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论断序孙甫

唐史论断序孙甫

古之史，尚书、春秋是也。二经体不同而意同。尚书记治世之事，作教之书也。故百篇皆由圣人立，不以恶事名。虽桀、纣之恶，亦因汤、武之事而见，不特书也。但圣贤顺时通变，言与事各有所冝，为史者从而记之。又经圣人所定典、谟、训、诰、誓、命之文，体虽不一，皆足以作教于世也。春秋记乱世之事，立法之书也。圣人出于季世，覩时之乱，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恶，而明之以王制。是圣人于衰乱之时，起至治之法，非谨其文，则不能正时事而垂大典矣。此尚书、春秋之体所以不同也。然尚书记治世之事，使圣贤之所为，传之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善之效，安得不说而行之？此劝之之道也。其间因见恶事致败乱之端，此又所以为戒也。春秋记乱世之事以褒贬代王者赏罚时之为恶者，众率辩其心迹而贬之，使恶名不朽，为君者、为臣者见为恶之效，安得不惧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间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辉光于世，此又所以为劝也。是尚书、春秋记治乱虽异，其于劝戒则大意同也。后之为史者，欲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不师尚书、春秋之意，何以为法？至司马迁修史记，破编年体，创为纪传，盖务便于记事也。记事便则所取博，故竒异细碎之事皆载焉。虽贯穿群书，才力雄俊，于治乱之本，劝戒之道，则杂乱而不明矣。然有识者短之，谓纪传所记一事分为数处，前后屡出，比于编年则文繁。此?固所失不细，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记事，莫大乎治乱。君令于上，臣行于下，臣谋于前，君纳于后。事臧则成，否则败。成则治之本，败则乱之由。此当谨记之。某年君臣有谋议，将相有功勲，纪多不书，必竢其臣殁而备载于传，是人臣得专有其谋议功勲也。尚书虽不谨编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业固载于尧典，稷、契、臯䕫之功，固载于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犹是焉。迁以人臣谋议功勲与其家行细事杂载于传中，其体便乎？复有过差邪恶之事，以召危乱，不于当年书之，以为深戒，岂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虽编年经目，其事传载，本末，迁立纪传，亦约是体。故刘餗史例曰：传所以释纪，犹春秋之传焉。此可见迁书之不失也。荅云：春秋，圣人立法之书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断之，明治乱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数句，国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恶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见圣人之经，所目之事，遂从而传之。虽不能深释圣人之法，记事次序，一用编年之体，非外春秋经目独为纪也。迁之为纪也，周而上多载经典之事，固无所发明。至秦、汉纪并直书其事，何甞？有法，纪无法，传何释焉？此乃餗附迁而为之辞也。或曰：史之体必尚编年，纪传不可为乎？荅曰：为史者习尚纪传。乆矣。历代以为大典，必论之以复古，则泥矣。有能编列君臣之事，善恶得实，不尚僻恠，不务繁碎，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虽为纪传亦可矣。必论其至，则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甫常有志于史，窃慕古史体法，欲为之。因读唐之诸书，见太宗功德法制，与三代圣王并。后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纵很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乱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观功德之逺也。唐书繁冗遗略，多失体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记，或一事别出而意不相照，恠异猥俗，无所不有。治乱之迹，散于纪传中，杂而不显，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观功德法制之本，一代兴衰之由也。观髙祖至文宗实录，叙事详备，差胜于佗书，其间文理明白者尤胜焉。至治乱之本，亦未之明，记事务广也，劝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贬不精也。为史之体，亦未之具。不为编年之体，君臣之事多离而书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遗略，君臣善恶之细，四方事务之繁，或备书之，此于为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据实录与书，兼采诸家著录，参验不差，足以传信者，修为唐史。记旧史之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佗证者补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违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编年之体，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书之法，虽宗二经文意，其体略与实录相?者，以唐之一代有治乱，不可全法。尚书、春秋之体，又不敢僣作经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书，不尚纪传之体可矣，不为书志，则郊庙、礼乐、律历、灾祥之事，官职、刑法、食货、州郡之制，得无遗乎？荅曰：郊庙而下，固国之巨典急务，但记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体。其备仪细文，则有司之书，各有司存，为史者难乎具载也。自康定元年修是书，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竢删润其文。后以官守少暇，未能备具。逮喜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乆虑，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编秩，粗成一家。况才力不盛，叙事不无踈略。然于劝戒之义谨之矣。劝戒之切而意逺者，著论以明焉。欲人君览之，人臣观之，备知致治之由，召乱之自，邪正之效，焕然若绘画于目前。善者从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兴，而乱本可以预弭也。论九十二首，观者毋忽，不止唐之安危，常为世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