衞文公非宣姜子辨

衞文公非宣姜子辨

予读左氏传及诗序，窃怪衞公子顽烝于宣姜，中冓之言，丑不可道，而文公中兴贤主，乃其所生，何与福善祸淫之理相刺谬乃尔也？夫春秋之世，诸矦夫人失行者多矣，初未有君薨之后，公然举子者。宣姜虽不淑，俨然小君也，而辄私举三子二女，若是其多乎？就令有之，则卫之臣民方且痛心疾首，不齿诸公族，顾于国灭之后，同心推戴以为君，此岂近于人情？且其时齐桓为霸主，杖义封衞，衞岂无它公子，而必拥奸生之子而立之，杖义者当不为也。及读班氏古今人表云：戴公黔牟子。文公，戴公弟，而后向者之疑始释。葢，衞人恶惠公之䜛杀太子，又恶宣姜淫乱，故逐惠而立黔牟。惠虽以齐襄之援返国，而衞之臣民不服也。懿公既灭，遂归心于黔牟之子。黔牟在位八年，本无失德，立其子，民必安之矣。史记衞世家以戴公、文公为黔牟弟昭伯顽之子，而不书其烝淫事，较之左氏为长。然读鹑之奔奔诗，顽之恶自不能掩，卫人恶顽甚矣，岂肎立其子而事之？愚谓班氏之说必有所本，舍左而从汉表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