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理

經理

經界廢而後有經理，魯之履畝，漢之覈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税少；弱者産去而税存，非經理固無以去其害。然經理之制苟有不善，則其害又將有甚焉者矣。仁宗延祐元年，平章章閭言：“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隠尚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爲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析户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其舊名輸税者亦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若行經理之法，俾有田之家及各位下、寺觀、學校、財賦等田，一切從實自首，庻幾税入無隠，差徭亦均。”於是遣官經理，以章閭等徃江浙，尚書你咱馬丁等徃江西，左丞陳士英等徃河南，仍命行御史臺分臺鎮遏，樞宻院以軍防護焉。其法先期揭榜示民，限四十日，以其家所有田自實于官。或以熟爲荒，以田爲蕩，或隱占逃亡之產，或盜官田爲民田，指民田爲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並許諸人首告。十畒以下，其田主及管幹佃户皆杖七十七。二十畝以下，加一等。一百畒以下，一百七；以上，流竄北邉。所隠田没官。郡縣正官不爲查勘，致有脱漏者，量事論罪，重者除名。此其大略也。然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冨民黠吏，並縁爲姦，以無爲有，虛具于籍者，往往有之。於是人不聊生，盗賊並起，其弊反有甚於前者。仁宗知之，明年，遂下詔免三省自實田租。二年。時汴梁路緫管塔海亦言其弊，於是命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爲始，每畝止科其半，汴梁路凢减二十二萬餘石。至泰定、天曆之初，又盡革虚增之數，民始獲安。今取其數之可攷者，列于后云。河南省，緫計官民荒熟田一百一十八萬七百六十九頃。江西省，緫計官民荒熟田四十七萬石四千六百九十三頃。江浙省，緫計官民荒熟田九十九萬五千八十一頃。農桑農桑，王政之本也。太祖起朔方，其俗不待蠶而衣，不待耕而食，初無所事焉。世祖即位之初，首詔天下：國以民爲本，民以衣食爲本，衣食以農桑爲本。於是頒農桑輯要之書于民，俾民崇本抑末。其睿見英識，與古先帝王無異，豈遼、金所能比哉。中統元年，命各路宣撫司擇通曉農事者，充隨䖏勸農官。二年，立勸農司，以陳邃、崔斌等八人爲使。至元七年，立司農司，以左丞張文謙爲卿。司農司之設，專掌農桑水利，仍分布勸農官及知水利者，廵行郡邑，察舉勤惰。所在牧民長官提點農事，歲終第其成否，轉申司農司及户部，秩滿之日注於解由户部照之，以爲殿最。又命提刑按察司加體察焉。其法可謂至矣。是年，又頒農桑之制一十四條，條多不能盡載，載其所可法者。縣邑所属村疃，凢五十家立一社，擇高年曉農事者一人爲之長。增至百家者，别設長一員。不及五十家者，與近村合爲一社。地遠人稀，不能相合，各自爲社者聽。其合爲社者，仍擇數村之中，立社長官司長以教督農民爲事。凡種田者，立牌橛於田側，書某社某人於其上，社長以時點視勸誡。不率教者，籍其姓名，以授提點官責之。其有不敬父兄及兇惡者，亦然。仍大書其所犯于門，俟其改過自新乃毁。如終歳不改，罰其代充本社夫役。社中有疾病㓙喪之家不能耕種者，衆爲合力助之。一社之中災病多者，兩社助之。凡爲長者，復其身。郡縣官不得以社長與科差事。農桑之術，以備旱暵爲先。凢河渠之利，委本䖏正官一員，以時濬治。或民力不足者，提擧河渠官相其輕重，官爲導之。地高水不能上者，命造水車。貧不能造者，官具材木給之。俟秋成之後，驗使水之家，俾均輸其直。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其有水田者，不必區種，仍以區田之法散諸農民。種植之制，每丁歳種桑棗二十株，土性不冝者，聽種榆柳等，其數亦如之。種雜果者，每丁十株，皆以生成爲數，願多種者聽。其無地及有疾者不與。所在官司申報不實者，罪之。仍令各社布種苜蓿，以防饑年。近水之家，又許鑿池養魚并鵝鴨之數，及種蒔蓮藕、雞頭、菱角、蒲葦等，以助衣食。凢荒閑之地，悉以付民，先給貧者，次及餘户。每年十月，令州縣正官一員廵視境内，有蟲蝗遺子之地，多方設法除之。其用心周悉若此，亦仁矣哉。九年，命勸農官舉察勤惰。於是高唐州官以勤陞秩，河南陜縣尹王仔以惰降職。自是每歳申明其制。十年，令探馬赤隨䖏入社，與編民䓁。二十五年，立行大司農司及營田司於江南。二十八年，頒農桑雜令。是年，又以江南長吏勸課擾民，罷其親行之制，命止移文諭之。二十九年，以勸農司併入各道肅政廉訪司，增僉事二員，兼察農事。是年八月，又命提調農桑官帳冊有差者，驗數罰俸。故終世祖之世，家給人足。天下爲户凢一千一百六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一，爲口凢五千三百六十五萬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成宗大德元年，罷妨農之役。十一年，申擾農之禁。力田者有賞，游惰者有罰。縱畜牧損禾稼桑棗者，責其償而後罪之。由是大德之治，幾於至元。然旱暵霖雨之災迭見，饑毁荐臻，民之流移失業者亦已多矣。武宗至大二年，淮西廉訪僉事苗好謙獻種蒔之法。其説分農民爲三等，上户地一十畝，中户五畝，下户二畝或一畝，皆築垣墻圍之，以時收採桑椹，依法種植。武宗善而行之。其法出齊民要術等書，兹不俻録。三年，申命大司農緫挈天下農政，脩明勸課之令，除牧養之地，其餘聽民秋耕。仁宗皇慶二年，復申秋耕之令，惟大都等五路許耕其半。盖秋耕之利，掩陽氣於地中，蝗蝻遺種皆爲日所曝死，次年所種，必盛於常禾也。延祐三年，以好謙所至，植桑皆有成效，於是風示諸道，命以爲式。是年十一月，令各社出地共蒔桑苗，以社長領之，分給各社。四年，又以社桑分給不便，令民各畦種之。法雖屢變，而有司不能悉遵上意，大率視爲具文而已。五年，大司農司臣言：“廉訪司所具栽植之數，書于册者，類多不實。”觀此，則惰於勸課者，又不獨有司爲然也。致和之後，莫不申明農桑之令。天曆二年，各道廉訪司所察勤官内丘何主簿等凢六人，惰官濮陽裴縣尹等凢四人，其可攷者，盖止於此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