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矣

皇矣

论曰：据序但言文王修德最盛，而考诗则上述大伯、王季，又多言文王征伐之事。盖诗人言周丗德所积，至文王又著功业，而德最盛也。诗谓二国者，毛以为夏、殷者，非也。且诗述文王，何因逺及夏丗，而终篇无殷事？则毛说非矣。郑谓二国为纣及崇侯者，崇侯是其一也，纣亦非也。诗谓四国者，毛以为四方，郑以为密、阮、徂、共者，郑亦非也。郑所谓国者，皆不见于前书，莫可知其是否。惟据诗称密人，则密可知为国也。又曰以伐崇墉，则崇可知为国也。其曰以按徂旅，侵自阮疆，二者亦似国名而知非者，以上下文考之，义不能通故也。且郑以密、阮、徂、共为四国，以充上维彼四国之文，而数外又有串夷及崇，诗人不应前以四国为目，而后列六国。上章先阮而后徂，下章先徂而后阮，共则不复再见。密但言不恭而不言侵伐，崇不在四国之数，反著其伐功最详。其先后无次，详略失宜。诗人之作，不应如此，绝无伦理，此所以难通也。阮、徂、共、既不可为国，则四国当从毛说为四方。诗云四国顺之，又云四国是皇，又云正是四国诗人之语。此?甚多。然毛云侵阮，遂往侵共，以徂为往，是矣，而犹以阮、共为国者，亦非也。今以文考义，止于侵密、伐崇二事尔。且诗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若如郑说，以上、下文考之，乃是密人有不恭距命之罪，不被讨，而徂、阮、共三国以无罪见侵，理必不然。毛传亦同，但以徂为往，小异尔，大义皆失之也。或曰：密人距周之侵三国尔，是亦不然。且诗人本欲称述文王之功业，若周侵三国而密人距之，则密亦有罪矣。就如郑说，阮则侵而服，徂则仅能止其旅，共则不见胜败，密则未甞加讨，是文王有所举隣国不顺而不能讨，所侵之国又无必胜之功。然则何以为功业，何以示威德，诗人亦何足称述哉！所以知其不然也。而为毛、郑之学者，又谓周侵三国，召兵于密而不从者，尢，踈也。阮、共当是密国地之别名，如周有岐、邠、丰、召也。串夷，依毛传则义通，如以为昆夷，则上下文义绝不相属，故当从毛也。诗既止述侵密、伐崇，则上文二国当是密及崇也。度、明、?、长、君、顺、比七者皆古今常言。毛、郑曲为训义，虽未害文理，然于义为衍，去之可也。

本义曰：皇矣之首章言大哉，天乃赫然下视四方，求民之所归，定见此密、崇二国失政而暴乱，乃于彼四方诸国谋度孰可定民者，而天意迟乆之，愼其所择，既憎二国之自大，乃眷然顾周，与之使宅西土，其政不获，谓失为政之道也。?，迟乆也。其二章乃本周作宇之始，岐周之民乐就有德，皆共刋除树木而营理邑居，帝亦迁就以成周家之德。累丗积习，常乆而増大，遂以配天而受命。天立厥配者，谓立其德可配天者以为君也。受命既固者，谓丗积德乆也。其三章言帝视岐周之山，柞棫松柏皆抜起茂恱，谓其土地肥美，可以建国，乃使之作周邦以配天。而推其始自太伯、王季，言此王季能友其兄太伯，使让巳以传圣子，而余庆流光，后丗子孙，受天之禄，无丧失，遂至奄有天下。其四章又言王季之德，昭明克似，可以君长大邦，而文王顺承，比合其丗德而无攺，遂受天福，及于子孙，悔攺也。其五章言天谓文王无信从诸侯之跋扈贪羡者，冝先据可胜以临之，无信而从之也。岸，髙也。当先据髙以制下。谓诸侯有暴乱者，先修威德以待之，故密人不恭，则赫然奋怒，整其师旅以侵之，兵入其国，自阮至共而止。其不伐灭其国者，但掦其威，不灭人之国以为德，所以厚周之福而示天下。其六章又言周师先据胜地，然后侵之，而密人不敢有其冈陵水泉，密人既服，外患巳除，乃度善原于岐渭之间，以定周国。其七章言天谓文王，我怀尔明德，深厚不外为声形，又不大为变革，使人不识不知。如天于人物，使人不见其所为，蒙德而不自知。故诸侯不识文王之德者，反助纣无道，与周为仇敌者，崇侯是也。当率尔兄弟之国以往伐之。其八章，又言周师攻具之盛，而崇城髙大难攻，而周师执生献馘，祷兵而伐之，遂以灭崇，而威德加于四方，无敢侮戾者，言天下之心遂归周也。一侵一伐，未必能使天下皆归。诗人上述伐崇，皆先言帝谓者，古人举事必称天，于兴师讨伐尤托天命，如天讨有罪，肃将天威，恭行天罚之?是也。侵密而外患息，乃定邑居；伐崇而威德著，则四方皆服。诗人虽推大祖宗之功，务极其美，然功业大小、次第先后，亦自有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