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

人物生平

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于英国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是家中的独子。他自幼性格内向怕羞，但他是在充满知识的环境中成长的。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教他写字，还教他做木工活、观察鸟类和欧洲地理、植物分类等知识。他尤其喜欢法国，后来曾游学法国一个学期，法语也是他运用娴熟的一种外语。李约瑟阅读面很广，10岁时就囫囵吞枣般地一次“啃”完了德国弗里德里希·希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的《历史哲学》原文。

在家庭朋友、医生约翰·布兰德-萨顿（Sir John Bland-Sutton）的影响下，李约瑟对科学产生了兴趣。通过观摩手术和为父亲的外科手术当助手。他在认识到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才能和兴趣后，申请学习医学，想成为一名医生。

1917年10月，李约瑟进入剑桥大学，他积极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尤其是那些与宗教有关的社团活动。他还负责邀请著名学者前来给医学生做人文科学讲座。这些讲座涵盖的科学史之广，尤其是人类的思想活动如何导致众多的科学试验、思想和理论的产生，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几乎是一入学，李约瑟便放弃了成为外科医生的想法，在他看来，外科医生就是“锯骨头”，太机械，不需要太多的智力。导师建议他改学化学，李约瑟也认为化学比解剖来得有意思。

1920年李约瑟获得学士学位。而这时，李约瑟失去了父亲。同时他找到了生物化学大家弗里德里希·戈兰德·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霍普金斯马上要李约瑟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在他的指导和呵护下，李约瑟的学术水平和地位节节上升，在短短几年中便晋升为高级讲师（reader）。

1923年春天，李约瑟开始与同事多萝茜·迈瑞·莫伊勒（Dorothy Mary Moyle）约会。多萝茜年长李约瑟5岁，是一位研究肌肉的生物化学家。次年9月13日，俩人结为夫妻。

1924年10月，李约瑟博士论文答辩，凯斯学院将“院士”荣誉作为贺礼，这不但使他在学院拥有一间寝室（那就是著名的K-1），而且可以享受各种特权。不到24岁，李约瑟已经功成名就。

193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李约瑟的3卷本专著《化学胚胎学》，更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将取得更大的功名。果不其然，他在1941年当选为英国王家学会会员。

1937年8月，鲁桂珍和另外两个中国留学生——王应睐和沈诗章——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鲁桂珍师从李约瑟的妻子。李约瑟几乎对鲁桂珍是一见钟情。根据李约瑟日记的记载，他们一起在剑桥的印度餐馆或最好的意大利餐馆用餐；观看根据赛珍珠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大地》；手挽手地沿着封冻的河边散步；到法国埃弗伦度假。

在1938年2月的某个晚上，李约瑟与鲁桂珍有了肌肤之亲，地点是凯斯学院的寝室K-1。当时，李约瑟的妻子前去探望家人，而温切斯特的用词“the couple’s ener gies being spent”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完事后，两人躺在床上抽烟。在鲁桂珍的指导下，李约瑟在日记本上用中文写下了他们抽的东西——“香烟”。这是李约瑟第一次写中文。李约瑟端详自己的杰作，说道：“我必须学习这种语言。”接着，鲁桂珍为他取了个中文名字“李约瑟”。由于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与鲁桂珍的关系，李约瑟产生了反战的情绪。他在集中精力完成第二本著作——被称为“继达尔文之后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物学著作之一”的《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学》的同时，给英国的报刊写文章，到伦敦参加游行，并出版小册子，支持中国人民。

1941年夏，英国文化委员会任命李约瑟为设立在中国重庆的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并有参赞的头衔。

1942年夏天，他专程前往纽约，看望美国工作的鲁桂珍，告诉她即将踏上中国国土这一消息。在他们短暂的聚会中，李约瑟告诉鲁桂珍一个突然产生的念头：中国科学，总的来说——为什么没有得到发展？

1943年2月24日，在经过10个星期的航程后，李约瑟搭乘美国军用飞机从印度加尔各答起飞，于下午抵达云南首府昆明。

1943年-1946年间，李约瑟出行十一次，行程3万英里，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几无禁区。他在戈壁沙漠的敦煌盘桓，在洞窟速写、拍照，积累了足够写一本书的资料。他到都江堰驻足于公元前250年建立的大坝前，对这一中国古代工程深感敬佩。他喜爱战争时期的冒险生活，在途中遇见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对中国文化历史有了更深的了解，也使自己的中文日渐精通。也正是在中国期间，李约瑟找到了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事业的重要助手王铃。

1948年，王铃应邀来到剑桥，担任《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助理编辑，李约瑟还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雇用王铃之前将自己工资的一半分给他。与此同时，李约瑟还结识了包括郭沫若、竺可桢等在内的朋友。李约瑟在访问迁移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时，曾对竺可桢校长提起要写一部中国对世界文明贡献的书。当日本投降，中国政治、军事形势稳定下来后，竺可桢便开始收集图书和资料，并海运到剑桥，其中，最为珍贵的要数一套完整的《古今图书集成》，总计1万卷1亿7千万字。

1946年3月，李约瑟收到了他剑桥的左翼朋友、生物学家朱列安·赫里胥（Julian Huxley）的电报，邀请他回英国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处处长。李约瑟似乎仍然对皮肯告状耿耿于怀，便选择了离开。但是，李约瑟仅仅在伦敦和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了两年。因为美国认为李约瑟亲共，并为他的工作制造障碍，不允许将联合国的经费发放到任何美国认为是左翼的科学组织。于是，李约瑟辞职返回剑桥，回到他的K-1，并马上着手他的计划。

1948年5月15日，李约瑟正式向剑桥大学出版社递交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秘密”写作、出版计划。他提出，这本一卷的书面向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只要他们对科学史、科学思想和技术感兴趣；这是一部关于文明的通史，尤其关注亚洲和欧洲的比较发展；此书包括中国科学史和所有的科学与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两个层面。李约瑟认为，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远超过所有其他国家，但是，所得到的承认却远远不够。一周后，出版社复函，接受了李约瑟的计划。但数周后，李约瑟又修改了计划，将书的卷数扩大到7卷（第1卷，总论；第2卷，中国哲学；第3卷，前科学；第4卷，中国技术；第5卷，“李约瑟问题”；第6卷，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文明史的关系；第7卷，展望未来），在10年内完成。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出版计划又几经修改，工程变得越来越庞大。

1954年8月14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1卷出版。但是，李约瑟却没有留在英国躬逢其盛。7月下旬，他和妻子前往巴黎与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鲁桂珍会面，开香槟庆祝著作即将出版。随后，李约瑟夫妇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会后，俩人来到法国小镇安波伊斯（Amboise），在达·芬奇度过生命最后三年的房子和墓地边上度过那个最值得纪念的日子。

1959年，他被所在的冈维勒与凯斯学院的院士们选为主席。

1964年李约瑟夫妇访华，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接见。

1971年，他被选为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是仅有的几位同时是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和王家学会会员的科学家。

1970年代中期，年已70多岁的李约瑟又迷上一位加拿大的华人女子时学颜（H.Y.Shih），并有过短暂却炽热的交往，他甚至想停妻再娶。但是，李大斐与鲁桂珍两人以“妻妾同盟”（concert of the concubinage），击退了时学颜，保住了他们的三角关系。

1979年，李约瑟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主讲了“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

1983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

1991年，鲁桂珍去世后，李约瑟又写信给这位时女士和其他两位女士求婚，但都遭到拒绝。

1992年，英国女王更授予他国家的最高荣誉——荣誉同伴者（Companion of Honour）勋衔，这是比爵士更为崇高的勋号。

1995年3月24日20时55分，李约瑟逝世。

主要成就

科研综述

荣誉表彰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41），英国学术院院士（1971），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78），美国艺术和科学院外籍院士，丹麦皇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

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曾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3），英国女王授予的荣誉勋爵（199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爱因斯坦金奖（1994）等。

人物评价

《自然》（Nature）杂志对李约瑟的评价是，“在20世纪，没有哪位学者像李约瑟一样，改写了人们的脑海中的固有观念，他把中国过去1500年的历史描绘、梳理，如画般清晰。”

1995年李约瑟逝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为他出版传记《李约瑟：20世纪的文艺复兴人》中写道：“这个人身体很好，高大魁梧，会骑马，在中国内地做了一些旅行，最远到过甘肃敦煌一带。在各地城乡他了解到一些传统技术，比如在农村看到很多水车，在乡下看到炼铁的。他搜集了好多资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提供了基础。”

2008年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中国发明的疑问——《那个热爱中国的人》”中写道：“李约瑟，改变西方对中国文明落后评价的人”。

2008年《南方周报》发表文章称：“李约瑟的仗义和丰功，值得每一个华人感戴和铭记”。

社会舆论

“李约瑟问题”正式提出以后，在国内和国际上引起热烈的讨论。不过大量资料表明，类似的问题和讨论早已出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可以说，李约瑟不过是以中国科技史的西方专家这一独特身份重提这一问题，使这一问题更为引人注目。关于该问题早已有之的一个最好例证是，爱因斯坦在李约瑟正式表述此问题之前就讨论了此问题，并给出他自己的解答，而李约瑟后来得知后给予反驳。另一个有力的例证是，李约瑟正式提出此问题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参考资料中包括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而冯友兰在这本书中包含了他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中所表达的观点。有资料表明，李约瑟读过冯友兰这篇文章并持有不同看法，而这正是他最初思考“李约瑟问题”的诱因之一。（参阅王钱国忠编：《李约瑟画传》）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李约瑟对这一问题赋予了一定的新涵义。其新在哪里，是对还是错？“李约瑟问题”和先前的类似问题之间是何关系？

吴晓波在《李约瑟难题到底难在哪里》写道，“李约瑟在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许多技术发明的背后，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的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的、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

李约瑟难题引发了关于中国为何被西方社会的科学和技术超越的争论。但是，该难题本身的前提就有疑问，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未高于西方，特别是科学，中国没有产生逻辑化的、系统的科学体系，只有零散的科学知识，偏重技术，缺乏理论研究。爱因斯坦就明确表示，由于中国既没有产生形式逻辑也没有产生实验方法，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的。一些中国学者也指出，李约瑟对中国的科学技术过度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