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义疏

皇侃《论语义疏》是中国南北朝时期义疏体解经的代表性文献，在《论语》诠释史上与郑玄注、何晏《集解》并称，具有重要地位。北宋邢?奉敕编撰《论语正义》，成为官学定本，《论语义疏》遂被取代，大约南宋中期在中国失传。在日本方面，《论语义疏》自8世纪传入之后，有多种抄本传世。日本宽延三年（1750），根本逊志在其师荻生徂徕的鼓励下，校订了足利学校所藏古抄本《论语义疏》，并予以刊行。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论语义疏》回传中国，不仅被编入《四库全书》，还被覆刊出版，在学界引发重要反响。清末使臣东瀛访书，颇留意于中国古籍的流传。驻日公使馆随员姚文栋应总理事务衙门堂官孙绍经之请，访查《论语义疏》善本，发现了足利学校藏抄本与国内翻刊根本本的体例差异。总理事务衙门于是命驻日公使馆与日本外务省、足利学校交涉，几经周折，终于得以影抄足利学校藏《论语义疏》古抄本。经本书编者...

皇侃《论语义疏》是中国南北朝时期义疏体解经的代表性文献，在《论语》诠释史上与郑玄注、何晏《集解》并称，具有重要地位。北宋邢?奉敕编撰《论语正义》，成为官学定本，《论语义疏》遂被取代，大约南宋中期在中国失传。在日本方面，《论语义疏》自8世纪传入之后，有多种抄本传世。日本宽延三年（1750），根本逊志在其师荻生徂徕的鼓励下，校订了足利学校所藏古抄本《论语义疏》，并予以刊行。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论语义疏》回传中国，不仅被编入《四库全书》，还被覆刊出版，在学界引发重要反响。清末使臣东瀛访书，颇留意于中国古籍的流传。驻日公使馆随员姚文栋应总理事务衙门堂官孙绍经之请，访查《论语义疏》善本，发现了足利学校藏抄本与国内翻刊根本本的体例差异。总理事务衙门于是命驻日公使馆与日本外务省、足利学校交涉，几经周折，终于得以影抄足利学校藏《论语义疏》古抄本。经本书编者刘玉才教授协助影山辉国教授访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此影抄足利学校本。 《论语义疏》回传我国之后，长期以根本本为祖本而衍生，其日本宽延三年原刊本在中国国内则收藏无多，流传不广；影抄足利学校本是清末中日文献交流的重要见证，弥足珍贵。有鉴于此，《东亚古典研究会丛刊甲编：论语义疏》将上述两种日本传《论语义疏》重要版本分为上下册影印出版，上册为根本逊志刊本，下册为影抄足利学校藏古抄本，并附有刘玉才教授、影山辉国教授、陈捷教授的研究文章，以便帮助读者了解日本《论语义疏》古抄本传世情形及清政府借抄足利学校本的交涉经过，方便研究利用。

刘玉才，现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教授，兼任高校古委会《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主任，早稻田大学中国古籍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曾在比利时根特大学、韩国淑明女子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访学和任教，合著自撰有《中国文化史纲要》《中国文化史纲要》《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等著作，曾参与承担“韩国奎章阁藏抄本《皇朝遗民录》整理研究”等多个项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