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史一百八十四

志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史一百八十四

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前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领经筵事都总裁臣脱脱等奉敕修

食货下六

茶下

茶天圣三年八月，诏翰林侍讲学士孙奭等同究利害。奭等言：十三场茶积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万余斤，盖许商人贴射，则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麤恶不时，故人莫肯售。又园户输岁课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园户皆细民，贫弱力不能给，烦扰益甚。又奸人倚贴射为名，强市盗贩，侵夺官利，其弊不可不革。十月，遂罢贴射法，官复给本。钱市茶。商人入钱以售茶者，奭等又欲优之，请凡入钱京师售海州、荆南茶者，损为七万七千，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者，又第损之，给茶皆直十万。自是，河北入中复用三说法，旧给东南缗钱者，以京师榷货务钱偿之。奭等议既用，益以李咨等变法为非。明年，摭计置司所上天圣二年比视增亏数差谬，诏令尝典议官张士逊等条析。夷简言：“天圣初，环庆等路数奏刍粮不给，京师府藏常阙缗钱，吏兵月奉仅能取足。自变法以来，京师积钱多，边计不闻告乏。中间蕃部作乱，调发兵马，仰给有司，无不足之患。以此推之，颇有成效。三司比视数目差互不同，非执政所能亲自较计。”然士逊等犹被罚，咨罢三司使。初，园户负歳课者如商人入息，后不能偿。至四年，太湖等九场凡逋息钱十三万缗，诏悉蠲之。然自奭等改制，而茶法寖坏。景祐中，三司吏孙居中等言：“自天圣三年变法，而河北入中虚估之敝，复类乾兴以前，蠧耗县官，请复行见钱法。”时咨已执政矣。三年，河北转运使杨偕亦陈三说法十二害，见钱法十二利，以谓止用三说所支一分缗钱，足以赡一歳边计。遂命咨与参知政事蔡齐等合议，且令诏商人访其利害。是歳三月，咨等请罢河北入中虚估，以实钱偿刍粟，实钱售茶，皆如天圣元年之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师，旧必得交引铺为之保任，并得三司符验，然后给钱，以是京师坐贾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为奸，乃悉罢之，命商持券径趣榷货务验实，立偿之钱。初，奭等虽增商人入钱之数，而犹以为利薄，故竞市虚估之券以射厚利，而入钱者寡，县官日以侵削，京师少蓄藏。至是，咨等请视天圣三年入钱数第损一千有奇，入中增直亦视天圣元年数第加三百。诏皆可之。前已用虚估给券者，给茶如旧，仍给景祐二年已前茶。既而咨等又言：“天圣四年，尝许陜西入中愿得茶者，每钱十万，所在给券，径趣东南受茶十一万一千。茶商获利，争欲售陜西券，故不复入钱京师，请禁止之。”并言商人所不便者，其事甚悉，请为更约束，重私贩之禁，听商人输钱五分，余为置籍召保，期半年悉偿，失期者倍其数。事皆施行。咨等复言：“自奭等变法，歳损财利不可胜计。且以天圣九年至景祐二年较之，五年之间，河北入中虚费缗钱五百六十八万。今一旦复用旧法，恐豪商不便，依托权贵，以动朝廷，请先期申谕。”于是帝为下诏戒敕，而县官滥费自此少矣。久之，上书者复言：“自变法以来，岁辇京师金帛，易刍粟于河北，配扰居民，内虚府库，外困商旅，非便。”寳元元年，命御史中丞张观等与三司议之。观等复请入钱京师以售真州等四务十三场茶；直十万者，又视景祐三年数损之，为钱六万七千；入中河北愿售茶者，又损一千。既而诏又第损二千。于是入钱京师止为钱六万五千，入中河北为钱六万四千而已。康定元年，叶清臣为三司使，是歳河北谷贱，因请内地诸州行三说法，募人入中，且以东南盐代京师实钱。诏籴止二十万石。庆历二年，又请募人入刍粟如康定元年法，数足而止。自是三说稍复用矣。八年，三司盐铁判官董沔亦请复三说法，三司以为然。因言：“自见钱法行，京师钱入少出多。庆历七年，榷货务缗钱入百十九万，出二百七十六万，以此较之，恐无以赡给。请如沔议，以茶、盐、香药、缗钱四物予之。”于是有四说之法。

初，诏止行于并边诸州，而内地诸州有司盖未尝请，即以康定元年诏书从事。自是三说、四说二法并行于河北。不数年间，茶法复坏，刍粟之直，大约虚估居十之八，米斗七百，甚者千钱。券至京师，为南商所抑，茶每直十万，止售钱三千，富人乗时收蓄，转取厚利。三司患之，请行贴买之法，每券直十万，比市估三千，倍为六千，复入钱四万四千，贴为五万，给茶直十万。诏又损钱一万，然亦不足以平其直。久之，券比售钱三千者，才得二千，往往不售，北商无利，入中者寡，公私大弊。皇祐二年，知定州韩琦及河北转运司皆以为言，下三司议。三司奏：“自改法至今，凡得谷二百二十八万余石，刍五十六万余围，而费缗钱一百九十五万有竒，茶、盐、香药又为缗钱一千二百九十五万有竒。茶、盐、香药，民用有限，榷货务岁课不过五百万缗，今散于民间者既多，所在积而不售，故券直亦从而贱。茶直十万，旧售钱六万五千，今止二千；以至香一斤，旧售钱三千八百，今止五六百，公私两失其利。请复行见钱法，一用景祐三年约束。”乃下诏曰：“比食货法坏，刍粟价益倍，县官之费日长，商贾不行，豪冨之家乗时牟利，吏縁为奸。自今有议者，须究厥理，审可施用。若事已上而验问无状者，寘之重罚。”是时虽改见钱法，而京师积钱少，恐不足以支入中之费，帝又出内藏库钱帛百万以赐三司。久之，入中者寖多，京师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动弥岁月，至损其直以售于蓄贾之家。言利者请出内藏库钱稍增价售之，歳可得遗利五十万缗。既行，而谏官范镇谓内藏库、榷货务皆领县官，岂有榷货务故稽商人，而令内藏乗时射利，伤体坏法，莫斯为甚。诏即罢之。然自此并边虚估之弊复起。

至和三年，河北提举籴便粮草薛向建议：“并边十七州军，歳计粟百八十万石，为钱百六十万缗，豆六十五万石，刍三百七十万围，并边租赋歳可得粟、豆、刍五十万，其余皆商人入中。请罢并边入粟，自京辇钱帛至河北，专以见钱和籴。”时杨察为三司使，请用其说，因辇绢四十万匹当缗钱七十万，又蓄见钱及择上等茶场八，緫为缗钱百五十万，储之京师，而募商人入钱并边，计其道里远近，优增其直，以是偿之，且省辇运之费，唯入中刍豆计直偿以茶如旧。行未数年，论者谓辇运科折，烦扰居民，且商人入钱者少，刍豆虚估益髙，茶益贱。诏翰林学士韩绛等即三司经度。绛等言：“自改法以来，边储有备，商旅颇通，未宜轻变。唯辇运之费，悉从官给，而本路旧输税绢者，毋得折为见钱。入中刍豆罢勿给茶，所在平其市估，至京偿以银、䌷、绢。”自是茶法不复为边籴所须而通商之议起矣。

初，官既榷茶，民私蓄盗贩皆有禁。腊茶之禁又严于他茶，犯者其罪尤重，凡告捕私茶皆有赏。然约束愈密而冒禁愈繁，岁报刑辟，不可胜数。园户困于征取，官司并缘侵扰，因陷罪戾至破产逃匿者，岁比有之。又茶法屡变，歳课日削。至和中，歳市茶淮南才四百二十二万余斤，江南三百七十五万余斤，两浙二十三万余斤，荆湖二百六万余斤，唯福建天圣末增至五十万斤，诏特损五万，至是增至七十九万余斤，歳售钱并本息计之，才百六十七万二千余缗。官茶所在陈积，县官获利无几，论者皆谓冝弛禁便。先是，天圣中，有上书者言茶、盐课亏，帝谓执政曰：“茶盐民所食，而强设法以禁之，致犯者众，顾经费尚广，未能弛禁尔。”景祐中，叶清臣上䟽曰：山泽有产，天资惠民，兵食不充，财臣兼利，草芽木叶，私不得专，封园置吏，随处立筦。一切官禁，人犯则刑，既夺其资，又加之罪，黥流日报，逾冒不悛。诚有厚利重赀，能济国用，圣仁恤隐，矜赦非辜，犹将弛禁缓刑，为民除害。度支费用甚大，榷易所收甚薄，刳剥园户，资奉商人，使朝廷有聚歛之名，官曹滋虐滥之罚，虚张名数，刻蠧黎元。建国以来，法敝輙改，载详改法之由，非有为国之实，皆商吏协计，倒持利权，幸在更张，倍求奇羡，富人豪族，坐以贾赢，薄贩下估，日皆朘削，官私之际，俱非逺策。臣窃尝校计茶利所入，以景祐元年为率，除本钱外，实收息钱五十九万余缗。又天下所售食茶，并本息歳课亦祇及三十四万缗，而茶商见通行六十五州军，所收税钱已及五十七万缗。若令天下通商，秪收税钱，自及数倍，即榷务、山场及食茶之利，尽可笼取。又况不费度支之本，不置榷易之官，不兴辇运之劳，不滥徒黥之辟。臣意生民之弊，有时而穷，盛德之事，俟圣不惑。议者谓榷卖有定率，征税无彝凖，通商之后，必亏歳计。臣按管氏盐铁法，计口受赋，茶为人用，与盐铁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赋，民获善利，又去严刑，口数出钱，人不厌取。景祐元年，天下户千二十九万六千五百六十五，丁二千六百二十万五千四百四十一。三分其一为产茶州军，内外郭乡又居五分之一，丁赋钱三十，村乡丁赋二十。不产茶州军郭乡村乡如前计之，又第损十钱，歳计已及缗钱四十万。榷茶之利，凡止九十余万缗，通商收税，且以三倍旧税为率，可得一百七十余万缗，更加口赋之入，乃有二百一十余万缗。或更于收税则例微加增益，即所增至寡，所聚逾厚，比于官自榷易，驱民就刑，利病相须，炳然可察。时下三司议，皆以为不可行。

至嘉祐中，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职王嘉麟又皆上书请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筭，归榷货务以偿边籴之费，可以䟽利源而寛民力。嘉麟为登平致颂书十卷、隆衍视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转运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为十卷，陈通商之利。时富弼、韩琦、曾公亮执政，决意向之，力言于帝。三年九年，命韩绛、陈升之、吕景初即三司置局议之。十月，三司言：“茶课缗钱歳当入二百二十四万八千，嘉祐二年才及一百二十八万。又募人入钱，皆有虚数，实为八十六万，而三十九万有竒是为本钱，才得子钱四十六万九千，而辇运麋耗丧失，与官吏兵夫廪给杂费又不预焉。至于园户输纳，侵扰日甚，小民趋利犯法，刑辟益繁，获利至少，为弊甚大。宜约至和以后一岁之数，以所得息钱均赋茶民，恣其买卖，所在收筭。请遣官询察利害以闻。”诏遣官分行六路，还言如三司使议便。四年二月，诏曰：“古者山泽之利，与民共之，故民足于下，而君裕于上，国家无事，刑罚以清。自唐建中时，始有茶禁，上下规利，垂二百年。如闻比来为患益甚，民被诛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滥恶之入，歳以陈积。私藏盗贩，犯者寔繁，严刑重诛，情所不忍。是于江湖之间幅员数千里，为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恻然，念此久矣。间遣使者往就问之，而皆驩然愿弛其禁，岁入之课以时上官。一二近臣，条析其状，朕犹若慊然。又于歳输裁减其数，使得饶阜，以相为生，俾通商利。历世之敝，一旦以除，著为经常，弗复更制，损上益下，以休吾民。尚虑喜于立异之人，缘而为奸之党，妄陈奏议，以惑官司，必寘明刑，无或有贷。”初，所遣官既议弛禁，因以三司歳课均赋茶户，凡为缗钱六十八万有奇，使岁输县官。比输茶时，其出几倍，朝廷难之，为损其半，歳输缗钱三十三万八千有奇，谓之租钱，与诸路本钱悉储以待边籴。自是唯腊茶禁如旧，余茶肆行天下矣。论者犹谓朝廷志于恤人，欲省刑罚，其意良善。然茶户困于输钱，而商贾利薄，贩鬻者少，州县征税日蹙，经费不充。学士刘敞、欧阳修颇论其事。敞䟽大要以谓先时百姓之摘山者受钱于官，而今也顾使之纳钱于官，受纳之间，利害百倍；先时百姓冒法贩茶者被罚耳，今悉均赋于民，赋不时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时大商富贾为国懋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修言新法之行，一利而有五害，大略与敞意同。时朝廷方排众论而行之，敞等虽言，不听也。治平中，歳入腊茶四十八万九千余斤，散茶二十五万五千余斤，茶户租钱三十二万九千八百五十五缗，又储本钱四十七万四千三百二十一缗，而内外緫入茶税钱四十九万八千六百缗，推是可见茶法得失矣。自天圣以来，茶法屡易，嘉祐始行通商，虽议者或以为不便，而更法之意则主于优民。

熙宁四年，神宗与大臣论昔茶法之弊，文彦博、吴充、王安石各论其故，然于茶法未有所变。及王韶建开湟之策，委以经略。七年，始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画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即诏趣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初，蜀之茶园，皆民两税地，不殖五谷，唯冝种茶。赋税一例折输，盖为钱三百，折输䌷绢皆一匹；若为钱十，则折输绵一两；为钱二，则折输草一围。役钱亦视其赋。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而税额緫三十万。杞被命经度，又诏得调举官属，廼即蜀诸州剏设官场，歳增息为四十万，而重禁榷之令。其输受之际，往往压其斤重，侵其价直，法既加急矣。八年，杞以疾去。先是，杞等歳增十万之息，既而运茶积滞，歳课不给，即建画于彭、汉二州歳买布各十万匹，以折脚费，实以布息助茶利，然茶亦未免积滞。都官郎中刘佐复议岁易解盐十万席，雇运囬车船载入蜀，而禁商贩，盖恐布亦难敷也。诏既以佐代杞，未几，盐法复难行，遂罢佐。而宗闵乃议川陕路民茶息收十之三，尽卖于官场，更严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没缘身所有物，以待赏给。于是蜀茶尽榷，民始病焉。十年，知彭州吕陶言：“川峡四路所出茶，比东南十不及一。诸路既许通商，两川却为禁地，亏损治体。如解州有盐池，民间煎者乃是私盐；晋州有矾山，民间炼者乃是私矾。今川蜀茶园皆百姓己物，与解盐、晋矾不同。又市易司笼制百货，歳出息钱不过十之二，然必以一年为率。今茶场司务重立法，尽榷民茶，随买随卖，取息十之三，或今日买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卖之，变转不休，比至歳终，岂止三分？”因奏刘佐、李杞、蒲宗闵等苟希进用，必欲出息三分，致茶户被害。始诏息止收十之一，佐坐措置乖方罢，以国子博士李稷代之，而陶亦得罪。稷依李杞例兼三司判官，仍委权不限员举劾。

侍御史周尹论蜀中榷茶为民害，罢为提点湖北刑狱。利州路漕臣张宗谔、张升卿议废茶场司，依旧通商，诏付稷。稷方以茶利要功，言宗谔等所陈皆䟽谬，罪当无赦。虽会赦，犹皆坐贬秩二等。于是稷建议卖茶官非材，许对易，如阙员，于前资待阙官差；茶场司事，州郡毋得越职听治。又以茶价增减或不一，裁立中价，定岁入课额，及设酬赏以待官吏，而三路三十六场大小使臣并不限员。重园户采造黄老秋叶茶之禁，犯者没官。蒲宗闵亦援稷比，许举劾官吏，以重其权。二人皆务浚利刻急。茶场监官买茶精良及满五千驮以及万驮，第赏有差；而所买麤恶伪滥者，计亏坐赃论。凡茶场州军知州、通判并兼提举，经畧使所在，即委通判。又禁南茶入熈河、秦凤、泾原路，如私贩腊茶法。自熈宁十年冬推行茶法，至元丰元年秋，凡一年，通课利及旧界息税七十六万七千六十余缗。帝谓稷能推原法意，日就事功，宜速迁擢，以劝在位。遂落权发遣，以为都大提举茶场，而用永兴军等路提举常平范纯粹同提举。久之，用稷言徙司秦州，而录李杞前劳，以子珏试将作监主簿。蒲宗闵更请巴州等处产茶并用榷法。五年，李稷死永乐城，诏以陆师闵代之。师闵言稷治茶五年，百费外获净息四百二十八万余缗。诏赐田十顷。而师闵榷利尤刻于前，建言：“文、阶州接连，而茶法不同。阶为禁地，有博马卖茶场，文独为通商地。乞文、龙二州并禁榷，仍许川路余羡茶货入陕西变卖，于成都府置博卖都茶场。”事皆施行。初，群牧判官郭茂恂言：卖茶买马，事实相须。诏茂恂同提举茶场。至是，师闵以买马司兼领茶场，茶法不能自立，诏罢买马司兼领，令茶场都大提举视转运使，同管干视转运判官，以重其任。贾种民更立茶法，师闵论奏茶场与他场务不同，诏并用旧条。初，李杞增诸州茶场，自熈宁七年至元丰八年，蜀道茶场四十一，京西路金州为场六，陜西卖茶为场三百三十二，税息至稷加为五十万，及师闵为百万。

元祐元年，侍御史刘挚奏䟽曰：“蜀茶之出，不过数十州，人赖以为生，茶司尽榷而市之。园户有茶一本，而官市之额至数十斤。官所给钱靡耗于公者，名色不一，给借保任、输入视验，皆牙侩主之，故费于牙侩者又不知几何。是官于园户名为平市，而实夺之。园户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犹及邻伍。欲伐茶则有禁，欲增植则加市，故其俗论谓地非生茶也，实生祸也。愿选使者考茶法之敝，以苏蜀民。”右司谏苏辙继言：“吕陶尝奏改茶法，止行长引，令民自贩，每缗长引钱百。诏从其请，民方有息肩之望。孙迥、李稷入蜀商度，尽力掊取，息钱、长引并行，民间始不易矣。且盗贼赃及二贯，止徒一年，出赏五千。今民有以钱八百私买茶四十斤者，辄徒一年，赏三十千。立法苟以自便，不顾轻重之宜。盖造立茶法，皆倾险小人，不识事体。”且备陈五害，吕陶亦条上利害。诏付黄廉体量。未至，挚又言陆师闵恣为不法，不冝仍任事。诏即罢之。先是，师闵提举榷茶，所行职务，他司皆不得预闻，事权震灼，为患深密。及黄廉就领茶事，乃请凡缘茶事有侵损戾法，或措置未当及有诉讼，依元丰令，听他司关送。十一月，蒲宗闵亦以附会李稷卖茶罢。明年，熈河、秦凤、泾原三路茶仍官为计置，永兴、鄜延、环庆许通商，凡以茶易谷者听仍旧，毋得逾转运司和籴价，其所博斛斗勿取息。七年，诏成都等路茶事司以三百万缗为额本。绍圣元年，复以陆师闵都大提举成都等路茶事，而陜西复行禁榷，师闵乃奏龙州仍为禁茶地，凡茶法并用元丰旧条。师闵自复用以讫哲宗之世，其掊克之迹，不若前日之著，故建明亦罕见焉。茶之在诸路者，神宗、哲宗朝无大更革。熈宁八年，尝诏都提举市易司歳买商茶以三百万斤为额。元祐五年，立六路茶税租钱诸州通判转运司月曁歳终比较都数之法。七年，以茶隶提刑司，税务毋得更易为杂税收受。绍圣四年，户部言：“商旅茶税五分，治平条立输送之限既寛，复虑课入无准，故定以限约，毋得更展。元祐中，辄展以季，课入漏失。且茶税歳计七十万缗，积十年未尝检察，请内外委官期一年驱筭以闻。”诏听其议，展限令出一时，毋承用。崇宁元年，右仆射蔡京言：“祖宗立禁榷法，歳收净利凡三百二十余万贯，而诸州商税七十五万贯有竒，食茶之筭不在焉。其盛时几五百余万缗。庆历之后，法制寖坏，私贩公行，遂罢禁榷，行通商之法。自后商旅所至，与官为市，四十余年，利源寖失。谓宜荆湖、江、淮、两浙、福建七路所产茶，仍旧禁榷官买，勿复科民。即产茶州郡随所置场，申商人园户私易之禁。凡置场地园户租折税仍旧。产茶州军许其民赴场输息，量限斤数，给短引，于旁近郡县便鬻，余悉听商人于榷货务入纳金银、缗钱或并边粮草，即本务给钞，取便筭请于场，别给长引，从所指州军鬻之。商税自场给长引，沿道登时批发，至所指地，然后计税尽输，则在道无苟留。买茶本钱以度牒、末盐钞、诸色封桩、坊场常平剩钱通三百万缗为率，给诸路，诸路措置，各分命官。”诏悉听焉。俄定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于潭州，湖北于荆南，淮南于扬州，两浙于苏州，江东于江宁府，江西于洪州。其置场所在：蕲州即其州及蕲水县，寿州以霍山、开顺，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罗源、太湖，黄州以麻城，庐州以舒城，常州以宜兴，湖州即其州及长兴、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青溪、分水、桐庐、遂安，婺州即其州及东阳、永康、浦江，处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苏、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余姚、诸曁、新昌、剡县皆置焉。衢、台各即其州，而温州以平阳。大法既定，其制置节目不可毛举。四年，京复议更革，遂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给长短引，自买于园户。茶贮以笼篰，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茶事益加密矣。大观元年，议提举茶事司须保验一路所产茶色髙下、价直低昂，而请茶短引以地逺近程以三等之期。复虑商旅影挟旧引，冒诈规利，官吏因得扰动，以御笔申饬之。又以诸路再定茶息多寡或不等，令斤各增钱十。三年，计七路一歳之息一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余缗，榷货务再歳一百十有八万五千余缗。京专用是以舞智固权，自是岁以百万缗输京师所供私奉，掊息益厚，盗贩公行，民滋病矣。政和二年，大增损茶法，凡请长引再行者，输钱百缗，即往陜西，加二十，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输缗钱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钱引法。歳春茶出，集民户约三歳实直及今价上户部。茶笼篰并皆官制，听客买，定大小式，严封印之法。长短引辄窜改增减及新旧对带、缴纳申展、住卖转鬻科条悉具。初，客贩茶用旧引者，未严斤重之限，影带者众。于是又诏凡贩长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须更买新引对卖；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带二斤鬻之，而合同场之法出矣。场置于产茶州军，而簿给于都茶场。凡不限斤重茶，委官司秤制，毋得止凭批引为定，有赢数即没官。别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规避秤制之禁，凡十八条。若避匿抄劄及擅卖，皆坐以徒。复虑茶法犹轻，课入不羡，定园户私卖及有引而所卖逾数，保内有犯不告，并如煎盐亭户法。短引及食茶关子辄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赏钱百万。重和元年，诏：“客贩输税，检括抵保，吏因扰民，其蠲之。”未几，复输税如旧。大抵茶盐之法，主于蔡京，务巧掊利，变改法度，前后相逾，民听眩惑。初，令茶户投状籍于官，非在籍者禁与商旅贸易，未几即罢。初，限计斤重，令买新引，茶有赢者，即及一千五百斤，须用新引贴贩，或止愿贩新茶带卖者听。未几，以带卖者多，又罢其令。陜西旧通蜀茶，崇宁二年，始通东南茶。政和中，陜西没官茶令估卖，继以妨商旅，下令焚弃。俄令正茶没官者听兴贩，引外剩茶及私茶数以给告者，长引限以一年，短引限以半岁缴纳。久之，令已买引而未得于园户者，期七年许民间同见缗流转，长引听即本路住卖，以二浙盐香司有言而止。其科条纎悉纷更，不可胜记，虑商旅疑豫，茶货不通，廼重扇摇之令。于时掊克之吏，争以赢羡为功，朝廷亦严立比较之法。州郡乐赏畏刑，惟恐负课，优假商人，陵轹州郡，盖莫有言者。独邠州通判张益谦奏：“陕西非产茶地，奉行十年，未经立额，歳歳比较，第务增益，稍或亏少，程督如星。州县惧殿，多前路招诱豪商增价以幸其来，故陜西茶价，斤有至五六缗者。或稍裁之，则批改文引，转之他郡。及配之铺户，安能尽售？均及税农，民实受害，徒令豪商坐享大利。”言竟不行。然自茶法更张，至政和六年，收息一千万缗，茶增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五千六百余斤。及方腊窃发，乃诏权罢比较。腊诛，有司议招集园户，借贷优恤，止于文具。奸臣仍用事，蠧国害民，又虑人言，扇摇之令复出矣。靖康元年，诏川茶侵客茶地者，以多寡差定其罪。初，熈宁五年，以福建茶陈积，乃诏福建茶在京、京东西、淮南、陜西、河东仍禁榷，余路通商。元丰七年，王子京为福建转运副使，言“建州腊茶，旧立榷法，自熈宁权听通商，自此茶户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惟常茶，税钱极微，南方遗利，无过于此。乞仍旧行榷法。建州歳出茶不下三百万斤，南劎州亦不下二十余万斤，欲尽买入官，度逐州军民户多少及约邻路民用之数计置，即官场卖。严立告赏禁。建州卖私末茶，借丰国监钱十万缗为本。”并从之。所请均入诸路榷卖，委转运司官提举：福建王子京，两浙许懋，江东杜伟，江西朱彦博，广东高镈。然子京盖未免抑配于民。时逺方若桂州修仁诸县、夔州路逹州有司皆议榷茶，言利者踵相蹑。然神宗闻鄂州失催茶税，辄蠲之。建州园户等以茶麤滥当剥纳，为钱三万六千余缗，虑其不能偿，令凖输茶。初，成都帅司蔡延庆言卭部川蛮主苴尅等愿卖马，即诏延庆以茶招来。后闻边计蛮情非便，即罢之。哲宗嗣位，御史安惇首劾王子京买腊茶抑民，诏罢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榷州军视其旧，余并通商。桂州修仁等县禁榷及陜西碎卖芽茶皆罢。崇宁二年，尚书省言：“建、劎二州茶额七十余万斤，近岁增盛，而本钱多不继。”诏更给度牒四百，仍给以诸色封桩。继诏商旅贩腊茶蠲其税，私贩者治元售之家，如元丰之制。腊茶旧法免税，大观三年，措置茶事，始收焉。四年，私贩勿治元售之家，如元符令。政和初，复增损为新法。三年，诏免输短引，许依长引于诸路住卖。后末骨茶每长引增五百斤，短引倣此。诸路监司、州郡公使食茶禁私买，听依商旅买引。六年，诏福建茶园如盐田，量土地产茶多寡，依等第均税。重和元年，以改给免税新引，重定福建骨茶斤重，长引以六百斤为率。元丰中，宋用臣都提举汴河隄岸，剏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户擅磨末茶者有禁，并许赴官请买。而茶铺入米豆杂物揉和者募人告，一两赏三千，及一斤十千，至五十千止。商贾贩茶应往府界及在京，须令产茶山场州军给引，并赴京场中卖，犯者依私贩腊茶法。诸路末茶入府界者，复严为之禁。讫元丰末，歳获息不过二十万，商旅病焉。元祐初，寛茶法，议者欲罢水磨，户部侍郎李定以失岁课，持不可废。侍御史刘挚、右司谏苏辙等相继论奏，遂罢。绍圣初，章惇等用事，首议修复水磨，乃诏即京、索、天源等河为之，以孙迥提举，复命兼提举汴河隄岸。

四年，场官钱景逢获息十六万余缗，吕安中二十一万余缗，以差议赏。元符元年，户部上凡获私末茶并杂和者，即犯者未获，估价给赏，并如私腊茶获犯人法。杂和茶宜弃者，斤特给二十钱，至十缗止。初，元丰中修置水磨，止于在京及开封府界诸县，未始行于外路。及绍圣复置，其后遂于京西郑滑、颍昌府、河北澶州皆行之，又将即济州山口营置。崇宁二年，提举京城茶场所奏：“绍圣初，兴复水磨，歳収二十六万余缗。四年，于长葛等处京、索潩水河增修磨二百六十余所。自辅郡榷法罢，遂失其利，请复举行。”从之。寻诏商贩腊茶入京城者，本场尽买之，其翻引出外者，収堆垜钱。裁元丰制更立新额，歳买山场草茶以五百万斤为率。客茶至京者，许官场买十之三，即索价故髙，验元引买价量增。三年，诏罢之。明年，改令磨户承歳课视酒户纳曲钱法。五年，复罢民户磨茶，官用水磨仍依元丰法。应缘茶事并隶都提举汴河堤岸司。大观元年，改以提举茶事司为名，寻命茶场、茶事通为一司。三年，复拨隶京城所，一用旧法。政和元年，京城所请商旅贩茶起引定入京住卖者，即许借江入汴，如元丰旧制；其借江入汴却指他路住卖者禁；已请引者并令赴京。二年，以课入不登，商贾留滞，诏以其事归尚书省。于是尚书省言：“水磨茶自元丰剏立，止行于近畿，昨乃分配诸路，以故致弊。欲止行于京城，仍通行客贩，余路水磨并罢。”从之。四年，收息四百万贯有奇，比旧三倍，遂创月进。高宗建炎初，于真州印钞，给卖东南茶盐。当是时，茶之产于东南者，浙东西、江东西、湖南北、福建、淮南、广东西，路十，州六十有六，县二百四十有二。霅川顾渚生石上者谓之紫笋，毗陵之阳羡，绍兴之日铸，婺源之谢源，隆兴之黄龙、双井，皆绝品也。建炎三年，置行在都茶场，罢合同场十有八，惟洪、江、兴国、潭、建各置场一、监官一。罢食茶小引，捕私茶法视捕私盐。二十一年，秦桧等始进茶盐法。先是，臣僚或因事建明，朝廷亦因时损益，至是审订成书上之。孝宗隆兴二年，淮东宣谕钱端礼言：“商贩长引茶，水路不许过髙邮，陆路不许过天长。如愿往楚州及盱眙界，引贴输翻引钱十贯五百文；如又过淮北，贴输亦如之。”当是时，商贩自榷场转入虏中，其利至博，几禁虽严，而民之犯法者自若也。乾道二年，户部言：“商贩至淮北榷场折博，除输翻引钱，更输通货侩息钱十一缗五百文。”

八年，减输翻引钱止七缗，通货侩息钱止八缗。淳熈二年，以长短茶引权以半依元引斤重钱数分作四缗小引印给，而翻引贴输钱随小引输送。光宗绍熈初，漳州守臣朱熹奏除属邑科茶七千余缗。臣僚申明长短小引相兼，从人之便。户部言给卖小引，除金银、会子分数入输，余愿专以会子算请者听。宁宗嘉泰四年，知

隆兴府韩邈奏请：“隆兴府惟分宁县产茶，他县无茶，而豪民武断者乃请引，穷索一乡，使认茶租，非便。”于是禁非产茶县不许民擅认茶租。建宁腊茶，北苑为第一，其最佳者曰社前，次曰火前，又曰雨前，所以供玉食，备赐予。太平兴国始置。大观以后制愈精，数愈多，胯式屡变而品不一，岁贡片茶二十一万六千斤。建炎以来，叶浓、杨勍等相因为乱，园丁亡散，遂罢之。绍兴二年，蠲未起大龙凤茶一千七百二十八斤。五年，复减大龙凤及京铤之半。十二年，兴榷场，遂取腊茶为榷场本，凡胯、截、片、铤，不以髙下多少，官尽榷之，申严私贩入海之禁。议者请鬻建茶于临安，移茶事司事于建州买发

明年，以失陷引钱，复令通商。自是上供龙凤、京铤茶料，凡制作之费，篚笥之式，令漕司专之。蜀茶之细者，其品视南方已下，惟广汉之赵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牙、雅安之蒙顶，土人亦珍之，但所产甚微，非江、建比也。旧无榷禁，熈宁间始置提举司，収歳课三十万。至元丰中，累增至百万。建炎元年，成都转运判官赵开言榷茶、买马五害，请“用嘉祐故事尽罢榷茶，而令漕司买马。或未能然，亦当减额以苏园户，轻价以惠行商，如此则私贩衰而盗贼息。”遂以开同主管川、秦茶马。二年，开至成都，大更茶法，倣蔡京都茶场法，以引给茶商，即园户市茶，百斤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场以讥其出入，重私商之禁，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市利头子钱不预焉。所过征一钱，所止一钱五分。自后引息钱至一百五万缗。至十七年，都大茶马韩球尽取园户加饶之茶为额，茶司歳収二百万，而买马之数不加多。乾道末年，青羌作乱，茶司增长细马名色等钱歳三十万。淳熈六年以后，累减园户重额钱十六万，又减引息钱十六万。至绍熈初，杨辅为使，遂定为法。成都府利州路二十三场，岁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通博马物帛岁收钱二百四十九万三千余缗。朝廷歳以一百一十三万缗隶緫领所赡军，然茶马司率多难之。乾道以后，岁拨止一二十万缗。至淳熈十年，遂以五十万缗为凖。自熈丰以来，茶司官权出诸司之上。初，元丰开川、秦茶场，园户既输二税，又输土产。隆安县园户二税土产兼输外，又催理茶课估钱。建炎元年立为额，至宁宗庆元初，始除之。六年，诏四川产茶处歳输经緫制头子钱五千四十一道有竒，又科租钱三千一百四十道有竒。宋初经理蜀茶，置互市于原、渭、德顺三郡，以市蕃夷之马。熈宁间，又置场于熈河。南渡以来，文、黎、珍、叙、南平、长宁、阶、和凡八场，其间卢甘蕃马歳一至焉，洮州蕃马或一月或两月一至焉，叠州蕃马或半年或三月一至焉，皆良马也。其他诸蕃马多驽，大率皆以互市为利。宋朝曲示怀逺之恩，亦以是羁縻之。绍兴二十四年，复黎州及雅州碉门灵西砦易马场。乾道初，川、秦八场马额九千余匹，淳熈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

志卷第一百三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