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

按舊書嚴武傳：武初以御史中丞出爲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再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劒南節度使，三遷黃門侍郎，拜成都尹，充劒南節度等使。杜詩所謂三掌華陽兵，主恩前後三持節者是也。惟史於武傳不記其遷拜出鎭之歲月，而兩川之分合，新、舊書志、表與諸書互異，莫能歸一。余詳考之，兩川之分也。舊書地理志云：至德二載十月，玄宗駕廻西京，改蜀郡爲都府，長史爲尹，又分劒南、西川、東川各置節度使。新書、方鎭表亦同。而唐會要則云：上元元年二月分爲兩川。會要誤也。先是稱劒南節度，至是更號西川節度，兼成都尹。乾元二年，以裴冕爲之，令兩川分於上元，則裴冕何得先兼成都尹乎？武傳載上皇誥合劒兩川爲一道。余謂合兩川非上皇誥，而分兩川乃上皇誥。蓋西内之後，上皇之誥不行久矣，此史誤也。圖經云：至德二載，明皇幸蜀，始分劒南爲東西二川，西川治益州，東川治梓州，此其証也。武以乾元元年六月貶州刺史，未久而節度東川。上元二年，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奔成都。武自東川入朝，當在奐前。然則武之初鎭，蓋在乾元、上元之閒也。兩川之合也，舊書志以爲廣德元年，新書表以爲廣德二年，唐會要則以廣德二年正月八日，蓋皆在武三鎭之時。舊書武傳云：上皇誥以劒兩川合爲一道，拜武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劒南節度使。則合兩川在武再鎭之日。余謂舊書武傳是，而志、表諸書皆非也。案

高適傳，劒南自玄宗還京後，於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適因出西山三城置戍論之，疏奏不納。後綿州副使段子璋反，崔光遠不能戢軍，以適代光遠爲成都尹、劒南西川使。以適傳考之，適論罷西川節度，乃在子璋未反之前，及子璋反，李奐敗，而光遠不能兼制東川，故朝廷用適前論，合兩川爲一而罷東川也。光遠之罷也，武實代之，武召入，以適代。適失西山三州，又以武代。適實代武，而武又代適，謂適代光遠者，誤也。趙抃玉壘記曰：上元二年，東劒段子璋反，李奐走成都，崔光遠命花驚定平之，縱兵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監軍按其罪。冬十月，恚死。其月廷命嚴武。此武代光遠之證。寶應元年，杜有嚴中丞見過詩曰：川合東西瞻使節。系曰：自東川除西川，勑令兩川都節制。此武再鎭時合兩川之證也。李奐雖重有節度，亦不能久於東川，何自奐後直至張獻誠，無一人除東川者乎？故曰舊書武傳是而他皆非也。若大曆初復分兩川，舊書云在崔寧鎭蜀之後，而方鎭表以爲元年，會要及盧求成都記序以爲二年正月。按元年杜鴻漸表張獻誠以山南西道兼領東川，至二年而始定，此又當以舊書、會要爲是也。舊書旣失之不詳，多所牴牾，而通鑑則尢爲蹖駁。武之初鎭，通鑑旣失載，而再鎭則載於寶應元年六月。是年四月，召武入朝二聖山陵，爲修道使，却云六月出鎭。七月徐知道反，以守劒閣。武九月尚未出巴，故杜有何路出巴山之句，而云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進，何背繆之甚也。胡三省泥於通鑑，乃云武只再鎭劒。南唐書蓋因杜詩致有此誤，則紕繆更不可言矣。謹書之以俟博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