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潘次耕札

與潘次耕札

接手書，具感急難之誠，尤欽好學之篤。顧惟鄙劣，不足以禆助高深，故從遊之示，未敢便諾。今以天下之大，而未有可與適道之人如炎武者。使在宋元之閒，蓋卑卑不足數。而當今之世，友今之人，則已似我者多，而過我者少。俗流失，世壞敗，而至於無人。如此。則平生一得之愚，亦安得不欲傳之其人，而望後人之昌明其業者乎。凡今之所以爲學者，爲利而已。科舉是也。其進於此而爲文辭著書一切可傳之事者，爲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爲學也，非利已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撥亂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勢之何以流極而至於此，則思起而有以救之，不敢上援孔孟。且六代之末，猶有一文中子者，讀聖人之書，而惓惓以世之不治，民之無聊爲亟。沒身之後，唐太宗用其言以成貞觀之治，而房杜諸公皆岀於文中子之門。雖其學未粹於程朱，要豈今人之可望哉。仰惟來旨，有不安於今人之爲學者，故先吿之志以立其本。惟願刻意自厲，身處於宋元以上之人，與爲師友，而無狥乎耳目之所濡染者焉，則可必其有成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