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卷第一百五十四 宋史二百一

志卷第一百五十四 宋史二百一

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前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领经筵事都总裁脱勑修

刑法三

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视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建请论駮者，亦时有焉。端拱初，广定军民安崇绪隷禁兵，诉继母冯与父知逸离，今夺资产与巳子。大理当崇绪讼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张佖固执前断，遂下台省杂议。徐铉议曰：今第明其母冯尝离，即湏归宗，否即崇绪凖。法䖏死。今详案内不曾离异，其证有四。况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断。”右仆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议曰：“法寺定断为不当。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虽贱，乃崇绪亲母，崇绪特以田业为冯强占，亲母衣食不给，所以论诉。若从法寺断死，则知逸何辜绝嗣？阿蒲何地托身？臣等议：田产并归崇绪，冯合与蒲同居，供侍终身，如是则子有父业可守，冯终身不至乏养，所犯并凖赦原。”诏从昉等议，铉、佖各夺奉一月。熈宁元年八月，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奏有妇阿云，母服中聘于韦，恶韦丑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院、大理寺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敕贷其死。知登州许遵奏引律“因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以谋为所因，当用按问欲举条减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时遵方召判大理，御史台劾遵而遵不伏，请下两制议。乃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从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御史钱顗请罢遵大理，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复位。公著等议如安石，制曰“可。”于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论奏公著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反复论难。明年二月庚子，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聴敕裁。”是月，除安石参知政事，于是奏以为：“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已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湏奏裁；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不湏复立新制。”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卒从安石议。复诏：“自今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判刑部刘述等又请中书、枢宻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顗皆请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为律文甚明，不湏合议。而曾公亮等皆以博尽同异、厌塞言者为无伤，乃以众议付枢宻院。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请自今已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会富弼入相，帝令弼议，而以疾病，乆之弗议。至是乃决，而弼在告不预也。苏州民张朝之从兄以枪戮死朝父迯去，朝执而杀之。审刑、大理当朝十恶不睦，罪死。案既上，参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为从兄所杀，而朝报杀之，罪止加役流，会赦，应原。”帝从安石议，特释朝不问。更命吕公著等定议刑名，议不称安石意，乃自具奏。初，曾公亮以中书论正刑名为非，安石曰：“有司用刑不当，则审刑、大理当论正；审刑、大理用刑不当，即差官定议；议既不当，即中书自宜论奏，取决人主。此所谓国体，岂有中书不可论正刑名之理？”三年，中书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一，歳断死刑几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强劫盗并有死法，其间情状轻重有绝相远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为从情轻之人别立刑，如前代斩右趾之比，足以止恶而除害。禁军非在邉防屯戍而迯者，亦可更寛首限，以收其勇力之効。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纲加宻，良民偶有抵冐，致伤肌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若使情理轻者复古居作之法，遇赦第减月日，使良善者知改过自新，凶顽者有所拘系。其三，刺配之法二百余条，其间情理轻者亦可复古徒流移乡之法，俟其再犯，然后决刺充军。其配隷并减就本䖏，或与近地。凶顽之徒，自从旧法。编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时限，无得髡钳。其四，令州县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为众所知者，给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轻可恕者，特议赎罚；其不悛者科决。其五，奏裁条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删定。诏付编敕所详议立法。

初，韩绛尝请用肉刑，曾布复上议曰：“无王之制刑罚未尝不本于仁，然而有断肢体、刻肌肤以至于杀戮，非得已也。盖人之有罪，赎刑不足以惩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宫、大辟，然审适轻重，则又有流宥之法。至汉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后世因之以为律。大辟之次，䖏以流刑，代墨、劓、剕、宫，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差。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隷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井，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聴附籍，比于古亦轻矣。况折杖之法，于古为鞭扑之刑，刑轻不能止恶，故犯法日益众，其终必至于杀戮，是欲轻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贷者，䖏之以肉刑，则人之获生者必众。若军士亡去应斩，贼盗赃满应绞，则刖其足；犯良人于法应死，而情轻者䖏以宫刑；至于劓、墨，则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后为流、徒、杖、笞之罪，则制刑有差等矣。”议既上，帝问可否于执政，王安石、冯京互有论辨，迄不果行。枢宻使文彦博亦上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时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于死。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有重于旧律者。若伪造官文书，律止流二千里，今断从绞。近凡伪造印记，再犯不至死者，亦从绞坐。夫持杖强盗，本法重于造印，今造印再犯者死，而强盗再犯赃不满五匹者不死，则用刑甚异于律文矣。请检详刑名重于旧律者，以敕律参考，裁定其当。”诏送编敕所。又诏审刑院、大理寺议重赃并满轻赃法。审刑院言：“所犯各异之赃，不待罪等而累倂，则于律义难通，宜如故事。”而大理寺言：“律称以赃致罪，频犯者并累科；若罪犯不等者，即以重赃并满轻赃各倍论。累倂不加重者止从重。盖律意以频犯赃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令累科；为非一犯，故令倍论，此从寛之一也。然六赃轻重不等，若犯二赃以上者，不可累轻以从重，故令并重满轻满轻，此从寛之二也；若以重并轻后加重，则止从一重，盖为进则改从于轻法，退亦不至于容奸，而疏议假设之法，适皆罪等者，盖一时命文耳。若罪等者尽数累并，不等者止科一赃，则恐知法者足以为奸，不知者但系临时幸与不幸，非律之本意也。”帝是大理议，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断杖者，其余罪会恩免，官吏失出当劾。中书堂后官刘衮駮议，以谓“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凖罪人原法。”洪州官吏当原。“又请自令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审刑院、大理寺以谓：“失入人罪，乃官司误致罪于人，难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衮议。”元丰三年，周清言：“审刑院、刑部奏断妻谋杀案问自首，变从故杀法，举轻明重，断入恶逆斩刑。窃详律意，妻谋杀夫，已杀，合入恶逆，以按问自首变从故杀法，宜用妻殴夫死法定罪。且十恶条，谋与故鬪杀夫，方入恶逆，若谋而未杀，止当不睦。既用举轻明重，宜从谋而未杀法，依敕当决重杖䖏死，恐不可入恶逆斩刑。”下审刑院、刑部叅详，如清议。邵武军奏谳，妇与人奸，谋杀其夫，已而夫醉归，奸者自杀之。法寺当妇谋杀为从，而刑部郎中杜纮议妇罪应死。又兴元府奏谳，梁怀吉徃视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輙取食之，怀吉殴其子死。法寺以盗粟论，而当怀吉杂犯死罪，引赦原。而纮议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輙费用，不入捕法。议既上，御史台论纮议不当，诏罚金，仍展年磨勘。而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无所可否，亦罚金。八年，尚书省言：“诸获盗有已经杀人及元犯强奸、强盗贷命断配之人，再犯捕获，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且律文自首减等断遣者，为其情非巨蠧，有改过自新之心。至于奸盗，与余犯不同，难以例减。请强盗已杀人，并强奸或元犯强盗贷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吿、按问欲擧而自首，及因人首告应减者，并不在减等例。”初，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议按问自首法，卒从安石议。至是光为相，复申前议改焉。乃诏：“强盗按问欲举自首者，不用减等。”既而给事中范纯仁言：“熈宁按问欲举条并得原减，以容奸太多，元丰八年别立条制。窃详已杀人、强奸，于法自不当首，不应更用按问减等。至于贷命及持杖强盗，亦不减等，深为太重。按嘉祐编敕：‘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赃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按问欲擧首减之科。若已经诘问，隐拒本罪，不在首减之例。’此敕当理，当时用之，天下号为刑平。请于法不首者自不得原减，其余取嘉祐编敕定断，则用法当情，上以广好生之德，下则无一夫不获之寃。”从之。又诏：“诸州鞫讯强盗，情理无可悯，刑名无疑虑，而輙奏请，许刑部举驳，重行朝典，无得用例破条。”从司马光之请也。光又上言：“杀人不死，伤人不刑，尧、舜不能以致治。刑部奏钞兖、怀、耀三州之民有鬪杀者，皆当论死，乃妄作情理可悯奏裁，刑部即引旧例贷之。凡律、令、敕、式或不尽载，则有司引例以决。今鬪杀当死，自有正条，而刑部承例免死决配，是闘杀条律无所用也。请自今诸州所奏大辟，情理无可悯，刑名无可疑，令刑部还之，使依法处断。若实有可悯、疑虑，即令刑部具其实于奏钞，先拟䖏断，门下省审覆，如或不当及用例破条，即驳奏取旨勘之。”元祐元年，纯仁又言：“前歳四方奏谳，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才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数多，其间必有曲贷，然犹不失‘罪疑惟轻’之仁；自改法后所活数少，其间必有滥刑，则深亏‘宁失不经’之义。请自今四方奏大辟按，并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审覆，略具所犯及元奏因依，令执政取旨裁断。或所奏不当，亦原其罪。如此则无寃滥之狱。”又因尚书省言：远方奏谳，待报淹系，始令川、广、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轻法重当奏断者，申安抚或钤辖司酌情决断乃奏。门下侍郎韩维言：“天下奏按，必断于大理，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中书，决之人主。近歳有司但因州郡所请，依违其言，即上中书贴例取旨，故四方奏谳日多于前，欲望刑清事省，难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按，其有刑名疑虑，情理可悯，湏具情法轻重条律，或指所断之法，刑部详审，次第上之。”诏刑部立法以闻。

崇宁五年，诏：“民以罪丽法，情有重轻，则法有增损。故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旧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情重法轻则请加罪，而法重情轻则不奏减，是乐于罪人而难于用恕，非所以为钦恤也。自今宜遵旧法取旨，使情法轻重各适其中，否则以违制论。”宣和六年，臣僚言：“元丰旧法，有情轻法重，情重法轻，若入大辟，刑名疑虑，并许奏裁。比来诸路以大辟疑狱决于朝廷者，大理寺类以‘不当’劾之。夫情理巨蠧，罪状明白，奏裁以幸寛贷，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难决者，一切劾之，则官吏莫不便文自营，臣恐天下无复以疑狱奏矣。愿诏大理寺并依元丰法。”从之。绍兴初，州县盗起，道不通，诏应奏裁者权减降断遣以闻。既而奏谳者多得轻贷，官无失入之虞，而吏有鬻狱之利，徃徃不应奏者率奏之。三年，乃诏大辟应奏者，提刑司具因依缴奏。宣州民叶全二盗檀偕窖钱，偕令佃人阮授、阮捷杀全二等五人，弃尸水中。有司以“尸不经验”奏。侍御史辛炳言偕系故杀，众证分明，以近降法不应奏。诸狱不当奏而奏者虽不论罪，今宣州观望，欲并罪之。帝曰：“若宣州加罪，则实有疑者亦不复奏陈矣。”于是法寺、刑部止罚金。五年，给事中陈与义奏有司多妄奏出入人罪。帝为申严立法，终不悛。二十六年，右正言凌哲复上疏曰：“汉高入关，悉除秦法，与民约法三章耳。所谓杀人者死，实居其首。司马光有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以致治。’斯言可谓至当矣。臣窃见诸路州军大辟，虽刑法相当者，类以可悯奏裁。自去歳郊后距今，大辟奏裁者五十余人中有实犯故杀、鬪杀常赦所不原者，法既无疑，情无可悯，刑寺并皆奏裁贷减。彼杀人者可谓幸矣，被杀者衔恨九原，何时已邪！臣恐强暴之风滋长，良善之人莫能自保，其于刑政为害非细。应今后大辟，情法相当无可悯者，所司輙奏裁减贷者，乞令台臣弹劾。”帝覧奏曰：“但恐诸路灭裂，实有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有失钦恤之意。”令刑部坐条行下。驯至乾道，谳狱之弊日益滋甚。孝宗乃诏有司缘情引条定断，更不奏裁。其后刑部侍郎方滋言：“有司断罪，其间有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情理可悯，刑名疑虑，命官犯罪，议亲议故之类，难以一切定断。今后宜于敕律条令明言合奏裁事件，乞并依建隆三年敕文。”从之。六年，臣僚请：“今后大辟，只以为首应坐死罪者奏，为从不应坐死者先次决遣，及流、徒罪，不许作情重取旨，不然，则坐以不应奏而奏之罪。”从之。至理宗时，徃徃谳不时报，囚多瘐死。监察御史程元凤奏曰：“今罪无轻重，悉皆送狱，狱无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齐而不问，或以供款未圆而不呈，或以书拟未当而不判。狱官视以为常而不顾其迟，狱吏留以为利，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牒既下刑部，迟延日月方送理寺，理寺看详，亦复如之。寺囬申部，部回申省，动涉歳月，省房又未遽为呈拟，亦有呈拟而疏駮者，疏駮歳月又复如前，展转迟回，有一二年未报下者。可疑可矜，法当奏谳，矜而全之，乃反迟回。有矜贷之报下，而其人已毙于狱者，有犯者获贷，而干连病死不一者，岂不重可念哉！请自今诸路奏谳，即以所发月日申御史台，从台臣究省部、法寺之慢。”从之。而所司延滞，寻复如旧。景定元年，乃下诏曰：“比诏诸提刑司取翻异驳勘之狱，从轻断决，而长吏监司多不任责，又引奏裁，甚者有十余年不决之狱。仰提刑司守臣审勘，或前勘未尽，委有可疑，除命官、命妇、宗妇、宗女及合用荫人奏裁外，其余断讫以闻，官吏特免收坐一次。”

凢应配役者傅军籍，用重曲者黥其面。会赦，则有司上其罪状，情轻者纵之，重者终身不释。初，徒罪非有官当赎铜者，在京师则隷将作监役，兼役之宫中，或输作左校、右校役。开寳五年，御史台言：“若此者，虽有其名，无复役使。遇祠祭供水火，则有本司供官。望令大理依格断遣。”于是并送作坊役之。太宗以国初诸方割据，㳂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隷西北邉，多亡投塞外，诱羗为宼，乃诏：“当徒者勿复隷秦州、灵武、通远军及缘邉诸郡。”时江、广已平，乃皆流南方。先是，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隷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䖏官煑盐，豪强难制者隷崇明镇，懦弱者隷东州市。太平兴国五年，始令分隷盐亭役之，而沙门如故。端拱二年，诏免岭南流配荷校执役。初，妇人有罪至流，亦执针配役。至是，诏罢免之。始令杂犯至死贷命者，勿流沙门岛，止隷诸州牢城。旧制，僮仆有犯，得私黥其面。帝谓：“僮使受佣，本良民也。”诏：“盗主财者，杖脊、黥面配牢城，勿私黥之。十贯以上配五百里外，二十贯以上奏裁。”帝欲寛配隷之刑，祥符六年，诏审刑院、大理寺、三司详定以闻。既而取犯茶盐矾曲、私铸造军器、市外蕃香药、挟铜钱诱汉口出界、主吏盗货官物、夜聚为妖，比旧法咸从轻减乾兴以前，州军长吏徃徃擅配罪人。仁宗即位，首下诏禁止，且令情非巨蠧者，湏奏待报。又诏诸路按察官取乾兴赦前配隷兵籍者，列所坐罪状以闻。自是赦书下，輙及之。初，京师裁造院募女工，而军士妻有罪，皆配隷南北作坊。天圣初，特诏释之，聴自便。妇人应配，则以妻窑务或军营致远务卒之无家者，著为法。时又诏曰：“闻配徒者，其妻子流离道路，罕能生还，朕甚怜之。自今应配者，录具狱刑名及所配地里，上尚书刑部详覆。”未几，又诏应配者，湏长吏以下集聴事虑问。后以奏牍烦冗，罢录具狱，第以单状上承进司，既又罢虑问焉。知益州薛田言：“蜀人配徒他路者，请虽老疾毋得释。”帝曰：“远民无知犯法，终身不得还乡里，岂朕意哉！察其情可矜者许还。”后复诏罪状犷恶者勿许。初，令配隷罪人皆奏待报，既而系狱淹乆，奏请烦数。明道二年，乃诏有司参酌轻重，著为令。凡命官犯重罪当配隶，则于外州编管，或隷牙校。其坐死特贷者，多杖、黥配远州牢城，经恩量移，始免军籍。天圣初，吏同时以赃败者数人，悉窜之岭南，下诏申儆在位。有平羗县尉郑宗谔者，受赇枉法抵死，会赦当夺官。帝问辅臣曰：“尉奉月几何？岂禄薄不足自养邪？”王钦若对曰：“奉虽薄，廉士固亦自守。”特杖宗谔，配隷安州。其后数惩贪吏，至其末年，吏知以廉自饰，犯法者稍损于旧矣。罪人贷死者，旧多配沙门岛，至者多死。景祐中，诏当配沙门岛者，第配广南地牢城，广南罪人乃配岭北。然其后又有配沙门岛者。庆暦三年，既疏理天下系囚，因诏诸路配役人皆释之。六年，又诏曰：“如闻百姓抵轻罪，而长吏擅刺隷他州，朕甚悯焉。自今非得于法外从事者，毋得輙刺罪人。”皇祐中，即赦命知制诰曾公亮、李绚阅所配人罪状以闻，于是多所寛纵。公亮请著为故事，且请益、梓、利、夔四路就委转运、钤辖司阅之。自后每赦命官，率以为常。配隷重者沙门岛砦，其次岭表，其次三千里至邻州，其次羁管，其次迁乡。断讫，不以寒暑，即时上道。吴充建请：“流人冬寒被创，上道多冻死。请自今非情理巨蠧，遇冬月聴留役本䖏，至春月遣之。”诏可。熙宁二年，比部郎中、知房州张仲宣尝檄巡检体究金州金阬，无甚利。土人惮兴作，以金八两求仲宣不差官。及事觉，法官坐仲宣枉法赃应绞，援前比贷死，杖脊、黥配海岛。知审刑院苏颂言：“仲宣所犯，可比恐喝条。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乗车。今刑为徒隷，其人虽无足矜，恐污辱衣冠尔。”遂免杖、黥，流贺州。自是命官无杖黥法。六年，审刑院言：“登州沙门砦配隷以二百人为额，余则移置海外，非禁奸之意。”诏以三百人为额。广南转运司言：“春州瘴疠之地，配隷至者十死八九，愿停配罪人。”诏：“应配沙门岛者，许配春州，余勿配。”既而诸配隷除凶盗外，少壮者并寘河州，止五百人。初，神宗以流人去乡邑，疾死于道，而护送禁卒，徃来劳费，用张诚一之议，随所在配诸军重役。后中丞黄履等言，罢之。凡犯盗，刺环于耳后，徒、流，方；杖、圆；三犯杖，移于面，径不过五分。元祐六年，刑部言：“诸配隷沙门岛，强盗杀人纵火，赃满五万钱、强奸殴伤两犯致死，累赃至二十万钱，谋杀致死及十恶死罪、造蛊已杀人者，不移配。强盗徒党杀人不同谋，赃满二十五万，遇赦移配广南，溢额者配隷远恶。余犯遇赦移配荆湖南北、福建路诸州，溢额者配隷广南。在沙门岛满五年，遇赦不该移配与不许给还而年及六十以上者，移配广南。在岛十年者，依余犯格移配。笃疾或年及七十，在岛三年以上，移配近乡州军。犯状应移而老疾者同。其永不放还者，各加二年移配。”后又定令：“沙门岛已溢额，移配琼州、万安军、昌化、朱崖军。”绍圣三年，刑部侍郎邢恕等言：“艺祖初定天下，主典自盗，赃满者往往抵死。仁祖之初，尙不废也。其后用法稍寛，官吏犯自盗，罪至极法，率多贷死，然甚者犹决刺配岛。钱仙芝带馆职，李希甫歴转运使，不免也。比朝廷用法益寛，主典人吏军司有犯，例各贷死，略无差别。欲望进述祖宗故事，凡自盗计赃多者，间出睿断，以肃中外。”诏：“今后应枉法自盗，罪至死，赃数多者，并取旨。”或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监驱之劳，而道路有奔亡之虑。苏颂元丰中尝建议：“请依古置圜土，取当流者治罪讫，髠首钳足，昼则居作，夜则置之圜土，满三歳而后释，未满歳而遇赦者不原。既释，仍送本乡讥察出入。又三歳不犯，乃聴自如。”时未果行。崇宁中，始从蔡京之请，令诸州筑圜土以居强盗贷死者，昼则役作，夜则拘之，视罪之轻重，以为乆近之限。许出圜土日充军，无过者纵释。行之二年，其法不便，廼罢。大观元年复行。四年复罢。南渡后，诸配隷，祥符编敕止四十六条，庆暦中增至百七十余条，至于淳熙，又增至五百七十条，则四倍于庆历矣。配法既多，犯者日众，黥配之人，所至充斥。淳熈十一年，校书郎罗点言其太重，乃诏刑、寺集议奏闻。至十四年，未有定论。其后臣僚议，以为“若止居役，不离乡井，则几惠奸，不足以惩恶。若尽用配法，不恤黥刺，则面目一坏，谁复顾借？强民适长威力，有过无由自新。检照元丰刑部格，诸编配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条限，政和编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轻、稍轻四等。若依倣旧格，稍加参订，如入情重，则倣旧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则止刺额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轻，则与免黥刺，用不刺面役满放还之格；其次最轻，则降为居役，别立年限纵免之格。傥有从坐编管，则置之本城，减其放限。如此，则于见行条法并无抵牾，且使刺面之法，专䖏情犯凶蠧，而其他偶丽于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所顾借，可以自新。省黥徒，销奸党，诚天下之切务。”即诏有司裁定，其后迄如旧制。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隷之人，盖有两等：其乡民一时鬪殴杀伤，及胥吏犯赃贷命流配等人，设使逃逸，未必能为大过，止欲从徒，配本州牢城重役，限满给据，复为良民。至于累犯强盗及聚众贩卖私商，曾经杀伤捕获之人，非村民胥吏之比，欲并配屯驻军，立为年限，限满改刺从正军。”从之。其所配之地，自髙宗来，或配广南海外四州，或配淮、汉、四川，迄度宗之世无定法，皆不足纪也。

凡内外所上刑狱，刑部、审刑院、大理寺参主之。又有紏察在京刑狱司以相审覆。官制即行，罢审刑、紏察，归其职于刑部。四方之狱，则提点刑狱统治之。官司之狱，在开封，有府司、左右军巡院；在诸司，有殿前、马步军司及四排岸；外则三京府司、左右军巡院，诸州军院司理院，下至诸县皆有狱。诸狱皆置楼牖，设浆铺席，时具沐浴，食令温暖，寒则给薪炭衣物，暑则五日一涤枷杻。郡县则所职之官躬行检视，狱敝则修之使固。神宗即位初，诏曰：“狱者，民命之所系也。比闻有司歳考天下之奏，而多瘐死。深惟狱吏并缘为奸，检视不明，使吾元元横罹其害。书不云乎：‘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其具为令：应诸州军巡司院所禁罪人，一岁在狱病死及二人，五县以上州岁死三人，开封府司、军巡歳死七人，推吏、狱卒皆杖六十，增一人则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典狱官如推狱，经两犯即坐从违制。提点刑狱歳终会死者之数上之，中书检察。死者过多，官吏虽已行罚，当更黜责。”未几，复诏：“失入死罪，已决三人，正官除名编管，贰者除名，次贰者免官勒停，吏配隷千里；二人以下，视此有差，不以赦降、去官原免。未决，则比类递降一等，赦降、去官又减一等。令审刑院、刑部断议官歳终具尝失入徒罪五人以上，京朝官展磨勘年，幕职、州县官展考，或不与任满指射差遣，或罢，仍即断绝支赐。”以前法未备，故有是诏。又尝诏：“官司失入人罪，而罪人应原免，官司犹论如法；即失出人罪。若应徒而杖，罪人应原免者，官司乃得用因罪人以致罪之律。”

帝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元丰元年诏曰：“大理有狱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系开封诸狱，囚既猥多，难于隔讯，盛夏疾疫，传致瘐死，或主者异见，歳时不决，朕甚愍焉。其复大理狱，置卯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专主鞫讯；检法官二人，主簿一人。应三司、诸寺监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聴即决，余悉送大理狱。其应奏者，并令刑部、审刑院详断。应天下奏桉亦上之。”五年，分命少卿左断刑，右治狱。断刑则评事、检法详断，丞议正审；治狱则丞专推劾，主簿掌桉劾，少卿分领其事，而卿总焉。六年，刑部言：“旧详断官分公桉讫，主判官论议改正，发详议官覆议，有差失问难，则书于检尾，送断官改正，主判官审定，然后判成。自详断官归大理为评事、司直，议官为丞，所断桉草不由长贰，类多差忒。”廼定制：服评事、司直与正为断司，丞与长贰为议司。凡断公桉，正先详其当否，论定则签印注日，移议司覆议，有辨难乃具议改正，长贰更加审定，然后判成录奏。元祐初，三省言：“旧置紏察司，盖欲察其违慢，所以谨重狱事。罢归刑部，无复紏察之制。请以紏察职事委御史台刑察兼之，台狱则尚书省右司紏察之。”三年，罢大理寺狱。初，大理置狱，本以囚系淹滞，俾狱事有所统。而大理卿崔台符等不能奉承德意，虽士大夫若命妇，狱辞小有连逮，輙捕系。凡逻者所探报，即下之狱，傅会锻炼，无不诬服。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狱廼罢。八年，中书省言：“昨诏同外，歳终具诸狱囚死之数，而诸路所上，遂以禁系二十而死一者不具，即是歳系二百人许以十人狱死，恐州县弛意狱事，甚非钦恤之意。”诏刑部自今不许輙分禁系之数。绍圣二年，户部如三司故事，置推勘检法官，应在京诸司事干钱谷当追究者，从杖已下即定断。三年，复置大理寺右治狱，官属视元丰员，仍增置司直一员。大理卿路昌衡请：“分大理寺丞为左、右推，若有飜异，自左移右；再变，即命官审问，或御史台推究，不许开封府互勘及地分探报，庻革互送挟讐之弊。徒已上罪移御史台，命官追摄者，悉依条。若探报涉虚，用情托者，并收坐以闻。”初，法寺断狱，大辟失入有罚，失出不坐。至是，以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名亦如之。著为令。元符三年，刑部言：“祖宗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夫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请罢失出之责，使有事谳议之间，务尽忠恕。”诏可。政和三年，臣僚言：“远方官吏，文法既疎，刑罚失中，不能无寃。愿委耳目之官，季一分录所部囚禁，遇有寃抑，先释而后以闻，歳终较所释多寡，为之殿最。其徼功故出有罪者，论如法。”诏令刑部立法，诸入人徒、流之罪已结案，而录问官吏能駮正，或因事而能推正者，累及七人，比大辟一名推赏。绍兴六年，令诸鞫勘有情欵异同而病死者，提刑司研究之，如寃，申朝廷取旨。十二年，令诸推究翻异狱，毋差初官荫子及新进士，择曾经歴任人。二十七年，令监察御史每冬夏点狱，有鞫勘失实者，照刑部郎官直行移送。二十九年，令杀人无证，尸不经验之狱，具案奏裁，委提刑审问。如有可疑及翻异，从本司差官重勘。案成上本路，移他监司审定，具案闻奏。否则监司再遣官勘之，又不伏，复奏取旨。先是，有司建议，“外路狱三经翻异，在千里内者移大理寺。”三十一年，刑部以为非祖宗法，遂厘正之。乾道中，诸州翻异之囚，既经本州，次檄隣路，或再翻异，乃移隔路，至有越两路者。官吏旁午于道，逮系者困于追对。四年，乃令：“鞫勘本路累尝差官犹称冤者，惟檄邻路，如尚翻异，则奏裁。”淳熈三年，令县尉权县事，毋自鞫狱，即令丞簿参之，全阙则于州官或隣县选官权摄之。金作赎刑，盖以鞭扑之罪，情法有可议者则寛之也。穆王赎及五刑，非法矣。宋损益旧制，凡用官荫得减赎，所以尊爵禄、养廉耻也。乾德四年，大理正髙继申上言：“刑统名例律，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亲属犯罪，各有等第减赎。恐年代已深，不肖自恃先荫，不畏刑章。今犯罪身无官，须祖、父曾任本朝官，据品秩得减赎。如仕于前代，须有功惠及民，为时所推，历官三品以上，乃得请。”从之。后又定：“流内品官任流外职，凖律文，徒罪以上依当赎法。诸司授勒留官及归司人犯徒流等罪，公罪许赎，私罪以决罚论。”淳化四年，诏诸州民犯罪，或入金赎，长吏得以任情而轻重之，自今不得以赎论。妇人犯杖以下，非故为，量轻重笞罚或赎铜释之。仁宗深悯夫民之无知也，欲立赎法以待薄刑，廼诏有司曰：“先王用法简约，使人知禁而易从。后代设茶酒监税之禁，夺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编敕皆出律外，又数改更，官吏且不能晓，百姓安得闻之？一陷于理，情虽可哀，法不得赎。岂礼乐之化未行，而专用刑罚之弊与？汉文帝使天下人入粟于邉，以受爵免罪，几于刑措。其议科条非著于律者，或冐利犯禁，奢侈违令，或过误可悯，别为赎法。乡民以谷麦，市人以钱帛，使民重谷麦，免刑罚，则农桑自劝，富寿可期矣。”诏下，论者以为富人得赎而贫者不能免，非朝廷用法之意。时命辅臣分总职事，以参知政事范仲淹领刑法，未及有所建明而仲淹罢，事遂寝。至和初，又诏：“前代帝王后尝仕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父母、妻子罪流以下聴赎。虽不仕而尝被赐予者，有罪非巨蠧，亦如之。”随州司理参军李抃父殴人死，抃上所授官以赎父罪，帝哀而许之。君子谓之失刑，然自是未尝为此，而终宋之世，赎法惟及轻刑而已。恩宥之制：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凢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所被广狭无常。又天子歳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命监司录焉。初，太宗尝因郊礼议赦，有秦再恩者，上书愿勿赦，引诸葛亮佐刘备数十年不赦事。帝颇疑之。时赵普对曰：“凢郊祀肆眚，圣朝彝典，其仁如天。若刘备区区一方，臣所不取。”上善之，遂定赦。初，太祖将祀南郊，诏：“两京、诸道，自十月后犯强窃盗，不得预郊祀之赦。所在长吏告谕，民无冐法。”是后将祀，必先申明此诏。天圣五年，马亮言：“朝廷虽有是诏，而法官断狱乃言终是会赦，多所寛贷，惠奸失诏旨。”遂诏：“已下约束而犯劫盗及官典受赃勿复奏，悉论如律。”七年春，京师雨弥月不止，仁宗谓辅臣曰：“岂政事未当天心耶？”因言：“向者大辟覆奏，州县至于三，京师至于五，盖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决狱议罪，毋或枉滥。”又曰：“赦不欲数，然舍是无以召和气。”遂命赦天下。帝在位乆，明于人之情伪，尤恶讦人隂事，故一时士大夫习为惇厚。乆之，小人乗间宻上书疏人过失，好事稍相与唱和，又按人赦前事。翰林学士张方平、御史吕诲以为言，因下诏曰：“盖闻治古君臣同心，上下恊穆，而无激讦之俗，何其德之盛也！朕窃慕焉，嘉与公卿大夫同底斯道，而教化未至，浇薄日滋。比者中外群臣多上章言人过失，暴扬难验之罪，或外托公言，内缘私忿，诋欺暖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而有司多举按赦前之事，殆非信命令，重刑罚，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今有上言告人罪、言赦前事者，讯之。至于言官，宜务大体，非事关朝政，自余小过细故，勿湏察举。”神宗即位，又诏曰：“夫赦令，国之大恩，所以荡涤瑕秽，纳于自新之地，是以圣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兴起狱讼，苟有诖误，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义，使吾号令不信于天下。其内外言事按察官，毋得依前举劾，具按取旨，否则科违制之罪。御史台觉察弹奏，法寺有此奏按，许举驳以闻。”知谏院司马光言曰：“按察之官，以赦前事兴起狱讼，禁之诚为大善。至于言事之官，事体稍异。何则？御史之职，本以绳按百僚，紏擿隐伏，奸邪之状，固非一日所为。国家素尚寛仁，数下赦令，或一歳之间至于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则其可言者无几矣。万一有奸邪之臣，朝廷不知，误加进用，御史欲言则违今日之诏；若其不言，则陛下何从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借口偷安，奸邪得以放心不惧，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国家之长利也。请追改前诏，刋去‘言事’两字。”光论至再，帝谕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诬人。”光对曰：“若言之得实，诚所欲闻；若其不实，当罪言者。”帝命光送诏于中书。熈宁七年三月，帝以旱，欲降赦。时已两赦，王安石曰：“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事不节与？’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矣，非所以弭灾也。”乃止。八年，编定废免人叙格，常赦则郡县以格叙用，凢三碁一叙，即碁未满而遇非次赦者，亦如之。元祐元年，门下省言：“当官以职事堕旷，虽去官不免，犹可言；至于赦降大恩，与物更始，虽劫盗杀人亦蒙宽宥，岂可以一事差失，负罪终身？今刑部所修不以去官赦降原减条，请更删改。”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而南渡之后，绍熈歳至四赦，盖刑政紊而恩益滥矣。宋自祖宗以来，三歳遇郊则赦，此常制也。世谓三歳一赦，于古无有。景祐中，言者以为：“三王歳祀圜丘，未尝輙赦。自唐兴兵以后，事天之礼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荡乱狱。且有罪者寛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愿罢三歳一赦，使良民怀惠，凶人知禁。或谓未可尽废，即请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过误者引而赦之，州县湏诏到倣此。”疏奏，朝廷重其事，第诏：“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然亦未尝行。

志卷第一百五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