六人。”刑部郎俞士吉嘗奏：“囚無米者，請追納於原籍，匠仍輸作，軍仍備操。若非軍匠，則遣還所隸州縣追之。”詔從其奏。初制流罪三等，視地遠近，邊衛充軍有定所。蓋降死一等，唯流與充軍爲重。然名例律稱二死三流各同爲一減，如二死遇恩赦減一等，卽流三千里，流三等以大誥減一等，皆徒五年。犯流罪者，無不減至徒罪矣。故三流常設而不用，而充軍之例爲獨重。律充軍凡四十六條，諸司職掌内二十二條，則洪武間例皆律所不載者。其嘉靖二十九年條例，充軍凡二百十三條，與萬暦十三年所定大畧相同。洪武二十六年定，應充軍者，大理寺審訖，開付陜西司，本部置立文簿，註姓名、年籍、鄉貫，依南北籍編排甲爲二册，一進内府，一付該管百户領去充軍。如浙江、河南、山東、陜西，山西、北平，福建，直隸應天、廬州、鳳陽、淮安、揚州、蘇州、松江、常州、和州、滁州、徐州人，發雲南、四川屬衛；江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直隸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安慶人，發北平、大寧、遼東屬衛。有逃故，按籍勾補。其後條例有發烟瘴地面、極邊沿海諸處者，例各不同。而軍有終身，有永遠。永遠者，罰及子孫，皆以實犯死罪減等者充之。明初法嚴，縣以千數，數傳之後，以萬計矣。有丁盡户絶，止存軍產者，或并無軍產户名未除者，朝廷歲遣御史清軍，有缺必補。每當勾丁，逮捕族屬里長，延及他甲，雞犬爲之不寧。論者謂旣減死罪一等，而法反加於刀鋸之上。如革除所遣謫，至國亡戍籍猶有存者，刑莫慘於此矣。嘉靖間，有請開贖軍例者。世宗曰：“律聽贖者，徒杖以下小罪耳。死罪矜疑，乃減從謫發，不可贖。”御史周時亮復請廣贖例。部議審有力者銀十兩，得贖三年以上徒一年，稍有力者半之。而贖軍之議卒罷。御史胡宗憲言：“南方之人不任兵革，其發充邊軍者，宜令納銀自贖。”部議以爲然，因擬納例以上。帝曰：“豈可預設此例，以待犯罪之人。”復不允。萬歴二年罷歲遣清軍御史，并於巡按，民獲稍安。給事中徐桓言：“死罪雜犯准徒充軍者，當如其例。”給事中嚴用和請以大審可矜人犯，免其永戍。皆不許。而命法司定例：“奉特旨處發叛逆家屬子孫，止於本犯親枝内勾補，盡絶卽與開豁。若未經發遣而病故，免其勾補。其實犯死罪免死充軍者，以著伍後所生子孫替役，不許勾原籍子孫。其他充軍及發口外者，俱止終身。”崇禎十一年諭兵部：“編遣事宜，以千里爲附近，二千五百里爲邊衛，三千里外爲邊遠。其極邊烟瘴以四千里外爲率，止拘本妻，無妻則已，不許擅勾親鄰。如衰痼老疾，准發口外爲民。”十五年又諭，“欲令引例充軍者，准其贖罪。”時天下已亂，議卒不行。明制充軍之律最嚴，犯者亦最苦。親族有科斂軍裝之費，里遞有長途押解之擾。至所充之衛，衛官必索常例，然利其逃去可乾没口糧，每私縱之。其後律漸弛，發解者不能十一。其發極邊者，長解輒賄兵部，持勘合至衛，虚出收管，而軍犯顧在家偃息云。

明史卷九十三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