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潘次耕札

与潘次耕札

接手书，具感急难之诚，尤钦好学之笃。顾惟鄙劣，不足以禆助高深，故从游之示，未敢便诺。今以天下之大，而未有可与适道之人如炎武者。使在宋元之闲，盖卑卑不足数。而当今之世，友今之人，则已似我者多，而过我者少。俗流失，世坏败，而至于无人。如此。则平生一得之愚，亦安得不欲传之其人，而望后人之昌明其业者乎。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已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不敢上援孔孟。且六代之末，犹有一文中子者，读圣人之书，而惓惓以世之不治，民之无聊为亟。没身之后，唐太宗用其言以成贞观之治，而房杜诸公皆岀于文中子之门。虽其学未粹于程朱，要岂今人之可望哉。仰惟来旨，有不安于今人之为学者，故先吿之志以立其本。惟愿刻意自厉，身处于宋元以上之人，与为师友，而无狥乎耳目之所濡染者焉，则可必其有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