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髙帝论

汉髙帝论

有进说于君者，因其君之资而为之说，则用力寡矣。人惟好善而求名，是故仁义可以诱而进，不义可以刼而退。若汉髙帝起于草莽之中，徒手奋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与兵之胜负而已，安知所谓仁义者哉？观其天资，固亦有合于仁义者，而不喜仁义之说，此如小人终日为不义，而至以不义说之，则亦怫然而怒。故当时之善说者，未尝敢言仁义与三代礼乐之教，亦惟曰如此而为利，如此而为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后髙帝择其利与可者而从之，盖亦未尝迟疑。

天下既平，以爱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孙通、周昌之徒力争之，不能得，用留侯计，仅得之。盖读其书至此，未尝不太息，以为髙帝最易晓者，苟有以当其心，彼无所不从。盍亦告之以吕后、太子从帝起于布衣，以至于定天下，天下望以为君虽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歳后，谁肯北面事戚姫子乎？所谓爱之者，祗以祸之。嗟夫，无有以奚齐、卓子之所以死为髙帝言之者欤。叔孙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计，独有废嫡立庻之说，而欲持此以?之，此固髙帝之所轻为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为天子，惠帝为臣，绛、灌之徒圜视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与其全安而不失为王之利也？如意之为王而不免于死，则亦髙帝之过矣。不少抑逺之，以泄吕后不平之气，而又厚封焉，其为计不巳踈乎？

或曰：吕后强悍，髙帝恐其为变，故欲立赵王。此又不然。自髙帝之时而言之，计吕后之年，当死于惠帝之手，吕后虽悍，亦不忍夺之其子以与姪。惠帝既死，而吕后始有邪谋，此出于无聊耳，而髙帝安得逆知之？

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而乐从吾说，而欲以势夺之，亦巳危矣。如留侯之计，髙帝顾戚姫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势不得不从，是以区区犹欲为赵王计，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犹未悟，以为一强项之周昌，足以抗吕后而捍赵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识天下之势者，无如髙帝。然至此而惑，亦无有以告之者，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