㑹试䇿问?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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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书者，即古之史也。孔子删述，自唐虞三典，以讫于周之文侯之命，附以费誓、秦誓，而三坟、八索、九丘诸书，皆芟而不录。至其约史记修春秋，托始于鲁?公元年，寔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褒善贬恶，特书屡书，至获麟而绝笔。前乎唐虞之所著，岂不过于文侯之命等篇，而去彼取此。溯平王而上，沿获麟而下，岂无可纪之事，而绝不为书，是皆有深意存焉。司马子长创为史记，首轩辕以逮汉武，或有孔子所芟者，子长乃从而录之。后人翕然以为有良史之才，爱其雄深雅健，凡操史笔者，如班孟坚、范蔚宗诸儒，争相蹈袭，是祖是式，而未有取法于春秋者焉。岂圣言宏逺，匪常人所可拟其仿佛邪？自荀恱倣左氏传为汉记，体制稍为近古，于是?宏、孙盛之徒，并为编年之书，而学者或忽而不习，终不若子长史记，盛行于丗。司马公编资治通鉴，造端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系年叙事，歴汉唐以终五代，勒成一家之言，渊乎博哉，此近代所未有也。其亦得圣人之意否乎？我国家隆平百年，功成治定，礼乐方兴，纂述万丗之鸿规，敷阐无穷之丕绩，吾儒之事也，故乐与诸君子讨论之。诸君子㳺心载籍，闻见滋广，其于书，春秋之所始终，史记、通鉴之所以制作，必详究而明辨之矣。愿闻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