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轻识

刘文淇，子毓崧(1818－1867)。文淇祖孙三代都是著名经学家。毓崧字伯山，一字松崖，道光二十年(1840)优贡生。传父《左传》学，旁通经史及诸子百家，校于校勘，著有《春秋左氏传大义》及《周礼》《尚书》《毛诗》《礼记旧疏考正》等书。寿曾字恭甫，同治三年(1864)、光绪二年(1876)两中副榜，著有《昏礼重别论对驳义》。仪征刘氏三世并以经学名，深受当时学者宗仰。据刘毓崧撰《先考行略》称，文淇生平湛深经术，对《春秋左氏传》用力尤勤，曾认为《左传》之义，被杜预剥落已久，杜注中稍可观览的观点，多系袭取旧注，于是辑《左传旧注疏证》一书，先取贾逵、服虔、郑玄三人之注，进行疏通证明，对杜预排击不当的进行纠正，对杜预剿袭前人的说法加以标明，对杜预沿用韦昭《国语注》的地方，也一加以指出。他还认为许慎《五经异文》所载的左氏说都本于传《左传》的先师，《说文解字》所引的《左传》，也是古文家的学说，《汉书·五行志》所载的刘子骏(歆)说，实际上也是左氏一家之学。又如经疏史注及《太平御览》所引的《左传》注，不载姓名，而与杜预注不同的，也是贾逵、服虔的旧说。凡此之类，都称为旧注，而加以疏证。至于顾炎武、惠栋、洪亮吉、焦循、沈钦韩等人专释《左传》之书，以及钱大昕、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等人之说如有可采，都加以罗列，最后附以自己的看法，进行论定。上稽先秦诸子，下考唐以前的史书，旁及杂家笔记、文集，都取作佐证，力图实事求是。历时四十年，撰成长编，拟定依次排比成书八十卷。可惜此书未成，刘文淇就已去世。子毓崧、孙寿曾继续编定；寿曾用力尤多，但只编至襄公四年就去世了。宏篇巨制未成完璧，学者惜之。《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采用典型的注疏体，每条经传文之下有“注”和“疏证”两部分。注引贾逵、服虔等汉代古文家之说，疏证则广征博引，以补汉人旧注之不足，兼辨杜预、孔颖达之误。此书对《左传》的汉代旧注进行了集大成的总结，对贾、服旧说收罗之完备、归纳之清晰都罕有其匹。此外，他还收集其他古文家研究《左传》的成果，突破了贾、服的界限，对清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也择善而从。取材广博，也不乏个人的论断。对典章制度、天文历法、服饰器物、姓氏、地理、鸟兽虫鱼的考辨，汇萃众说而论断颇精，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该书也有考辨欠精、论断不当的地方，并且书中崇汉排杜的意识也影响持论的公允。刘文淇还全盘否定前人探寻《春秋》义例的努力。总之，《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是清代学者整理《左传》旧注的集大成之作，是治《左传》学的必要参考书。此书稿本一直未能整理刊行，直到解放后1959年，才有科学出版社的排印本问世。

劉文淇（1789—1856），字孟瞻，江蘇儀徵人。嘉慶優貢生。少家貧，從學于舅父淩曙，以淹通經史，與劉寶楠齊名，有“揚州二劉”之稱。著有《左傳舊疏考正》八卷。曾與劉寶楠等相約，爲諸經各作新疏，劉文淇撰《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仿焦循作《孟子正義》之例，作長編數十巨冊，晚年編輯成疏，僅得一卷而歿。劉毓崧（1818—1867）思卒其業未果，劉壽曾（1838—1882）發憤以繼志述事爲任，嚴立課程，孜孜不倦，編至襄公五年而卒。僅存稿本，未有完書。直至1959年始由科學出版社出版整理本。《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先列左傳原文，將舊注列於相關語句之下，然後加以疏證。其沒有舊注者，則直接加以疏證。本書的一大成就是盡力收集舊注。所謂舊注，是指賈逵、鄭玄、服虔等人的注。劉文淇認爲《左傳》杜注錯謬甚多，其稍可觀者，皆是承襲賈、服舊說。洪亮吉《春秋左傳詁》一書已多所揭明，然尚未全備。他認爲韋昭《國語注》，其爲杜氏所襲取者，正復不少。夫韋氏注，除自出己意者，餘皆賈、服、鄭君舊說。“他如《五經異義》所載杜氏說，皆本左氏先師，《說文》所引《左傳》，亦是古文家說，《漢書·五行志》所載劉子駿說，皆左氏一家之學。又如經疏史注及《御覽》等書所引《左傳》注，不載姓名而與杜注異者，亦是賈、服舊說。凡若此者，皆稱爲舊注而加以疏證。”這可以說是集《左傳》舊注之大成。在疏證時更是廣征博引，對於清代學者的研究成果更是盡力採錄。“其顧、惠補注及洪稚存、焦里堂、沈小宛等人專釋左氏之書，以及錢、戴、段、王諸通人說，有可采，咸與登列”。對於一些疑難問題，還真接向同時的經學大家請教。例如劉壽曾就向孫詒讓請教過《左傳》宣公四年所載“笠轂”之義。這是集清代《左傳》研究之大成。“末始下以己意，定其從違”，這是辨析衆說，斷其是非。（本段引文皆見劉毓崧《先考行略》）《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是不滿杜注而作，因此匡正杜注是其重要任務。在疏證賈、服、鄭玄之注時，凡杜氏所排擊者糾正之，所剿襲者表明之。本書《注例》說：“釋《春秋》必以周禮明之。”因此書中對於典章制度、服飾器物、姓氏地理、古曆天算、日食晦朔、鳥獸蟲魚，皆詳加訓釋，充分體現出清代考据學的成就。《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集《左傳》研究之大成，取著廣博，資料豐富。“上稽先秦諸子，下考唐以前史書，旁及雜家筆記文集，皆取爲佐證。期於實事求是，俾左氏之大義炳然復明”（劉毓崧《先考行略》）。雖是未完之書，仍是我們研究《左傳》的重要參考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