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莽夫”余承东二战“绅士”刘军

一场硬仗，在所难免。

两年过去，余承东可能会偶尔想起2020年8月，那场并不算太热的MateBook系列新品发布会。

那是他负责华为PC业务的第四个年头，在这期间华为PC业务大踏步前行，登至顶峰。

那场大会上，他满心欢喜地“炫耀”华为笔记本在中国区的成绩——净推荐值第一、市场份额达到16.9%。

集团内部已信心爆棚，有一个季度预计会超过联想成为全国市场份额第一。余承东甚至都有些担心，与团队人员商量要不要“藏锋”，以免过早地成为第一而不必要地成为众矢之的。

2020年的MateBook系列发布会也是一场老友对战的开端。华为商用笔记本MateBook B的发布，直接戳到了当时风头正盛的刘军。

刘军在联想PC业务成长过程中发挥极其出色，深受柳传志喜爱。联想人都知道刘是柳的爱将，外界更不乏柳视刘为“干儿子”的说法。

余承东与刘军两人的相同点也极多，同是1969年出生，同毕业于清华大学，同是国内两位商界大佬最得力干将。

最初的两人，一南一北，几乎没有多少正面撞击。联想主要卖电脑，华为主要卖电信设备，井水不犯河水。

直到2011年以后，联想开始覆盖移动端智能手机业务，华为由B2B业务兼着做B2C智能手机，两强开始在同一块市场搏杀，余承东和刘军也运筹帷幄，短兵相接。

两位大佬、两大公司，两种文化，展示出不同的活力，划出不同运行轨迹，也孕育出不同果实。

2015年是个分水岭，华为消费者业务营收破千亿，国内市场超越三星，并且树立了中高端手机品牌形象；反观联想，移动业务年营收与销量均不足华为7成，并且品牌形象羸弱而混乱。

但强者的故事总是充满戏剧性的。联想移动业务在2016年经过一轮高层大换血后，彻底从销量榜上消失了；华为手机业务虽然一度坐到了全球第一的位置，但在那场笔记本高光发布会后一个月，芯片断供导致手机销量一落千丈。

现实反转，堪比剧本。

不过现在来看，与刘军相比，余承东多少显得有些凄惨。虽然联想的手机业务折戟，但PC业务在刘军的带领下一路高歌猛进，稳定增长；而余承东在华为手机业务遇阻后，一直未找到新的业绩增长点，车BU步步维艰难以堵上营收漏洞。

于是最近两年，余承东加快了在PC领域的布局。先后发布商用笔记本以及商用台式机，同时对C端笔记本产品进行多次迭代，最近更是以“超级终端，超级创造力”为主题举办了一场智慧办公春季发布会，发布多款笔记本、平板、一体机、打印机等产品。

无疑，余承东已经做好撸起袖子与刘军再大战一场的准备。

时间回溯。2011年1月，刘军牵头成立联想的MIDH（移动互联和数字家庭业务集团，2014年3月调整为MBG——移动业务集团）时，用了一年时间去打磨流程。

当时，刘军从之前做PC的团队中选出来一些人充实移动团队。事业部负责人陈文晖，供应链负责人关伟，产品研发负责人常程，销售负责人冯幸、曾国璋等都加盟进来。

这些人或有着过硬的业绩表现，或是为联想长年征战打拼出来的老人，重新聚到一起，有一个未曾宣之于外的共同目标，弄好了移动业务未来可以独立，最终剥离上市。

也是这一藏在每个人心里的预期，为这支豪华团队提供初始阶段动力。目标若达成，团队里的每个人都能再次证明自身，名利双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未实现，甚至未明确，也埋下了联想移动业务的隐患。

2012年上半年，联想在运营商市场、开放市场同时发力。其亮点是连续在开放市场推出三个系列产品，分别是女性手机（A520、S720）、大屏手机和长续航手机，卡位1500-2000元，市场份额达到11%，位列第二，这也成就了刘军治下运营商以外开放市场的最好成绩。

相比之下，刘军在分析竞争对手时发现，“华为手机业务一般，主要是与运营商有一些捆绑机器，中低端的，市场份额和品牌都不行。”

同一时期，余承东刚接手华为消费者业务任CEO，并且确立了精品路线，忍着阵痛砍掉中低端运营商业务。

以前华为都是参与电信运营商招标，替其做代工，生产的手机没有自主品牌，基本是B2B业务。

“手机只有抠掉电池才能看到华为制造的小字样。”余承东说，“运营商让我们做低端的白牌手机，他们看重发展用户，送低端手机给用户。但是这种做法没有未来，运营商压价很厉害，产品质量很难保证，华为员工都不愿意用我们自己的手机，因为太低端了。”

华为要打自己的手机品牌牵涉甚广，这意味着要从熟悉的B2B业务兼做B2C业务。对于成立20多年、一直靠B2B业务安身立命的华为来说，其难度和阵痛无异于一次洗髓换骨。

当时的余承东只得挨家挨户地跑到运营商处解释，谨慎小心地调整，避免因动作过大引起休克。在欧洲，华为手机业务在2012年一度被沃达丰、法国电信等世界级运营商剔除。

2012年，华为首次在开放市场推出智能手机，定价为2999元，后面又推出D1，售价3999元，两款机型都是先在国外发布，而后才在中国上市，冲击中高端。

这两款手机的产品经理李小龙回忆当时的忙乱，“智能机的元器件供应商跟功能机完全不一样。做功能机用10多个新器件，做P1的时候，一下子上升到50个，到处都是漏洞，像个救火队员。”

后来，P1、D1两款机都卖不动，售价跳水后，销售仍然惨淡。“惨到只卖了几十万台。”余承东说。紧接着推出的P2、D2手机，同样不理想。余承东后来因此爱说一个词，“屡败屡战”。

刘军对这个竞争对手似乎也有些不屑，甚至在2012年底带团队里的十来人一起去长白山放松游玩。在这趟带着策略研讨务虚会性质的旅行途中，刘军打趣道，“余承东像是带领华为蒙眼撞进智能手机市场。”

不过这种轻松的状态在刘军身上再未重现，业务崩坏速度远超最坏预计。

2013年1月5日，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杨元庆发送内部邮件宣布，联想将在4月1日拆分成Lenovo业务集团和Think业务集团。其中Lenovo业务集团包含联想电脑和原MIDH业务，由刘军负责。

经过这次组织架构调整，明面上刘军获得了晋升，被赋予更多责任，又兼管了部分PC业务。

但是随着职权增加，原先并列向他负责的曾国璋和冯幸的位置也发生变动。因为当时靠运营商的补贴，联想手机销量得到快速上升，刘军也就信任了这一套打法，于是变成负责运营商业务的冯幸为主，负责开放市场业务的曾国璋为辅。

曾国璋降为冯幸副手的恶果很快出现。2013年初，TD制式市场兴盛，2012年很强势的联通WCDMA制式走弱，开放市场上卖得好的都是TD制式手机，市场份额急剧上升。

针对开放市场，曾国璋规划了一款TD手机，但是按照组织架构，应该分给跟随冯幸的彭贝力，他很不乐意。

最终，经过内部斗争，把这款奔着3G而去的手机做成了即将被淘汰的2G产品，浪费了TD开放市场大约3个季度的销售窗口期。

彭贝力与曾国璋之争，“直接把开放市场干废了，开放市场之前本可以占到30%，2013年底跌落至10%。”联想一位管理者说。

“刘军没有死守开放市场业务。”一位资深联想内部人士认为刘军在战略上迷茫，是个大错误。

其实运营商补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可以让销量能够快速上去，另一方面会使得市场价格变得混乱，伤害到渠道。

多年来处于上游，一直卖设备给运营商的华为，深知其兴衰起伏规律，余承东也没有被运营商市场所麻醉，坚持做1000元以上的手机，坚持做开放市场的生意。

后来余承东招揽了华为无线SingleRAN业务核心主管之一的何刚、三星中国区品牌部老大杨柘、渠道专家赵科林、主管供应链的蓝通明、主管设计的Joon加盟，最终成了手机市场的前三甲。联想则与其完全相反，事业部总经理陈文晖与刘军因为冯辛一事彻底闹掰，最终陈文晖和刘军双双离职，移动业务也一蹶不振。

“在移动业务做大后，搏出位的想法占了上风，缺少专注和耐心。联想没能像华为那样去长远布局，有一个长期计划、非常坚定的投入，最终败给了华为。”上诉联想人士表示。

一个进击一个失落，成了余承东和刘军首次对战后的结果。余承东满心欢喜，继续带领华为消费者业务前行，刘军则暂离联想做起了卖酒生意。

2016年2月，西班牙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讯大会上，余承东略显激动地宣布了华为手机出货量过亿的消息，同时还发布了传闻已久的二合一笔记本电脑MateBook，类似Surface“平板电脑+ 键盘”的结合，正式跨界进入PC领域。

在2015年第四季度，全球PC出货量同比减少10.6%，降至2008年以来最低点。当时，很多人对华为的这一决定感到困惑。

几年后，华为PC与平板产品线总裁王银锋如此解释，“华为消费者业务在手机、可穿戴以及智能家居等领域取得了突破，进入PC行业能够使华为端产品形成体验上的互补。”

不能否认，在竞争日渐激烈的手机市场，华为的确需要一款“跨领域”产品来奠定华为生态。但是对余承东以及整个华为而言，布局PC业务的“野心”显然不止如此。

“华为迟早要做到PC领域的第一。”余承东多次在不同场合立下这样的KPI，或多或少指向了“不仅要在手机领域干掉所有对手，还要在PC领域超过联想”的目标。

当时的刘军已经离开联想接近一年，并且加入肆拾玖坊做起了董事长，干起了卖酒生意。而没有刘军的联想也逐渐低迷，到了2017年一季度，个人电脑销量退居第二，被惠普反超。并且曾经在手机领域战胜过联想的华为，又连续发布多款PC产品，杨元庆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2017年5月中旬，刘军在时隔半年后，悄然进行了微博更新，内容是一句诗——“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同时还附了一张图片。

熟悉联想的人都会对上图略有印象，这是2000年时，在美国圆石滩会议的一张合影，里面有很多熟悉的面孔，看得出当时的杨元庆和刘军等联想高层们还十分青葱。

刘军借这句诗回忆了当年的场景，重新回到联想，并表达了期望继续为联想奋战的决心。而杨元庆则用王昌龄的诗句——“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来表达不获胜不收兵的豪言壮志。

就这样，余承东再次碰上了刘军。但与之前两人在手机业务上赛马不同，这次余承东成了攻击者，刘军成了防守者。

然而，余承东想吃下PC这碗饭并不容易。

2016年华为首款笔记本电脑由于未能给用户提供良好办公体验，以及难敌微软、联想等强大竞争对手，无论是销量还是口碑，都未获成功。

直到2017年采用与之前手机业务一致的打法，用高薪挖来台湾地区PC行业管理和技术人才后，华为PC业务才崭露头角。尤其是在2018年之后，余承东对华为PC业务显得尤为自信。

“我们的对手太弱了。现在华为PC刚开始试水，未来发力后竞争力会更强。”2019年4月，余承东在P30系列发布会后再次开炮，“华为PC的口碑已经超越传统PC厂商，位居第一。”

言语间充满对刘军以及整个PC行业的挑衅。

但刘军对此似乎并未放在心上。因为当时的联想在刘军回归后，无论是销量还是市场份额都有质的提升，稳稳回到全球第一的宝座，并且与其他厂商拉开了差距。

不过让刘军没想到的是，从2019年5月开始，华为开始经历美国多轮严厉制裁，手机业务一落千丈，余承东为补上手机业务带来的营收漏洞，密集发布了一系列PC新品，高端、中端和入门级产品陆续铺齐，进一步完善了产品矩阵，当年华为PC发货量同比增长超过200%。

看到余承东如此激进，一向表露轻松的刘军似乎有些慌张。公开表示，“不建议华为进军电脑业务，奉劝友商量力而行！”并且他还一口断定，“没有10年、8年的功夫，做不好电脑。”

这并没有阻止余承东激进的步伐。2020年疫情“黑天鹅”让被唱衰多年的PC行业迎来新机遇。当年8月，余承东称，华为在中国笔记本市场占有率达到16.9%，仅次于联想，排名第二，已然进入市场第一梯队。

有传言称，杨元庆看到华为笔记本迅速崛起后气急败坏，把刚主持完业绩发布媒体分享会的刘军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

按照彼时行业人士分析，华为系的份额迅速从11%增长到16%，一个季度就增长了5%，按照这个节奏，此消彼长下华为PC业务将在2021年后全面超越联想，占市场主导地位。

不过，现实反转，堪比剧本，还未等刘军出手，华为PC业务就遭到足以致命的打击。

2020年9月15日开始，三星、台积电、东芝、索尼等企业确认断供华为，虽然英特尔、AMD等厂商未在其列，可以限量继续向华为提供CPU芯片，但拿不出货仍旧成了华为的难题。

同时由于材料、物流等成本持续增加，余承东无奈将PC产品全面涨价，在缺货、涨价的影响下，华为PC业务面临巨大挑战。余承东好不容易打下的江山被其他厂商一点点蚕食殆尽，刘军更是趁机吃饱，拉开了与华为的差距。

“TMD跟做梦一样，好不容易起来了，又被制裁了。”有传言称余承东曾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这样说道。

对于联想来说，似乎已经不用再担心华为能够追上他的问题，但刘军低估了余承东在PC业务上下的决心。

消费PC市场受到打击后，余承东将目光投向了利润更丰厚的政企和商用PC市场，因为相比之下，这个市场对于硬件要求并不算高，他们更注重的是数据安全以及软件个性化，最关键的是，在这个市场华为可以做到纯国产，不受外界因素影响。

然而一直以来，这个“铁饭碗”都拿在联想手里，华为的全面进场，不得不让刚松下弦来的刘军再次紧绷起来。余承东和刘军的新战事也一触即发。

在政府、企业IT采购领域，联想称霸市场已经近20年。

从2002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后，联想作为民族企业的代表，迅速跟上大潮。仅仅两年后，联想PC产品便击败了身为“国际大牌”的惠普和戴尔，在国内政府行业IT设备采购份额中占据榜首，市占率接近50%。

这种增速背后，离不开“民族企业”四个字的加持。而联想作为中国人骄傲的高光时刻，发生在2005年的5月1日的下午3点。

彼时，联想正式宣布完成收购IBM全球PC业务，同时任命杨元庆接替柳传志，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担任非执行董事。联想当年以130亿元美元的年销售额成为全球第三大PC制造商。

也是在那时，“买联想”成了政府采购过程中，心照不宣的“政治正确”。

因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其采购都偏好本国产品，并且在政府采购的逻辑中，损耗周期与价格相比更为重要。

以中央2016年印发的《中央行政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家具配置标准》为例，政府采购的台式电脑使用年限至少为6年，且价格不超过5000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国产、扛用、保修是政府办公设备的最优选。照此标准，联想在当时无疑是最适合政府办公设备遴选标准的企业。

民族之光、抗造耐用、售后完善，这些恰到好处的标签，造就了联想PC在政府采购领域的霸主地位并带来持续增长。

联想官网的一份数据指出，从2016年的2万台到2017年的8万台再到2018年的15万台，联想PC产品在国内政府采购电商市场的年销量一直在大幅增长，市场份额更是由2017年的60%增长到了2018年的70%。

这也直接为联想带来了实际的销售额。如果按照5000元的标准计算，15万台电脑能带来7.5亿元的营收。并且以此推算，2018年国内PC政府采购电商市场就能达到10亿元。

不能否认，当年联想在“政圈”的霸主地位，很难有可以撼动的挑战者，但现在华为来了。

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商用PC也在朝着智能化，协同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于有自研鸿蒙系统并且擅长为企业做智能化服务的华为来说，是一个风口，也是“革旧王”的最好时机。当然，余承东也明白，自己又要再次跟刘军“血战”一场了。

曾经有人这样描述余承东，一群绅士在屋里中规中矩地玩桥牌，突然有人冲进来把桌子一掀：“来，我们重新玩！”

这就是余承东。

事实也是这样，余承东在今年一口气发布了多款PC产品，并且还发布了首款墨水平板MatePad Paper以及智能打印机。最关键的是打出了“智慧办公”这张牌。

在企业数字化的大背景下，余承东这种做法，无疑证实了自己就是进屋掀桌子的那个人。

“对华为而言，这是余承东口中‘1+8+N’的一步，也是传统PC转型智慧PC的一步。其优势是华为有应对政府机构、企业大单采购的丰富经验。”有观察人士如此表示，国产化替代正成为趋势，华为作为国产品牌，会一定程度替代戴尔、惠普等产品。

但余承东真正的对手还是稳坐牌桌的绅士刘军。

以目前情况来看，无论是在解决方案、供应链整合、渠道、产品布局上，联想都占据比较大的优势。刘军此前透露，在联想2021/22财年前三财季，联想中国区大客户业务PC销量全部市场份额为55.5%。其中，企业市场PC市场份额达到60.9%。

从各大城市的政府采购平台上也能看出差距。拿上海举例，联想无论是台式机销量还是笔记本销量，均远超华为，并且在产品型号上也较为繁多。

不过华为的优势在于生态化，相比生态匮乏的联想，华为路由器、智慧屏、打印机以及平板都是帮助华为PC冲击市场的辅助选手。

从短期来看，刘军还不用担心，因为当下政企市场已经形成一套坚不可摧的固有思想，并且按照政策要求，大量换新也存在周期性，即便有政策开路，余承东也很难在短时间里迅速铺开产品矩阵。

长远来看，刘军则需要警惕，因为这场硬仗一定程度上不只是他和余承东再次对决，更是新老爱国企业的PC大战。

作为国产IT产业崛起里程碑的联想，有“同款电脑国内定价高于国外”、“5G投票给高通”、“国有资产流失”等众多黑历史，即便被政府青睐，也终不免被群嘲“老牌爱国企业被腐蚀为美帝良心”。

相反华为承载的“爱国”情怀更激进，不论是“孟晚舟事件”，还是美国政府制裁，或是其在5G领域展现的“大国实力”，让很多消费者都有为“爱国”买单的动力。

现在的联想已经逐步失去了昔日光环，华为却逐渐走在全球科技公司前沿，大有当年联想的气势。外界都对华为给予了厚望，无论是技术、产品还是服务，颇有未达第一不罢休的感觉。

两家“爱国企业”的竞争就此展开，刘军和余承东的PC大战也一触即发。一方是缺乏生态支撑、爱国情怀消耗殆尽的联想，一方是民族骄傲的全新象征、拥有完备软硬生态的华为，屠龙少年成巨龙的故事似乎正在上演。

余承东，这位自幼打架不要命，听着岳飞故事长大的安徽小县城青年，擅长带领团队冲锋陷阵；刘军，多次帮助联想守住底线的大个子，更像是一名篮球队长，并不一定适应冲到前线厮杀，但他一定会想办法赢得比赛。

所以，对于余承东来说，这次再战刘军，势必是一场硬仗，因为华为触到了联想底线。

参考资料：《华为联想手机风云》，财经天下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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