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民国时期将领）

人物生平

童年时期

张治中生于光绪16年（1890年）10月27日，其祖父是农民，父亲是手工业者。张治中六岁入塾，读书十年。因少年时家境贫寒，此后的6年中四处奔波流浪，曾在安徽丰乐河镇（今肥西县）一位叫吕为才的老板经营的“吕德胜号”商铺里做过学徒，从那时开始接触并阅读报纸，喜欢写字算账，在他的自传中，有意将此作为人生漂泊的起点。其后先后在扬州的盐务缉私营充过备补兵，在安庆巡警局当过备补警察，后入扬州巡警教练所受训，3个月后毕业，成为正式警察。

军阀时期

宣统3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张治中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

民国元年（1912年）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校。

民国5年（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

民国6年（1917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连长、营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参谋长等职。

民国13年（1924年）初，对孙中山确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拥护，12月任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代理总队长、军官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被授衔上校。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

民国15年（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后曾一度到欧美进行考察。

民国17年（1928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

民国21年（1932年）1月兼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军以沉重打击。

民国22年（1933年）12月任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率军入闽，参与围攻福建人民政府。

民国25年（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主张和平解决。

抗战时期

民国26年（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淞沪会战），取代何键担任湖南省主席。从1937年11月20日至1939年1月17日，在任一年零两个月，与中共湖南省委合作，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发展，为正面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思想、组织和群众基础，被当时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称为湖南国共合作的“黄金时代”。

民国27年（1938年）张治中作为湖南省军事最高指挥者发动“焦土政策”，将距离长沙三百里以外的“新墙河”被误传为五公里近的“新河”，因此酿成了一场千古奇闻的“11·13长沙大火”。这场大火从11月13日至17日延烧了五昼夜，焚毁了两千年古城繁荣，长沙成为抗战时期损失最惨重的城市之一。军事当局的战略失误，湖南军政当局辱职殃民，被认为是这场劫难的直接原因，因此张治中作为当时湘省军政魁首亦难辞其咎。11月20日因长沙大火被革职留任处分。

民国29年（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在这些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张治中兢兢业业，为自己立了“严守机密”、“寡言少主张”等自律，谨言慎行，努力工作，颇得蒋介石的好感。

民国30年（1941年）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民国34年（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到新疆成功地解救了被盛世才监禁多年的100多名共产党干部，使他们安全地回到延安，为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是唯一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将领，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

解放战争

民国35年（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

民国38年（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接受了周恩来的恳劝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

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

成就贡献

政治

1924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张治中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对国内局势的稳定起到了推动性的作用。

1939年主政湖南省，提出“廉、正、勇、勤”作为湖南省训，同时以严正不苟的精神惩治贪污，整个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坚决贯彻联共抗日的方针，使湖南成为抗日根据地之一。

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治中作为国民党代表多次与共产党展开谈判，保障了国共统一抗日战线的稳定性。

1946年张治中多次周旋，营救新疆地区被捕共产党员131人，其中有小孩23人，为新疆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础。

1945年重庆谈判与1949年北平谈判中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1949年9月，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包尔汉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为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对国家的大政方针，重要方略都深思熟虑，提出许多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供中央领导决策参考。

军事

1925-1926年期间先后参加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第一和第二次东征作战，巩固了中华民国的稳定。

1930年5月编成中央教导第二师，率部参与中原大战之陇海战役，此次战役使得各地军阀损失惨重，为红军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张治中作为战前准备工作的组织者和战役的指挥官，苦战三个月，共歼灭日军6万余人，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梦想。

1945年通过谈判和解的方式处理新疆阿尔泰地区发生的“伊宁事变”，避免了新疆地区的战乱。

家庭成员

妻子洪希厚（1892-1976），张治中背后的女人。长女张素我（1915年4月—2011年12月2日），全国妇联第六届副主席。次女张素端三女张素初大儿子张一真小儿子张一纯，原北京政协常委。

轶事典故

血战淞沪

1924年，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听说张治中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优等生，便邀请他到黄埔出任第三期入伍生总队代理总队长。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

1932年1月28日深夜，“一·二八”淞沪抗日的战幕揭开。张治中主动向蒋介石请战：“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随即，张治中被任命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率部开沪参战。出发前夜，他写下遗书：“正是国家民族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身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

张治中在回忆录中说：“我知道，一个革命军人首先要具有牺牲精神，而牺牲精神又必须首先从高级将领做起。”

自1932年2月18日率第5军进驻刘行镇，接替十九路军部分防地开始，直至1932年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张治中率军经历了数十次大小战斗。庙行一役将日军第九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歼灭殆尽。中外报纸认为，此役是沪战中中国军队战绩的最高峰。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更为惨烈的淞沪会战。

从1937年8月13日到9月23日，张治中不分昼夜指挥大战，以致体力疲惫至极，加上因战局不利遭到蒋介石的指责而精神苦闷。张治中决心致函蒋介石辞职，含泪告别将士离开了战场。

犯颜直谏

张治中是国民党政坛上一位独树一帜的人物，他曾任湖南、新疆两省主席，担任过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与蒋介石私人关系密切。但他又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的人。

在和蒋相处的25年中，张治中对国民党内“群僚百工，中于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禄位之保持，不图事业之推展”的现象深恶痛绝，曾多次就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问题，当面向蒋提出意见，甚至发生争论。张治中还多次上书蒋介石，陈述意见，其中有四次长达万言。

第一次是1941年3月2日，张治中就“皖南事变”的影响，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当，力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

第二次是1945年11月，鉴于蒋介石积极准备发动内战，张治中自新疆给蒋介石再次上万言书，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反对重新挑起内战。

第三次是1948年夏天，张治中已看到蒋家王朝必然失败，但出于对蒋的忠心，再上万言书，指出大局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提出补正之道是：执行亲苏政策、和共政策、农民政策、改革土地制度。

第四次是在1949年参与北平和平谈判时，此前张治中在溪口劝蒋出国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蒋介石留在国内是对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在万言书里痛陈利害。张治中后来回忆起这最后一封万言书时说：“不知蒋介石看后反应如何，但事实已经说明他是不会接受的。”

和平将军

1945年，毛泽东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由于张治中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共事过，有着较深的情谊，加之张治中在国共问题上一贯主和，中共对他较为信任，因而蒋介石委派张治中为他的代表。

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同代表美国政府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一道，由重庆飞赴延安迎接毛泽东。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与赫尔利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

为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张治中将自住的桂园腾出，作为毛泽东办公会客和休息的地方。他还对警卫人员再三叮嘱：“保卫毛泽东主席，要胜我十倍！”

《双十协定》最终在桂园客厅签订，张治中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人之一。

国共谈判结束以后，毛泽东即将返回延安。周恩来对张治中说：“让毛泽东主席一个人独回延安，我不放心。”张治中当即果断诚恳地表示：“毛先生既然是我亲自从延安接来的，我当然有义务有责任亲自送他回延安。”1945年10月11日，《双十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张治中亲自护送毛泽东去延安。

在北平和谈前，李宗仁等相信张治中“曾经三上延安，并且亲自护送毛泽东主席回陕北，与中共有深长历史关系”，故而将他调回南京，作为和谈国民党首席代表。

1949年4月1日上午，张治中与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等一行20余人，由南京飞抵北平。2日至7日，国共双方代表就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条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交换意见。

在此期间，张治中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见到了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紧紧地握住张治中的手，深情地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承你的热情接待，全家他迁，将桂园让给我们使用……”毛泽东的开场白让张治中的心里暖暖的，两人愉快地畅谈了将近4个小时。

张治中认为蒋介石留在国内可能是和谈成功的阻碍因素，为了推动和谈成功，他专门写信给蒋介石，劝其要“放下一切”出国去，唯有如此才能给腐朽的国民党政府以刺激。

4月13日，中共代表团与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周恩来给南京政府代表团提交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了概括说明。

张治中几乎是一口气看完这份协定草案，认真地将南京政府不可能接受的各点逐一提出。在发言中他说：“对于国民党的错误，有诚意承认；对于国民党的失败，也有勇气接受。”“我今天固然代表我们政府和中共商谈和平，同时个人一向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我们以至诚至敬之心，希望中共能从此领导国家，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这就是我们代表团同人向中共代表团同人所想表示的一点小小意见和希望。”

15日晚，双方代表团举行第二次谈判，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代表团最后定稿的《国内和平协定》。

对于协定，李宗仁犹豫，白崇禧反对，蒋介石则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4月20日夜，李宗仁、何应钦复电张治中及代表团，表示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并通知代表团返回，北平和平谈判正式破裂。

和谈破裂后，国民党代表团准备收拾行装南返。百忙之中的周恩来匆匆赶到六国饭店，挽留张治中。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真诚挽留下，张治中经过再三考虑，放弃了回南京复命的想法，决定留在北平，为新中国的建立贡献自己一分力量。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也在中共中央的真诚邀请下全部留在了北平，而且随后基本上都参加了民革。

国民党政府对于张治中留在北平，十分气愤。6月15日，广州“中央社”发出电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20日、22日又继续发出两个电讯混淆视听。张治中于26日毅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公开宣布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并号召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同中国共产党精诚合作，共同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共商国是

1949年9月，张治中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期间，他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重要建议。

在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时，大家各抒己见，现场气氛热烈。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共中央的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表示，“共和”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含义，二者没有必要重复，建议将“民主”二字去掉，直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认为此建议有理，经众人反复讨论，最终决定采纳。

确定国旗的过程中，也吸取了张治中的建议。当时，毛泽东从所有国旗备选图案中保留下了两幅图案。一幅是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有横杠。还有一幅，就是现在五星红旗的原型。多数人倾向于赞成前一种方案。张治中认为此种方案并不合适，建议选择五星红旗方案。他在分组讨论时详细说明了自己反对的理由，但是没有结果。

他心中十分着急，正好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毛泽东隐约知道是关于国旗方案的事情，便又问道：“你觉得如何？”

“我反对！”张治中直接说，“第一，杠子不能代表河流，中间有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

毛泽东听后沉思片刻，慎重地说：“你说的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过了两天，毛泽东专门约了四五十人讨论此问题。最终，张治中的建议被采纳，大会再次讨论时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方案。

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为了筹备改组新疆省人民政府，张治中协同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前往迪化，商榷拟订新疆省的施政方针。他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主动参加对起义部队的改造工作。

在讨论宪法草案时，张治中建议草案总纲第四条中“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应予删除。他特别解释说，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不必在宪法上面这样写出。对此，毛泽东十分赞成。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张治中还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主张每位人大常委会委员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这个意见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不仅被采纳，还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每年都视察，成为几十年来始终坚持的一项制度延续到今。

1956年3月，在民革三届一中全会上，张治中被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一年后，民革中央成立了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经民革中央常委会研究决定，由他担任主任。为了实现祖国统一，他做了大量工作，撰写了《台湾应主动抛弃美帝》《告逃在台湾的人们》等文告，热切呼唤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以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国领土的完整为重，不要再与美帝勾结，回到祖国的怀抱。

人物评价

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周恩来曾评价张治中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因其一生均为中国和平奔波，故后人称其为“和平将军”。

后世纪念

张治中故居张治中故居由故居和桂翁堂组成。故居位于巢湖市黄麓镇洪家疃村，桂翁堂坐落在洪家疃村旁黄麓师范校园内。两处房屋系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建筑物，砖木结构、小瓦屋面。张治中故居建于1928年，原有5间4进6厢共26间房屋。门首悬有赵朴初先生题写的“张治中故居”花岗岩匾额。室内按当年的原样陈列着张治中将军的生活用品。离故居南约100米，是张治中先生创办的黄麓师范。1988年6月，张治中故居被安徽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9年，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被确定为巢湖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影视形象

1982年电影《风雨下钟山》：智一桐饰张治中；1993年电影《重庆谈判》：李法曾饰张治中；2009年电影《建国大业》：杨晓丹饰演张治中；2010年电影《雪豹》：何政军饰张治中；2011年电视剧《中国1945之重庆风云》：吴晓东饰演张治中；2014年电视剧《长沙保卫战》：张世会饰演张治中；2016年电视剧《海棠依旧》：刘之冰饰演张治中；2016年电视剧《东方战场》：王伯昭饰演张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