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廷以（历史学家）

人物生平

家族务商维生，家境尚称宽裕。1923年～1926年冬，就读于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获文学士学位。受业于柳诒徵、徐养秋等师长的影响，奠定治史问学的深厚基础；随后又受教于罗家伦，自此走上近代史研究之途。1928年7月10日，与李心颜女士结为连理，育有三子一女。1928年秋，随罗家伦赴北京清华大学任职，两人合开中国近代史课程，从此开启了教学与研究的生涯。此后陆续任教于清华大学、河南大学、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后返校执教于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系主任。1947年，来台，先后担任台湾大学、师范大学教席。数十年间，弦歌不辍，培育了无数人才。1955年1月，受命筹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嗣任首任所长。主持近史所期间，积极培育研究人才、拓展国际学术交流，辛勤擎划，所向有工；台湾学界近代史研究之发皇，实以先生为关键。1965年，近史所正式设立。以“建立制度，充实设备，培养人才，增进合作与交流”为旨趣，筚路蓝缕，辛勤擘划，使近史所成为备受瞩目、深具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单位。近史所成立之初，先生便与外交部洽商，得以接收该部的大批珍贵档案，包括清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务部、民国北洋政府外交部的档案。1966年，又自经济部接收清末至民国时期商部、农商部、实业部、经济部等单位的档案。这些史料是探讨近代中国变局的基本素材，深受国际学界重视。先生主持近史所期间，指导一群青年史学工作者，着手编纂外交档案，先后出版《海防档》、《矿务档》、《中法越南交涉档》、《中俄关系史料》、《筹办夷务始末补遗》等史料汇编，既建构史学研究的基石，也让学术后进扎下独立治学的根柢。郭廷以史识宏远，秉持“为现代史保留忠实而深入的纪录，以备历史学者之研究”的宗旨，在创所之初，便拟订口述历史的大纲细则，首开风气，推展口述工作，先后访问了许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界重要人物，使口述历史在国内蔚然成风。而先生亲自主访或校阅文稿者，达五十九人之多，逾四百万言。1964年~1969年，以身作则，接受访问，完成《郭廷以先生访问纪录》一书。郭廷以积极推动近史所与国外学术机构的交流，先后与亚洲协会、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夏威夷大学、福特基金会等缔结合作关系，使近史所在史料的徵集与编纂、口述历史的推动、专题研究的开展等方面，得到国际学术机构的回应与协助。1962年～1972年，近史所更得到福特基金会约42万美金的资助，得以充实图书设备，并派遣研究同仁到海外进修，拓展治学眼界，提升研究水准。1968年，由于其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卓越的贡献，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七届人文组院士。在冷战的意识型态下，郭廷以与费正清等人的学术交往，终被卷入政治的漩涡。1969年，应夏威夷大学东西中心之邀，赴美讲学，自此一去未归。1971年，卸任所长职务，离开了他一手经营的近代史研究所。此后长期滞美，处境艰困，却仍孜孜于研究撰述，完成了《近代中国史纲》。1975年9月14日，病逝于纽约圣路克医院，享年72岁。2004年1月，是逢郭先生百灵冥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追念前修，特制作《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拓荒者 ── 郭廷以传》纪录影片，阐扬先生之志业功绩。

出版著作

著作名出版社出版时间备注太平天国历法考订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1973年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63年台湾史事概说正中书局1954年，1958年，1966年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编）台北市：郭廷以自刊本1963年北京市：中华1987年近代中国史（编）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194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1976年上海书店1989年中国近代史概要台北市：青年1954年中越文化论集（撰）台北：中华文化1956年中国现代史资料调查目录：报纸·杂志·公报（主编）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8年俄帝侵略中国简史台北市：复兴1957年台北县：文海1983年近代中国史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1986年台北：晓园1994年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编著）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近代中国史纲：1830-1924年（撰）台北市：南天1980年近代中国的变局台北市：联经1987年白瑜先生访问纪录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郭廷以，张朋园访问马天纲，陈三井纪录刘家彦先生访问纪录1990年郭廷以等访问谢文孙，刘凤翰纪录马俊超先生访问纪录1992年郭廷以，王聿均访问刘凤翰纪录钟伯毅先生访问纪录郭廷以，沈云龙沈访问谢文孙，刘凤翰纪录钟伯毅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2009年郭廷以，王聿均访问谢文孙，刘凤翰纪录郭量宇先生日记残稿台北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年Diary fragments of Kuo Ting-yee（英译）

史学研究

郭廷以教授是一代史学宗师，近代史研究的开山者之一。他治学严谨，成为当今许多台湾史学名家进入近代史学术研究领域的引路人。他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眼光都很独特，且具有穿透时空的价值。1963年3月，时任近代史所所长的郭廷以在出席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时，曾向与会者致词，“学术研究必须破除国界与主观，具有地域性的历史学更当如是”。用当今的眼光看，郭廷以多种专书都是洋洋巨着，可谓着作等身。但他一直自谦，不以历史学术着作自居，1940年《近代中国史》例言中表示，“本书编纂目的，在于史料之整辑排比方面，尽其相当力量，为后来史家做下若干预备工作……绝不以历史着作自承。”后来出版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凡例中，“本书性质为属于工具一类的史事记，编者个人只求为他人做预备工作，期能节省具有才识德学之史家之精力时间，于愿已足。”郭廷以这种谦逊秉性和治学精神直到病逝前仍未改变，身后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近代中国史纲》小记写于病逝半月前，仍言其此书“非学术着述”。先生一再如此表述，固由其秉性谦虚，也和当时学风有关，当时台湾岛内学风初开，史料未备，一般人对此亦不重视，故傅斯年倡言“史料即史学”，“史学就是史料学”，罗家伦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方法，主要的部分就是整理中国近代史料的方法。”郭廷以先生对于基础工作的从事一直身体力行。尽管郭廷以一再谦虚，但其史着并非只是资料和史事的简单罗列排比，往往章节分明，脉络清晰，对于重大史事的演变及其因果关系，均加有综合分析，极尽深入而透彻。罗家伦对郭廷以曾评价说，“他治史是很谨慎的”。近代化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郭廷以一直重视近代中国的变局，这是因为他重视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近代化，要了解150多年来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并对未来中国的方向和前途有所展望，必须对近代中国的变局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厘清问题的关键所在。这个问题正是郭廷以学术生涯中最为关切的问题，也是《近代中国的变局》一书的中心主题。《近代中国的变局》出版不久，很快引起学术界内外的注意。该书被香港新法书院确定为建议高中学生尤其是中学生六七年级阅读之书。同时列入的还有他写的《近代国史纲要》。1950年，郭廷以在《大陆杂志》发表题为《中国近代化的延误》的文章，在分析许多延误原因外，首先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看法，“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均可以说成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的祸福命运。顺逆成败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适应环境或近代化，首须对环境与时代具有正确的认识。”近代国人对于西方主要思想学说，及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长短缺多不了解，西方列强则一味为其商业利益的扩张而刻意努力，徒恃其坚船利炮以达目的，很少从友谊合作和文化交流的角度和途径来促进相互的了解与信赖，以增进双方共同的利益达到双赢。《近代中国史纲》中写道，“历史是延续的，但永远是变的，因革损益，随时而异”，“就中国而论，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最为显着。”当时有心之士即指出，“今日之天下已非三代之天下，有人强调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秦纪以来未有之世变……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强敌，处境大非昔比。不仅不再是独一无二的神州，甚至存亡系于旦夕。”郭廷以主张中国应秉承文化的优良传统，兼容并蓄，纵不能迎头赶上，亦可并驾齐驱。“中国失败了，真能接受失败的教训，了解失败的原因，与今后如何适应的人，为数极少。”那些所谓的“爱国派”对外敌只是一味憎恨，而很少考虑中国失败的本由，这也正是近代中国在经历多次重创后仍难迅速反省而奋起的重要原因。“历史是整个的，在时间上如此，在空间上亦是一样。在古代或中世表示的容或不十分显着，在近代则几乎随处都可证明，各国的历史均成了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国自不能例外。”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使得人类社会开始走入“四海一家”的时代，逐渐融为“一个世界”，即如薛福成所言“华夷隔绝之天下，成为中外会通之天下”。在科学的进步方面，“民族文化的竞赛是无时或已的，进步是不可稍停的，否则是人不我待，时不我予的。时间是最无情的”，“知识的高低定民族的命运，特别是科学知识”，中国的科学知识本极贫乏，却又在清朝统治下，奄奄一息，而禁教令的出台斩断了与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后一丝希望。当西方国家在日胜一日的突飞猛进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却故步自封，孤陋寡闻，不啻为吴下阿蒙。郭廷以认为，中国在安定的环境中会很快实现近代化。郭廷以对于太平天国政权也有深刻认识，“太平天国的政治是神权专制政治，政制是极端中央集权制”，洪杨革命的最终目的“建立自己的王朝，一切归自己统治支配”，洪秀全“不仅要做中国的真主，还要做万国的真主”。郭廷以在着述立言时，首先从中华民族的整体的历史的角度考虑问题，这在他对边疆史和台湾史研究中特别凸显。

史学成就

郭廷以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依据丰富确实的史料立论，以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叙事条理分明，使读者展卷之后，即可掌握历史进程的基本发展脉络，是实证史学的典型代表。着有《中国近代史》、《近代中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的变局》、《近代中国史纲》等书。还曾主持编辑了几种大型近代史资料丛刊。郭廷以的第一部名着是《太平天国历法考订》。该书驳正了日本学者田中萃一郎所撰《天历与阴阳历对照表》的差错。田中认为，太平天历的干支与阴历的干支一致，天历的星期与阳历的星期一致。郭廷以列举当时亲历者有关天历与阴阳历对照的记载二十余条，考证出天历的干支比阴历的干支、天历的星期比阳历的星期，均提前一天。1926年起，编撰《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该书屡经修改，于1949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内容始于1796年，终于1868年。其中将太平军（包括捻军）的发生、发展及其败亡依公历逐日编排，阴历及天历一并注明。是日无事可记，则缺。在编撰过程中，他参考中西书刊二百余种，花了大量工夫考证排比。其后，简又文撰《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多所征引，奉为权威之作。《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的附录八项：《天历与阴阳历对照及日曜简表》、《太平天国人物表》、《主要战役及将帅表》、《洪清两军战争地图》、《清督师大臣表》、《剿捻统帅表》、《洪清两方洋将简表》、《引用书目》，也有参考价值。例如，向达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即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引用书目》为线索搜集资料。在郭书《引用书目》的基础上，张秀眉、王会庵又增补编成《太平天国资料目录》。《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中也难免有个别失误，但它迄今仍是一部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工具书。郭廷以原拟编《近代中国大事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即其中一部分，后因分量过多，遂单独成书，先行出版。大事志其余部分历时共三十余年完成，于1963年由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近代中国史事日志》。是书始于1829年，终于1919年。其体例与《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相同。以事系日，依公历编次，阴历对照注明。郭廷以自序：“本书记事，开始于鸦片战争；而于战前的中西关系，仍择要编年，以明其由来；及禁烟事起，始按月日系事，虽以政治、外交、军事为多，其有关经济、文化者，亦尽可能纂入。”至于太平天国部分，因另有专书，故尽量从简，但有所补正。他声明：“近二十余年新出现的太平天国文献颇多，凡是可资补正的酌予收进。如果彼此所载互有出入，应以本书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