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华（学者）

人物简介

吴兴华（1921年11月21日—1966年8月3日），原籍浙江杭州，生于天津塘沽；笔名兴华、钦江，曾任北京大学西语系副系主任，教授；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1937年未满16岁即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6岁时即发表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了诗坛。他的诗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另辟蹊径，融合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意境、汉语言文字的特质和西洋诗歌的形式，在实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化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作为翻译家，他是第一位把《尤利西斯》引进到中国来的人，他翻译的《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作为学者，他写下了大量诗歌理论，并翻译了大量文艺理论，可惜由于岁月的湮没他的大部分文稿散佚不知所之。1957年，因与苏联专家持有不同见解而被错划为“右派份子”，从二级教授降为四级教授，被禁止授课及写作。1962年“摘帽”。1966年逝世，年仅44岁。夏志清先生曾有言，20世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就学养而论，有三位代表人物，第一代是陈寅恪，第二代是钱钟书，第三代就是吴兴华。王世襄曾经说：“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钟书式的人物。你应该写写他。”而曾经教过吴兴华的英籍导师谢迪克则这样追忆他的学生：他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

人物生平

本文由吴兴华先生妻子口述给钱钟书的《谈艺录》提意见吴兴华先生出生在一个医生的家庭，父亲是一个留日的医生。他的中学是在崇德中学念的，就是现在绒线胡同的三十一中，他家就在那一带。兴华从小就被称为“神童”，记忆力超人，很多文章他看过一遍就能背诵。这种过目不忘的本领让他的老师感到惊奇。1937年，兴华考取了燕京大学。他入学考试的作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当时燕京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惊叹于一个未满16岁的孩子能够写出水平那么高的作文。 在学校期间，他写了很多诗。他跟我说起那段时光的时候，兴华说当时有激情，也有灵感，加上年轻，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知不觉竟然写下了那么多的诗。他的诗后来经过同学宋淇的介绍，辗转到了一些国外的专家那里，获得了他们很高的评价，包括叶维廉、贺麦晓等人，这些专家认为兴华的诗开创了一个新的诗路。但是他的诗又是很超前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一些文学和历史的根基，看起来会比较困难，兴华的有些诗我也看不懂，只是有一种感觉，觉得很好。 还在兴华读书的时候，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出版，兴华提了一些意见，都被钱先生接受。兴华也因此被同学们称为“小钱钟书”。钱先生因此很器重他，兴华去世之后，钱先生对我们家一直很好。当时我的大女儿十几岁，从兵团回来之后没有工作，钱先生就让她帮着抄一些东西，变相给我们一些帮助。 兴华在学校里修的是英国文学，他觉得自己已经学得很好了，又加修了意大利文、法文和德文， 这些是他的第二、三、四种外语。结果一学期下来，四门语言的第一名都是兴华。兴华的外语虽然很好，但是却从来没有出去留学，因为父母双亡，兴华身为长子，需要抚养八个年幼的弟妹。抗战胜利之后，兴华获得了哈佛和牛津的全额奖学金，司徒雷登好几次想把他送出去，但是因为家庭的缘故一直没有成行。由师生恋而结合我认识兴华是在1949年底。那一年我从上海的沪江大学转考到燕京，到了燕京之后，根据燕京的传统，无论什么系都要读两年的英文。我第一学期是跟张景榆老师读的，张老师的英语讲得非常好，人也非常能干。 我跟张老师读完一学期之后，就分到了兴华的班上。兴华讲课时口若悬河的风采让我非常佩服，我经常去找他借一些小说，慢慢地我们的关系走得很近。兴华的学问我并不了解，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给我讲一些侦探小说，很吸引人。有时我们还会用英文在一起唱歌，兴华轻轻地唱：“像一个向日葵，升起也好，落下也好，总是对着它，它崇拜的偶像。”当时我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一个人生活很不容易，我很希望能够给母亲一个安定的生活，当时兴华已经是燕京大学副教授了，学问人品一流，而且我母亲也很喜欢兴华，觉得兴华很优秀。就这样，一毕业，我们就结婚了。 我1952年毕业，7月份我和兴华举行了婚礼。当时燕京刚刚要和北大合并，婚礼是系里给举行的，在燕东园的一个大花园里，弄了很多大桌子，好多的饮料和蛋糕摆在桌子上。结婚没有多久，燕京就被合并了，兴华被任命为英语教研室主任。断断续续的治学经历随后运动来了。“三反五反”的时候，一些人对兴华有看法，他检讨说自己过去埋在故纸堆里，对革命了解得很少。这样的态度，加上兴华年纪轻，历史清白，院校合并之后，他被任命为北大英语教研室主任。 当时北大英语教研室人才济济，有朱光潜先生、钱钟书先生、李赋宁先生等人。对于他当教研室主任，这些老先生都很赞成，但是却让一些人嫉妒。 “反右”时，兴华因为质疑苏联专家教英文的方法，被扣上“右派”的帽子，他也没有怨言，他总是对我说：你放心，我尽量改造，争取把“帽子”摘掉，不连累你和孩子。在他的身上，我也看不到一点的怨恨。但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大字报、开会批判接踵而来。我们走在路边上，人们都绕着走。女儿在学校里品学兼优，却被别的孩子欺负，她的那些同学围着她取笑：“你的爸爸是右派！”后来由于周培源及朱光潜先生等人说兴华精通那么多种语言及文学，北大实在需要这样的人才，所以将兴华留在了北大，没有让他去劳改，但是级别从二级教授降到四级，也不允许他教书及写作了。那以后兴华就整理一些资料，编了一本《英语常用词词典》，但是出版的时候也没有署名，作为集体成果。 戴上“右派”的帽子以后，兴华在家里开始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我在家里经常看到他读，看到他做笔记。当时李健吾对兴华不错，就让他翻译了大量的拉丁文及希腊文戏剧理论，但是这些译稿后来都不知去向了。 1962年，兴华的右派帽子摘去了，算是摘得比较早的。虽然摘帽右派和正常人还是不一样，但是总算让他讲课了。一开始兴华教公共英语，他教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之一，兴华也被认为是西语系最好的老师之一。 那段时间我被下放，常常不在家。1964年我回到家里，看到他的状态还算不错。兴华说他要开始写东西了，写柳宗元。在他的计划里，是想把唐朝的历史背景和柳宗元的个人生平结合起来，并且综合欧洲的历史、作家和文化背景。他说这本书写出来就可以概括他的学识，那时候，《神曲》也翻译完了。

人物成就

他在诗歌、学术研究、翻译三个领域齐头并进，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与陈寅恪、钱钟书同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学养的知识分子的代表。吴兴华的诗歌处女作，发表于1936年北平吴奔星主编的《小雅》诗刊第2期，题为《歌》。他的诗崛起于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另辟蹊径，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意境、汉语文字的特质和西洋诗歌的形式，力图实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化。他学贯中西，博通文史，一手写出《威尼斯商人-冲突与解决》，一手写出《读通鉴札记》和《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被海外学者誉为现代中国真正学贯中西的少数几位学人之一。他是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介绍进中国的第一人，他那现已佚失的《神曲》译稿被誉为译林神品，他译的莎翁剧作《亨利四世》受到广泛推崇。此外，他还为现在流行的朱生豪《莎士比亚全集》译本作了大量校译工作。吴兴华是天才式的人物，英年早逝，可悲可叹。像吴兴华以及钱钟书这样学贯中西、通今博古的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几百年才产生一个，当今之世是无人能及的。

人物作品

吴兴华诗文集作者：吴兴华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05-2-1版次：1页数：447字数：455000印刷时间：2005-2-1ISBN：7-208-05257-3 内容简介本书收录作者创作的诗“森林的沉默”、“星光下”、“柳毅和洞庭龙女”、“Sonnet”以及翻译的诗“拜伦诗钞”、“济慈诗钞”等作品。

人物评价

吴兴华1921年出生，少年时便有神童的美誉，1937年他在《新诗》上发表《森林的沉默》的时候，不过16岁，这首诗意象瑰丽，节奏舒缓，在当时刚刚开始兴起的现代派潮流之外，独立开辟出一条新古典主义诗歌的新道路，可以想像，若能假以时日，作者应该能开拓出新诗的一种新意境。可惜作者后来深陷政治运动，并最终于1966年猝死于劳改队中，关于诗人的死因至今都没有定论，何况他那些散佚的诗歌。 吴兴华不容于主流的文学史，大致有两个原因。首先自然是政治运动，诗人生前努力配合当时的政治气氛，深信自己身上的“原罪”，实际上属于自我改造的典型。他成为“右派”，主要的原因也不在他的诗歌创作，而在于他对文学与苏联专家有一些不同看法。当时即使是他身边的好友一般也只是把他看做翻译家，很少有人知道他还在写诗，这种情况客观上导致了他的诗歌流传不广，流传的也以翻译为主。不过时过境迁，当年的“右派”诗人在平反之后大都能获得发言的资格，独有吴兴华的名字不彰，这就引出了吴兴华诗歌的一个独特层面，也是吴兴华文学地位不明确的最重要原因：他是独自在开拓一条自己的诗歌道路，这条道路基本上不具备复制的可能，而在这条道路还没有达到顶峰的时候诗人却已经去世了。 吴兴华诗歌创作最活跃的时代大致是1941年前后，当时中国诗歌主流一是解放区如贺敬之类似民谣的创作，一是以穆旦等九叶诗人为代表的现代派风格。吴兴华却和两者都不相同，他虽然精通西文，却有意从中国古典诗歌中吸取养分，最后雕琢出一种既具古典之美，又有现代诗自由风格的新古典诗歌。可以想像，这样的写作要求诗人在穿透语言的能力之外，同时具有极深的中西古典文化修养，这也就注定了这种写作方式不可能复制，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流派。吴兴华在这条诗歌道路上只能独自前进，不能登顶，就只有湮没。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吴兴华虽然诗名不显，但他的诗却推动了当代华语诗歌的进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诗人本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吴兴华的好友宋淇在港台地区以梁文星的笔名发表了吴兴华的大量诗歌和诗论，吴兴华的这些作品很显然影响了当时的一批诗人：覃子豪曾经批评梁文星的诗论比较保守，张爱玲更发现叶维廉的某些诗歌创作受到梁文星的影响。由于梁文星在港台地区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不在场的诗人，他不可能对诗歌的当下进程发生持续的影响，但在诗歌发展史上，他的名字却不能够漠视。吴兴华是诗人，更是学者，同时还是著名的翻译家。但和他的诗歌一样，他的译作和论文同样只在小圈子流传，很久没有再版。虽然他翻译的《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普通读者却很难见到。而10多年前《尤利西斯》同时出版两个译本，译者都没有提到中国第一个译介这部作品的正是吴兴华。同时吴兴华还发表了对乔伊斯更晦涩的著作《芬尼根守灵夜》的研究文章，这部作品到现在也还没有翻译出来。最近10年关于吴兴华的研究开始升温，有学者认为吴兴华的修养可以与钱钟书相匹敌。这样的说法读者当然无从比较，只能从留存的《吴兴华诗文集》中一窥天才诗人的创作生涯了。 如今的读者，知道吴兴华的已经不多，他的诗论、译著和文学批评更是藏于高阁，很少有人注意。这时候我们看到《吴兴华诗文集》引用诗人当年在燕京大学的老师谢迪克对诗人的评价，不免感到唏嘘：“吴兴华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的学生、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布鲁姆如今大名鼎鼎，是西方最主流的文学批评大家，而吴兴华却只留存在少数人的记忆当中。 “当我想到一生不过是有数的几十年/自己还正走在中途，说不清再有多远/就达到大家共同的目标，那时，向后转/看看从前的事准是可悲可笑又可怜/同时我又怕我尚未将我的工作赶完/我的笔就和我一齐在土中深深收殓/……”吴兴华写下这首诗的时候不过17岁，他没有想到自己此后的人生道路真的像诗里面写到的那样，在最辉煌的中点陨落，只留下徒然的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