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論斷序孫甫

唐史論斷序孫甫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作教之書也。故百篇皆由聖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順時通變，言與事各有所冝，爲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體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聖人出於季世，覩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體所以不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之所爲，傳之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善之效，安得不説而行之？此勸之之道也。其間因見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爲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代王者賞罰時之爲惡者，衆率辯其心迹而貶之，使惡名不朽，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之道也。其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輝光於世，此又所以爲勸也。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同也。後之爲史者，欲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蓋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則所取博，故竒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羣書，才力雄俊，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雜亂而不明矣。然有識者短之，謂紀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固所失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記事，莫大乎治亂。君令於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臧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勲，紀多不書，必竢其臣殁而備載於傳，是人臣得專有其謀議功勲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羲和之業固載於堯典，稷、契、臯䕫之功，固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遷以人臣謀議功勲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中，其體便乎？復有過差邪惡之事，以召危亂，不於當年書之，以爲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目，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亦約是體。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荅云：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明治亂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罔不明，人之善惡罔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次序，一用編年之體，非外春秋經目獨爲紀也。遷之爲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無所發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甞？有法，紀無法，傳何釋焉？此乃餗附遷而爲之辭也。或曰：史之體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爲乎？荅曰：爲史者習尚紀傳。乆矣。歷代以爲大典，必論之以復古，則泥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僻恠，不務繁碎，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常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帝英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很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由正觀功德之逺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不記，或一事别出而意不相照，恠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髙祖至文宗實録，叙事詳備，差勝於佗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記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褒貶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不爲編年之體，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繁，或備書之，此於爲史之道，亦甚失矣。遂據實録與書，兼采諸家著録，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爲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删之，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佗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違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次序君臣之事。所書之法，雖宗二經文意，其體略與實録相?者，以唐之一代有治亂，不可全法。尚書、春秋之體，又不敢僣作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爲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歷、灾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無遺乎？荅曰：郊廟而下，固國之巨典急務，但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體。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書，各有司存，爲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更竢删潤其文。後以官守少暇，未能備具。逮喜祐元年，成七十五卷。是年冬，卧病乆慮，神思日耗，不克成就。且就其編秩，粗成一家。况才力不盛，叙事不無踈略。然於勸戒之義謹之矣。勸戒之切而意逺者，著論以明焉。欲人君覽之，人臣觀之，備知致治之由，召亂之自，邪正之效，煥然若繪畫於目前。善者從之，不善者戒之，治道可以常興，而亂本可以預弭也。論九十二首，觀者毋忽，不止唐之安危，常爲世鑒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