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别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乆，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甞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

不白也。使誦其説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旣殁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絶殘脱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説，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竒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顚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逹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數世之史旣然，故其辭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恂、寶臣穆、藻、洙、覺、彦、若、鞏謹敘目録，昧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