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论

春秋论

事有以拂乎吾心，则吾言忿然而不平；有以顺适乎吾意，则吾言优柔而不怒。天下之人，其喜怒哀乐之情，可以一言而知也。喜之言，岂可以为怒之言邪？此天下之人皆能辨之。而至于圣人，其言丁宁反复，布于方册者甚多，而其喜怒好恶之所在者，又甚明而易知也。然天下之人，常患求而莫得其意之所主，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以为圣人之文章，非复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过。求之太过，是以圣人之言更为深远而不可晓。且夫天下何不以已推之也，将以喜夫其人，而加之以怒之之言，则天下且以为病狂，而圣人岂有以异乎人哉。不知其好恶之情，而不求其言之喜怒，是所谓大惑也。昔者仲尼删诗于衰周之末，上自商、周之盛王，至于幽、厉失道之际，而下讫于陈灵。自诗人以来，至于仲尼之世，盖已数百余年矣。愚尝怪大雅、小雅之诗，当幽、厉之时，而称道文、武、成、康之盛德，及其终篇，又不见幽、厉之㬥虐，此谁知其为幽、厉之诗而非文、武、成、康之诗者？盖察于辞气，有幽忧不乐之意，是以系之幽、厉而无疑也。若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天下之是非杂然而触乎其心，见恶而怒，见善而喜，则夫是非之际，又可以求诸其言之喜怒之间矣。今夫人之于事，有喜而言之者，有怒而言之者，有怨而言之者。喜而言之，则其言和而无伤；怒而言之，则其言厉而不温；怨而言之，则其言深而不诚。此其大凡也。春秋之于仲孙湫之来，曰齐仲孙来；于季友之归，曰季子来归。此所谓喜之之言也。于鲁郑之易田，曰郑伯以璧假许田。于晋文之召王，曰：天王狩于河阳。此所谓怒之之言也。于叔牙之杀，曰公子牙卒。于庆父之奔，曰公子庆父如齐。此所谓怨之之言也。夫喜之而和，怒之而厉，怨之而深，此三者无以加矣。至于公羊、谷梁之传，则不然。日月土地，皆所以为训也。夫日月之不知，土地之不详，何足以为喜，而何足以为怒？此喜怒之所不在也。春秋书曰：戎伐凡伯于楚业，而以为卫伐凡伯。春秋书曰：齐仲孙来，而以为吾仲孙怒而至于变人之国。此又喜怒之所不及也。愚故曰：春秋者，亦人之言而巳，而人之言，亦观其辞气之所向而巳矣。栾城应诏集第四卷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