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考定文王世子后

书考定文王世子后

余少读世子记，怪其语多复?枝赘既，长益辨周公践阼之诬，武王梦帝与九龄之妄，而未有以黜之。及观前汉书，王莽居摄，群臣献议，称明堂位，周公践阼，以具其仪，然后知是篇诬妄语，亦当时所增窜也。是篇所记，教世子之礼也，而称成王不能涖阼者再，周公践阼者三。成王幼而孤，无由习世子之礼，非关不能践阼也。周公抗世子之法于伯禽，岂必践阼而后法可抗哉。其强而附之，增窜之迹。隐然可寻。莽将即真称天公使者见梦于亭长曰：摄皇帝当为真。故伪附此记，以示年齿命于天，而梦中得以相与。昔周文武实见此兆。则亭长之梦。信乎其有征矣。尝考周官显悖于圣道者，实有数端，而察之莫不与莽事相应。故公孙禄谓歆顚倒五经，使学士疑惑，其罪当诛。意当其时，老师宿儒必具见周官、礼记本文，而愤其伪乱，故禄亦疾焉。余于周官之不类者，既辨而削之，乃幷芟薙是篇，稍移其节次，而发其所以然之义。孟子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之数者，乃礼义之大闲。自前世或疑而未决，或习而不知其非，故不自揆，刊而正之，以俟后之君子。

莽之乱政，皆托于周官，而僭端逆节，一征以礼记。其引他经，特迁其说，谬其指，而未敢易其本文。盖武帝时，五经虽并列于学官，而易、诗、书、春秋传诵者多，故说可迁，指可谬，其本文不可得而易也。仪礼孤学，自高堂生而外，学者徒习其容而不能通其义，故于丧服微窜经文，附以传语，至戴记则后出而未显。周官自莽与歆发，故恣为伪乱。然恐海内学士或闲见周官之书，而传仪礼、戴记者能辨其所增窜，故特征天下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史篇文字者，并诣公车，至者以千数，皆令记说廷中。而又使歆卒父业，典校群书而颁布之，使前见周官、仪礼、戴记之本文者，亦谓歆所增窜，杂出于廷中记说，而疑古书所传，或有同异。其巧自盖者，可谓曲备矣。自班固志艺文，壹以歆所定七略为宗，虽好古之士，无所据以别其真伪，而每至歆所增窜，则鲜不以为疑。盖书可伪乱，而此理之在人心者，不可蔽也。戴氏所述礼记无明堂位，至东汉之初，马融始入焉。其为歆所伪作，无可疑者。而此记所称周公践阼及他诬妄语，莫不与莽事相应，一如莽之乱政，分窜于诸官，先圣之经，古贤之记，为歆所伪乱者，转赖其自盖之迹，以参互而得之，岂惟人心之不可蔽哉？盖若天所牖焉。后之人或以专罪余，则非余之所敢避也。

莽之求书，先逸礼，以戴氏所传无明堂位及此记所增窜也。次古书，以称周书逸嘉禾篇，假王涖政也。次毛诗，以毛氏后出未显，俾众疑其引诗而迁其说，谬其指者，或出于毛氏也。次周官，其乱政皆分窜于诸官也，并及尔雅杂家，使众莫测也。易、春秋无求焉，以莽事无所托，虽有称引，而于本文无增窜也。昔朱子谓戴记所传，或杂以衰世之礼，然相提而论，其诬枉未有若周公践阼居天子之位者，其妖妄未有若武王梦帝与九龄而文王复与以三者；其悖谬未有若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及士之子为大夫，则其父母不能主者。凡此皆先儒所深病，䝉士所心非也。莽为其母功显，君服天子之吊服，而不主其丧，则杂记之文，毋亦歆所增窜，以示大夫士相去一闲耳。而古者子为大夫，于父母之服即有变，况践阼居天子之位乎？子为大夫，父母之为士者，尙不敢主其丧，况居天子位，与尊者为体，而可私屈为母丧主乎？歆既邪恶，而文学乃足以济其姧，凡所增窜，辞气颇与戴记、周官为近，故历世以来，群儒虽究察其非，终怀疑而未敢决焉。班史谓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余攷自古承学之士，通经习礼，而为妖为孼，亦未有如歆之甚者也。然莽以六艺文姧言，当其时，即交讪焉，而歆蠧蚀经传以诬圣人，乱先王之政，至于千七百余年而莫敢薙芟，则歆之罪，其更浮于莽也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