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辨王直

诗辨王直

圣人垂训于方来也，其见诸言行之间者既同且详，而尽心焉者，于六经尢著焉。六经非圣人之所作，因旧文而刚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传所以明隂阳变化之理；书因典、谟、训、诰之文而定之，所以纪帝王治乱之迹；春秋因鲁史之旧而修之，所以明外伯内王之分；诗因列国歌谣、风、雅之什而删之，所以陈风俗之得失，礼所以著上下之宜，乐所以导天地之和，皆切于日用，当于事情，而为万世之凖则也。其于取舎用意之际，似寛而实严，若踈而极宻，故学者舍六经无以为也。奈乎秦熖之烈，燔㓕殆尽，至汉尝尊而用之，而莫得其真，或传于老生之所记诵，或出于屋壁之所秘蔵，记诵者则失于外谬，秘藏者未免于脱畧，先儒因其舛谬脱畧，复从而订定，务足其数，而以巳见加之，其阙者或伪为以?之，或取其已刚者而足之，其受祸之源虽同，而诗为尢甚。夫诗本三千篇，圣人删之，十去其九，则其存者必合圣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畅道德者也。故圣人之言曰：兴于诗。教其子则曰：不学诗，无以言。与门弟子语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至于平居雅言，亦未尝忘之。诗之为用，蒙瞽之人习而诵之，咏之，闺门被之，管绞，荐之郊庙，享之賔客，何所徃而非诗邪？后世置之慱士以谨其传，为用固亦大矣。则其温厚和平之气，皆能感发人之善心者可知焉。今之存者，乃以郑、卫滛奔之诗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数，遂谓圣人之所删。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牧竖贱?之所羞道，圣人何所取而存邪？玩其辞者何所兴？言之复何嘉邪？学之何益于德？诵之闺门，乌使其非礼勿听邪？被之管弦，荐之郊庙，鬼神飨之，賔客意何在邪？是未可知也。且圣人又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然思且无邪，见于言者又何盭邪？假使圣人实存之，则其所删者又必甚于是邪？或曰：圣人存之者，盖欲后世诵而知耻，所以惩创人之逸志，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据事直书，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明言之而不?。及其成也，皆知畏惧。诗之为意，岂外是哉？嗟乎！举善之是，尚恶者固自知其非。且春秋者，国史也，备列国之事，必欲见其塟吊、㑹盟、聘享、征伐、嫁娶之节，阙之则后世无所传，无所传则后世无所信，故备书之，而用意之深，则在明褒贬于片言之间也。然诗既为民间歌谣之什，遗其善固不可，失其恶又乌害于道乎？由是论之，则滛奔之诗，在圣人之所删盖必矣。且张载子厚尝论卫人轻浮怠堕，故其声音亦滛靡，闻其乐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郑为尢甚矣。夫圣人教人以孝悌忠信，恨不挽手提耳以嘱之，何廼以淫靡之乐，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论为邦亦曰放郑声。然则揆之于理，㨿之于经，考之于圣人之言意，虽有仪、秦之辨，吾知其叛于理而失圣人?训之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