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篇

正说篇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茍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畧正题目麤粗之说，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伏生已岀山中，景帝遣鼌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伏生老死，书残不竟。鼌错传于倪寛。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时，鲁共王壊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徴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髙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

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

夫诗经独燔其书。书，五经之緫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戯之心。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五经緫，名为书传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夀，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䛕。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蔵诸书百家语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家之书也。传者信之，见言诗、书，则独谓经谓之书矣。

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

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鼌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

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有章句也，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犹二十九篇也。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或说春秋十二月也。

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㓂，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故圣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

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湏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设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㫁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日月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

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其经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茍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

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于俗何家易也。或时连山、归藏，或时周易。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著不同。如以周家在后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冝为周礼？六典不与今礼相应，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案左丘明之传，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

说礼者皆知礼也，为礼何家礼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案今礼经不见六典，或时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其不传，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矣。

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

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勑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始读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隷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少或多，文讃或是或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纎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之乗，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梼、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竒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说之，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竒。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糓梁之传，日月不具輙为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实及冬夏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逹，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

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尧则荡荡，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得中，周武则功德无不至。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汉兴于汉中，故曰犹秦、汉。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

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我其用之为天子也文，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观者，观尔虞舜于天下，不谓尧自观之也。若此者，髙大尧舜，以为圣人相见已审，不湏观试，精耀相炤，旷然相信。又曰：四门穆穆，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夫圣人才髙，未必相知也。圣成事，舜难知佞，使臯陶陈知人之法。佞难知，圣亦难别。尧之才，犹舜之知也。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竒，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试之于职，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复令人庶之野而观其圣，逢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夫文言观试，观试其才也。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而不存；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

造说之传，失之乆矣。后生精者，茍欲明经，不原实，而原之者，亦校古随旧，重是之文以为说证。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尚书、春秋行事成文，较著可见，故颇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