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寔

崔寔

昔者观孔子之书，见其于子贡、仲由之徒，善于说辞，必深折而重抑之，明足以亿事，未为有过也，而伤其多言；以仕为学，未为违道也，而恶其口给而近佞，心常以为惑。奚孔子不贵于言若是邪？及观战国之际，天下之士皆弃道德仁义而不修，以口舌磨切世主，而觊势?柄，大者亡人之国，小者自杀其身，又甚焉者，著为邪说，以为后世害，纷然出乎斯道之外，流于刻薄荒鄙、诬民败俗之归，而不自知也。然后喟然叹曰：此孔子所以圣乎，其预知之矣。凡乱之生，必有所始也。刍?之弊，必至于以人殉葬；象著之弊，必至于瑶台璚室。孔子之教人以勿易于言，而周卒以口舌纵横之辨而亡。夫言岂可竒哉？快意于一言，或足以祸万世；发愤立一事，或可以祸异时。矫当时之失，不求古今之变，而轻于持论，非知道者也。彼崔寔者，独何人哉？愤时君之柔暗，则论柔暗之失可也。遽为邪说，不顾理之是非，而谓凡为治者，必以严而治，以寛而乱，此岂理也耶。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识也，寔不察乎此，而亟称宣帝之贤。夫宣帝，汉室基乱之主，苛以为明，忍以为㫁，督责以为能。当斯世也，斯民竞知其可畏，而不知其所可爱，于是高、惠、文、景之泽竭矣。譬犹服金䂖，恣声色之人，其外虽若未衰，而其中之虚坏已甚。至于元帝继之，稍失其术，则汉因以衰，非元帝之罪也。寔轻信而不知道，敢为异论而不顾其无稽，至诬文帝以严?平，何惑妄之甚哉！汉之乆而亡者，文帝之功也。且使宣帝处文帝之时，是生一秦也。宣帝固非秦比也，率其所为行于甫定之世，则其异于秦者几希，而岂能治哉？治道固有本末，先之以政教而后刑罚者，秦汉以下皆是也。文帝能参之恭俭忠厚之化，故治，其余则守法而巳。故未旋踵即，不免于危。汉室至于光武，犹再荣之。木，其膏泽将尽矣。明章能扶植培㙲之，仅至小康。孝安以降，渐衰而乱，固其理也。自非仁贤若文帝承之，犹恐其不救，而寔欲济之以严刑峻法，此欲救将萎之木而㫁其根，鄙哉！愚儒好高之论也。仲长统乃从而称之，此其知与寔何异哉。自孔子之末，学者不明道而阿世。韩非之愚，至以尧舜为土水，而以刑罚为膏梁，所闻者卑而所习者陋，无怪其为此言也。汉之诸儒，惟贾谊、董相及王吉为庻，几如寔与统，时人所推为大儒，而其论至于与韩无异。於乎，其所从来远矣，岂特寔之罪哉。皇明文衡卷之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