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蒂·马顿-轻识

个人介绍

卡蒂·马顿(Kati Marton)，美籍匈牙利人，幼年随她的父母移居美国。

代表作品

著有六部作品，包括《纽约时报》畅销书《隐藏的权力：塑造我们历史的总统婚姻》《大逃亡》、《布达佩斯往事》等。

个人荣誉

获匈牙利政府最高文职奖。

译者感言

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该“让睡着的狗继续躺着”，还是要“打开潘多拉魔盒”？秘藏几十年的秘密警察幽灵档案一朝揭开，呈现出一个守住最后道德底线——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的真实案例。在近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推出的《布达佩斯往事》一书中，我们不仅读到一个“孩子”重新“发现”父母的过程，更读到匈牙利那段沉重如山的历史。深晚记者联系到《布达佩斯往事》的译者毛俊杰，请他深入谈谈此书。毛俊杰先生1952年生于上海，1978年入复旦分校中文系，1980年定居纽约。我们案头的很多重要译作都是由毛俊杰先生翻译的，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奥兰多·费吉斯的《耳语者》、杰克·凯鲁亚克的《吉拉德的幻象》等。邮件往来中，毛俊杰先生十分认真严谨，让人尊重。秘密警察档案成了作者第一手资料深圳晚报：请介绍一下《布达佩斯往事》。毛俊杰：《布达佩斯往事》一书，讲述卡蒂·马顿一家自二次世界大战至21世纪初的唏嘘遭遇。她父母是新闻人，身在苏联帝国控制下的匈牙利，却为美联社和合众社工作，又与美英等西方外交官过从密切，终因叛国和间谍罪而先后入狱，分别被判13年和6年。时读小学的卡蒂和姐姐，惨遭亲友的冷遇，孤苦伶仃，不得不寄居于陌生人家。多亏美国的交涉和东西方的和解，父母于1956年获释，正好赶上同年的匈牙利革命，全身心投入对之的采访报道，给世界各地的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为此而获得美国大奖。他们全家来纽约领奖，随之定居于华盛顿郊区。深圳晚报：作者卡蒂·马顿的写作特色？毛俊杰：卡蒂写此书，除了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还享有异常独特的第一手资料：新匈牙利法律，允许子女申请阅读父母的秘密警察档案，让她看到了数千页当年的监视记录、审讯文件、父母供词和狱友告密，乃至身边亲友的各式举报，包括自己保姆的。她的第二个资料来源，是美国驻匈牙利公使馆与美国国务院的外交电报，对当时的外交折冲提供了细致入微的诠释。最后，她还寻到当年的美国外交官和家属，帮她一起回忆自己那段凄惨但又不乏光辉人性的童年往事。民族与民族之间可以互为镜子深圳晚报：因何机缘，您会翻译此书？毛俊杰：还得从我的新闻生涯说起，初到纽约时，我曾在一家华文日报担任编译，为了追踪报道里根与卡特的总统竞选，对三大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新闻节目尤为关注。它类似于央视的《新闻联播》，各有自己的明星主持人，在民众中信誉甚高。譬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沃尔特·克朗凯特，就曾被选为最可信任的美国人。之后，我又喜欢上美国广播公司的彼得·詹宁斯。他仪表堂堂，才华橫溢，挥洒自如，因为年轻时嗜烟，2005年死于肺癌。这本2009年出版的《布达佩斯往事》，让我再一次忆起他。卡蒂曾是詹宁斯的妻子，在此书的尾声一章写出了特有的人生感叹。我因此而生出浓烈的好奇，对此书和作者作了详尽的调研。更为重要的是，此书的内容大大引起了我的共鸣。了解苏联和东欧政权的来龙去脉，无疑对领悟中国的过去、展望中国的将来大有裨益。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有许多东西是相通的，可以互为镜子。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哺乳动物，一旦失去生育能力，就会很快中止生命，而人类是一大例外。根据进化学的理论，这是因为老人需要向子孙后代传授至关重要的生存诀窍，以保证人类的绵延不断。以前是口口相传，现在可以依靠文字。我们这代人在老去，即将退出历史舞台，所能做的不外乎留下点滴的经验教训，以防后人重蹈覆辙。深圳晚报：《布达佩斯往事》与您之前翻译的《耳语者》，切入点同样都是“私人生活”，有何不同？有何新意？毛俊杰：卡蒂在此书中透露了大量的家庭隐私，在出版后的演讲中一再强调，如果父母尚在，她是不会付之于出版的。人们挂在嘴上的往往是过往的胜利，而不是受到的挫败；最浅显的例子莫过于股市或赌场，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自己曾经赢钱的辉煌。同样道理，受迫害者也往往倾向于保持缄默，把自己承受的苦难看作是人生的败笔：为何出身于原罪家庭？为何没有学得圆滑？为何没有早作准备？卡蒂出生于匈牙利，但在美国长大，笃信于直面人生，既为受迫害者本人，也为千秋万代的后人。她的犹太人血脉，父母刻意隐瞒，自己反而感到无上地光荣。她奋力疾呼，只有披露真相，强烈谴责作恶者，才能对后人起到警戒作用。卡蒂与我有信件来往，她对中文版的问世非常关心，应出版社和我的请求，还特地为中文版写了序言。中国历史上盛行成王败寇，现代人也有胜利者不受谴责一说。所以说，我们大家身上就有责任：如何使这样的时代一去不再复返。此书出版来之不易值得珍惜深圳晚报：翻译此书，推动该书出版，不知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您有何期望？毛俊杰：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小了两岁半，对当年的国家大事，有的是依稀记得，有的是亲临其境，是祸是福，自然是心知肚明了。1980年初离国赴美时，我脑海中确实盘旋着许多问号；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自忖找到了部分答案；现在翻译介绍外国书籍，与同胞们分享，也算是对师长和祖国的回馈。我喜欢此书，愿意将之介绍给国内读者，只是一厢情愿，离最终的成书还有很长一段路程。当年找我译书的几家上海出版社，比较钟情于美国小说家，对此书并不感冒；有的说，“我比较担心的一点是，会有出版社愿意出吗？”为此，我投入不少精力，欠下不少人情。台湾时报出版人文科学线的李国维2011年1月7日来邮，“我们对于您提议的书有兴趣……可否寄给我们翻译全文？”到当年2月16日又作出结论，“抱歉，公司方面已经决定放弃出版此书。”两年后，我又通过《亚洲周刊》的邱立本找到香港天地出版公司的孙立川。他倒挺痛快的，读了译文后立即来函说，“应很有希望出版，数量首版一千本……一次性付作者版税一千美元。”但后来在原著版权上，还是卡了壳。天地出版的区丽儿，好几次与台湾的安德鲁·纳伯格公司联系，填妥送上所有的合同表格，我却迟迟收不到答复。最后在2013年底，我打电话找到该公司的林淑瑜，在很委婉的言辞中听出，原来是嫌首版一千本太少了。啰里啰唆地讲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让读者明白，此书的出版来之不易，值得珍惜。在此，我要向上述人士、背后相助的默默无闻的友人、使我愿望成真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和责编，表示由衷的感谢。倘若中文读者能对此书产生浓烈的兴趣，那我会感到无比欣慰。

卡蒂·马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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