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问目答董秉纯

尚书问目答董秉纯

四岳：据孔安国传，即是羲和。然据韦昭注国语，则四岳是共工之从孙，炎帝之后。杜预注左传亦曰：太岳，神农之后，四岳，故厚斋以为非羲和。而国语谓羲和是重?之后，不知是否，

羲和为重?之后，以吕刑证之似可信。而左传重为少昊四子之一，?为颛顼所出，则皆非太岳之宗矣，是孔注未可从者一也。以二十二人之数合之，则十二牧加以九官，而太岳特以一人总四方之任，适得二十二人，又不应如羲和之分而为四矣，是孔注未可从者二也。且四岳又名太岳，则岂有四人而一名者？是孔注未可从者三也。但考夏书仲康之?征，则似是时并为一官，不知是重之后失其职，而?兼掌之，抑是?并于重，世远难考，司马迁所以溷称出于重?而不能辨也。谓四岳即羲和，亦不始于孔氏，伏生大传中巳言之。荥波既潴，郑、贾以波为播，古文作嶓，或引尔雅水自洛出曰波，或引职方豫州之浸波溠，则不必改字矣。然毕竟职方、尔雅将安所从？

职方之波是也。波水出霍阳，入汝水，详见水经。禹贡无治汝之文，而孟子有之。若明乎波为霍阳之水，是即禹之治汝也，汉人所谓治一经必合五经而训诂之者，此也。淮南子言共工尝治洪水，亦见于竹书。然则尧典滔天二字，盖指治水而言，适与驩兠方鸠僝功之语相合。是在故人龚明水尝言之，但非也。淮南等所纪事，多与遗经不合，大半难信，竹书尤不足据。亭林先生喜引竹书，最是其失。但淮南所云共工治水，则原有之，而以之笺滔天二字，则又不可。何以知共工尝治水也？国语：太子晋曰：共工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崇伯称遂共工之过，则是方鸠僝功，原指治水，淮南之言非无据。贾逵、韦昭以共工为炎帝时之共工，是甚不然。盖本文明言鲧袭共工之障水以致殛，则是先后任事者。而下又言四岳即，共工从孙，能佐禹以干蛊，是共工即四凶之一无疑。盖共工治水不効，鲧继之又不効也。但帝所云象恭滔天，则似不以治水言，盖以史记考之，则作似恭漫天，古文每多通用，慆与滔通，慢与漫通，六书之例然也。故孔明曰：慆漫则不能研精。而孔传以为傲狠，孔疏以为侮上慢下。然则滔天者，慢天也。貌恭而心险，正与伪言伪行交肆其恶，故大禹以巧言令色当之，而史记亦言其淫僻。不可以下文洪水滔天二字。并指为共工治水之罪状也。班孟坚幽通赋。巨滔天以灭夏。曹大家注。滔。漫也。夫新莽亦岂有治水之事。以是知古人之训。故别有属也。是在明人文氏琅琊漫抄中尝及之。而明水之说。亦未当

纳于大麓。孔丛子。谓如录尚书之录，似未可信。三代安得有录尚书省之官？是乃东汉人语。孔丛所以为后人所疑，指其依托者此也。且即如所云，便是百揆之任，何以复出？而既是东汉以后之录相，则于风雷何豫？徐仲山曰：大麓乃司空之掌，当时方治水，故舜或亲视之。其说近是。

商容之言行，孔疏引帝王世纪一条是其言，厚斋困学纪闻引韩诗外传一条是其行。然世纪似可信，外传似不可信，

善哉，去取之审也。据韩婴谓商容欲冯于马徒以伐纣而不能，自以为愚，不争而隐，自以为无勇，故武王欲以为三公而辞之。夫商容仕于殷朝而欲伐纣，是何举动，岂止于愚？又谓不争而隐是无勇，盖七国荒唐之徒所为说，故早巳见于燕惠王贻乐间书中，要之不足信。商容不仕于周，自是伯夷一流，韩婴之言适以汚之，厚斋先生亦不审耳。孔疏但引世纪，正是有斟酌也。韦昭、郦道元以五观即太康之五子，后人又以斟灌即五观。若云太康之五子，则贤弟也，考五观则畔臣，故汉人名其地曰畔观，何不?也？若云即斟灌，则又相之忠臣也，何所适从？

以有扈氏与观并称，见于春秋内传，以朱均、管、蔡与观并称，见于外传。而东郡之县名畔观，则其不良亦复何说？唯是以五观遂指为太康之五弟，而因指洛汭之地为观，则古人亦已疑之。厚斋王氏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仁义之言蔼如也，岂若世所云乎？但厚斋亦但以尚书诘之，而即韦、郦之说，其自相悖者未尽抉也。夫东郡之畔观，非洛汭也。观既为侯国，则五观者五国乎，抑一国乎？五国则不应聚于一方，一国则不可以容五子，况五观据国以逆王命，又何须于洛汭之栖栖也。是按之地与事而不合者也。盖五观特国名，犹之三朡，今以太康之弟适有五而以配之，则诬矣。然内传尚无此语，外传始以为夏启之奸子。夫以追随太康之弟而反曰奸曰畔，则必其从羿而后可矣。盖尝读续汉书郡国志曰：卫故观国，姚姓，乃恍然曰畔。观非夏之宗室也，而况以为太康之同母乎？是足以辅厚斋之说者也。至若以斟灌即畔观，则以皇甫士安曰：夏相徙帝?，依同姓之诸侯斟灌、斟寻。夫斟灌在帝?，则是即东郡之畔观。观与灌音相同，故可牵合。而臣瓒又疏晰之曰：斟寻在河南，太康居斟寻即，尚书所云徯于洛汭也。相居斟灌，即，东郡之灌也。引汲冡古文以证之。但考应劭又云：斟寻在平寿。京相璠曰：斟灌即在斟寻西北，相去九十里。杜预亦云：二斟俱在北海。夫臣瓒谓斟寻在洛汭。按洛汭有名曰鄩中即，周大夫鄩氏所居，适与洛汭合，而其去东郡之观亦近，固似可据。然观乃姚姓之国，则非夏宗室之斟灌矣。而靡奔有鬲，收合二斟之余烬，鬲在平原，正与北海近，则二斟自在平寿，非河南与东郡也。吴斗南调停之，以为二斟初在河南，为羿所逼，弃国而奔平寿，是乃骑邮之词，不足信也。盖五子自是五子，二斟自是二斟，无从牵合而畔观，则异姓三分而勿施紏　焉，则惑解矣。

曰：然则相之居帝邱，将谁依也？曰：是殆畔观既平之后而相迁焉，而二斟以东国之赋为之捍卫，如晋文侯之辅周，未尝不可。若必以为依畔观，则观既畔矣，而为启之奸子，乃不数十年而又率德改行，为相之忠臣，何前后之不符也？是皆展转附㑹而不能合者也。?征之篇，坡公以为羲和忠于夏，贰于羿者，故非仲康之讨之也。陈直?最称之，其信然乎？

未必然也。夏木纪最残失，但以尚书及左传考之，太康失夏都，居洛汭，是时羿但据夏都，尚未侵及三川也，故五子须于洛汭。仲康当即五子之一，太康崩，仲康立，是时之夏，盖如东迁之周，仅保洛汭，未必得还安邑。先儒以为仲康为羿所立，亦未必然。仲康虽不能除羿，然犹能自立，故命?侯掌六师，征羲和，以稍剪其党羽，则固胜于周之平桓诸王矣。仲康崩，帝相更孱，羿始吞并及三川，而相因迁于帝邱，则羿篡夏之局遂成矣。读五子之歌，而知仲康之能自立也。其卒未能除羿者，天未厌乱，恶贯或有待也。坡公之论虽奇，须知夏史岂有尚录羿书者乎？

汉书王莾传谓周公之子七人，而先生以为八人，未知所出。

左传凡蒋、邢、茅、胙、祭，支子凡六，则合禽父而七，固自有据，不知尚有世袭周公之爵者。厉王时，周定公以共和有大功，而左传亦累有周公为太宰，非八人乎？盖禽父以元子受鲁公，而次子世为周公。其余如凡、如祭、如胙、如茅，皆封畿内，邢、蒋则封于外。按水经注，则凡亦外诸侯也。

厚斋先生引坊记注，君陈乃禽父之弟也，而惜其他无所考。潜邱又引诗谱，以为次子世守采地者。如先生言，得非即周公乎？

亦未可遽定也。坡公以为君陈盖如君奭、君牙之俦，难确证其为周公之子。然要之叔旦之后，非七人则已明矣。水心先生谓惟辟作福三句，箕子之言亦可疑。意者殷之末造，纣虽诸事自专，而臣下必有窃其威福者，故作此语。不然，箕子不应为此言也。愚意箕子之说，所以戒枋臣，水心之说所以戒昬主，足以相辅而不相悖，是否贤者之说甚善。然三代而后，人君日骄，则水心诘箕子，是乃极有关系之言。毕竟二典说得圆融。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讨有罪，五刑五用。人君奉天而巳，刑赏原非已所得主，然则惟辟而曰作福。便不本天命。曰作威。便不本天讨。何尝不凶于而身。害于而国也。箕子于此一层未拈岀也。且惟辟而曰作福。即有窃惟辟之福以作福者。曰作威。即有窃惟辟之威以作威者。而且其始也窃而行之。其究也肆无忌惮而作之。皆由于惟辟之不知奉天而以威福为已作也。然箕子于上文曰：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所谓王道王路，即是天命天讨，其义亦自互相备，岂知后世人君专奉此三语为圣书，而帝王兢业之心绝矣。惟辟玉食句尤有疵。先儒谓荆公丰亨豫大之说，误本于周礼惟王不会一语，不知洪范此语亦自与此互有?葛也。吕览南宫括曰：成王定成周，其辞曰：惟予一人，营居于成周。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说苑南宫边子曰：成王卜成周，其命龟曰：使予有罪，四方伐之，无难得也。淮南子：武王欲筑宫于五行之山，周公曰：五行险固，使吾暴乱，则伐我难矣。君子以为能持满。刘敬传：周公营成周，以为此天下中，有德易王，无德易亡。或以为武王，或成王，顾不见于营洛之篇，何也？是乃后世附会之言。周公营东都，不过以为朝会之地，未尝令后王迁居之也。果尔，则王公设险守国之言，不应见之易矣。盖设险守国，前王所以为子孙计也，在德不在险，后王所以自省也。其言各有当，圣王固无私，其后世长有天下之心，然亦岂有聼其易亡之理？若五行之山，乃太行也，其地虽险，而过于阨塞，自不可以为都。㑹非谓其难亡也。三代以至今，太行之国孰不亡？而谓伐之难者，

召公年一百八十，见于论衡，信否？

此是传闻之语。召公或谓是文王之庶子，或谓但是同姓，俱不可考。然要之其年则当与武周相肩随，当成王之初，召公亦不下九十，歴成至康，不过四十余年，而康王即位之后，召公不见，则巳薨矣。周初诸老固多大年，然周公九十九岁，太公百二十余岁，毕公亦寿考，要之无及昭王之世者。若百八十，则及见胶舟之变矣，非召公之幸也。

左传引洪范为商书，何也？

是盖殷之遗民所称，而后人因之者，盖曰惟十有三祀，则虽以为商书可也。微子、微仲，终其二世，不称宋公，亦犹洪范之称商书也。商之异姓臣子，如胶鬲，如商容，亦皆冥鸿蜚遯，不独西山之老，可谓盛矣。史记武王伐纣，卜龟兆不吉，群公皆惧，独太公强之。按尚书孔疏亦引六韬：龟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筮，不逾人矣。厚斋谓六韬非太公所作，不足信。按尚书朕梦协朕卜，则六韬之妄明也。

引㤗誓以诘六韬，甚佳。左传昭七年，卫史朝巳及之矣。然愚更有说于此。武王救民水火之中，所信者天，并不必卜，不必梦也。托梦卜以坚众心，则所自信者反薄矣。故吕览载夷齐之言，谓武王扬梦以说众，而顾亭林疑㤗誓之为伪者，此也。

汤之放桀而有慙德，自是高于武王。梨洲黄氏曰：有汤之慙，然后君臣之分著，而人知故国之不可以遽剪；有虺之诰，然后揖逊征诛之道一，而人知独夫之不可以横行。其言最精。武王逊汤正在此。周公之作多士曰：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则亦似为武王补此一节口过，斯周公之功所以大。

汉魏十四家、六宗之说，错出不一，若何折衷？?上帝首及皇天后土也，则禋六宗当为天神，而后望山川以及地示，然后遍于群祀。今或仍及天地，或并及山川，又或指人鬼而言，非杂复则凌乱矣。六宗则当实举其目，而或名虽六而实不副，或自以其意合为六，或反多于六者之外，是信口解经也。故犯此数者之说。则其譌误不必详诘而巳见。是以伏生之天地四时。其说甚古。然于?帝有复。欧阳和伯变其说。以为在天地四方之间。?隂阳成变化。而李郃以为六合之间。刘邵以为太极冲和之气。为六气宗。孟康以为天地间游神，则皆欧阳之说，无可宗而强宗之，扬雄所谓神游六宗者也。孔安国引祭法，以为四时寒暑，日月星，水旱，则寒暑即时也。幽雩乃有事而祈祷，非大祭也。说者以为本之孔子。刘昭曰：使其果出孔子，将后儒亦无复纷然者矣。刘歆、孔光、王肃以为水、火、雷、风、山、泽，是乾坤之六子，则兼山川而祭之。贾逵之天宗，以日为阳宗，月为隂宗，北辰为星宗。地宗以河为水宗，岱为山宗，海为泽宗，同此失也。康成以周官小宗伯四郊注中之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当之，则自司中而下皆星也。六宗祗二宗，虞喜以地有五，总五为一以成六。刘昭取之，则六宗祗一宗。司马彪以日月星辰之属为天宗，社稷五祀之属为地宗，四方五帝之属为四方宗，是并群神皆豫矣。而核之则六宗祗三宗。若张髦以为三昭三穆，张廸以为六代帝王，则无论是时曾备七庙之制与否，其六代果为何帝何王，而要之不应以人鬼列于山川之上。若宋儒罗泌以为天宗、地宗、岱宗、河宗、幽宗、雩宗，则无论经文之上下皆凌犯，而亦轻重不以其伦。明陶安以为?上帝乃祭天，禋宗乃祭地，六者地之中数也，则又本虞喜之说而少变之。方以智以为五方实有六神。曰重为句芒。曰?为祝融。曰该为蓐收。曰修。曰熈为元冥。曰勾龙为后土。不知五人帝者。五天帝之配。岂容别列为宗。近如惠学士士奇。以古尚书伊训及周礼之方明为六宗。以其上元下黄，前靑后黑，左赤右白，实备六合之气，则亦上下四旁之说，而况是时尚未必有方明之祀。杭编修世骏谓是天地四岳之神，亦少变伏欧之说者。然天地巳见于?帝，而四岳则望山之所首及也。沈征君彤以为六府亦非天神之属，皆不免于上下文有抵牾。故愚尝谓卢植以六宗为月令祈年之天宗，其义甚长。而特是天宗之目不著，则孔、郑两家之说皆得附之，而无以见其为六。然则天宗之六者何也？曰：即左传之六物也。六物者，曰岁，谓太岁也。曰时，谓四时。曰日，曰月，曰星，则二十八宿也；曰辰，则十二次也。是六者皆天神也。天神之属，无有过于此六者。有时举四时而析之，与岁、日、月、星、辰并列，则谓之九纪。逸周书：周公曰：在我文考，顺道九纪，一辰，二宿，三日，四月，五春、六夏、七秋，八冬，九岁。又曰九星。周书：日、月、星、辰、四时、岁。是谓九星。王深宁曰：九星，即九纪也。有时举岁日月星辰而不及时，则谓之五位。国语：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盖举五位而知其时之为冬也。有时举日月星辰，而不及岁时，则曰四?。深宁解周礼之四类，以此四者当之，盖举四者而岁时从可知也。有时举日月星而不及三者，则曰三光，又曰三辰。盖以日月该岁时，以星该辰也。是皆随意错举者。若祭则必定为六，故曰六宗。尚书之禋禋此六者，月令之祈年，亦祈此六者也。或曰：康成之说，谓郊之祭，大报天而主日，祭以月，日月不宜尚在，六宗何与？曰：是亦不然。日月配天，不宜列六宗，岳渎配地，何以列望祀也。是又不足诮也。今文尚书传以七政为七始，古文尚书传以七政为七纬。歴代言尚书者，多主七纬，而叶梦得尤诋伏生之言。近世李穆堂詹事攻古文之伪，乃力主七始之说。然不知古文孔传无舜典，今文孔传舜典一篇乃王肃本，而康成解书巳主七纬，郑王皆伏氏之学，则于孔传无豫也。是否

七律山于国语以配七始，又谓之七元，见刘昭注汉志，其说最古。隋志亦曰七衡，但春夏秋冬不应与天地人并列为七，盖四时皆天运而人事成之，言天地人则四者在其中矣。况玑衡亦祇可用于天耳。其于地则土圭水臬别有其噐，而于人则竟无所用之，不若七纬之于玑衡为切也。即七律亦不应配七始也。记不云乎？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二变者，五音之余耳。今以天、地、人配宫、商、角，而征、羽合二变以?四时，则参错不齐，非自然之法象矣。是虽出于周、秦诸儒之说，而实则不足为据者也。若谓五星之名始见于廿石，唐、虞时所未有，则不足以难郑氏。五星之以五行为名，始于甘、石。要之，荧惑、岁塡、太白诸象，昭回于天者，非甘、石始有也。经文未尝有五星之日，而抚于五辰，则即尚书语也。以日月五辰言七政，何不可之与有？故愚以为七政当以郑氏之说为长，若汉以后人言七律，亦有不用七始而配七纬者。五代㑹要王仁裕曰：黄钟为土，太蔟为金，姑洗为木，林钟为火，南吕为水，应钟为月，㽔宾为日，谓之七宗。则并七律而亦以七纬配矣。然五正音反配五辰，而二变反配二曜，则岂有二曜而反为五辰之余者。斯其说亦未合。要之七政之为七纬，非七始，确然无疑。而七律则在国语，祗以自子至午之七同当之，不必以七始相牵合也。若史记以北斗七星为七政，马融用之。然其说亦谓北斗七星，第一主日法天，二主月，法地，三命。火主荧惑，四煞，土主塡，五伐，水主辰，六危木，主岁；七罚金，主大白。则亦本七纬而言，并非以玑、衡二星为附会。是又可以见七始之说，自伏生以后未有用之者也。若汉志引益稷篇六律五声八音在治忽，而以末三字作七始，则更失之。盖使专以七始言七政，则是六律、五声、八音之所从生，不应反序其下。若以七始即七律，则二变声作于牧野，而歌南薰之时无有也。古之言三江者极多，以沈存中之该博，亦云莫知孰为三江者，故前軰以为按今所行大江以求三江，犹按汉所行大河以求九河，必不可得。此最合圣人阙如之旨。然群说之纷纶，要不可不考也。

三江之说，其以中江、北江、南江言之者，汉孔氏传据经文谓有中有北，则南可知，是为三江。其道则自彭蠡分为三而入震泽，自震泽复分为三入海。按江汉之水㑹于汉阳，合流凡数百里，至湖口与豫章江会，会数千里而入海，即所谓彭蠡也。然则江至彭蠡并三为一，未尝分一为三。况震泽在今之常、湖、苏三府地，自隋炀帝凿江南河，始与江通，当大禹时，江湖何自而会？且大江又合流入海，未闻三分，故前軰谓安国未尝南游，全不谙吴、楚地理，是书传之说非也。班孟坚地理志指松江为南江，指永阳江、荆谿诸水为中江，指大江为北江。司马彪郡国志因之。此与书传所言本自不同。乃孔颖达引以证传，而司马贞入之索隐，王荆公亦取其说。但其所谓中江出丹阳芜湖县西南，至㑹稽阳羡县东入海者。按：阳羡，今之宜兴，与丹阳虽相接，而两境中高，又皆有堆阜间之，其水分东西流。江之在阳羡者固可通海，而芜湖之水皆西北流，合宁国、广德、宣、歙诸水，北向以入大江，安得南流以上阳羡也？夫诸水本皆支流，不足以当大江，经文明有中江。而乃背之。甚属无谓。乃或言地理志之中江在洪水时原有之。禹塞之以奠震泽。则何不云三江既塞。是地志之说尤非也。水经谓江至石城分为二。其一即经文所谓北江者也。南江则自牛渚上桐水。过安吉县为长渎。歴湖口。东则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谓之三江口，东至㑹稽余姚县东入海，其于中江阙焉。不知桐水今之广德，长渎今之太湖，其中高水不相通，亦犹丹阳之与阳羡，而南江既为吴松，安得更从余姚入海。故胡朏明疑东则松江出焉十五字，乃注之误混于经者，盖地志以松江为南江，水经以分江水为南江，郦元欲援水经以合地志，故曲傅之。总之与禹贡不合，是水经之说又非也。郑康成书注：左合汉为北江，会彭蠡为南江，岷山居其中则为中江。康成未尝见书传，然其说颇与之合，特不言入震泽耳。唐、魏王㤗括地志谓禹贡三江俱㑹彭蠡，合为一江入澥。夫合为一江，则仍不可以言三江，故眉山以味别之说辅之。古之言水味者，本诸唐许敬宗，但大禹非陆羽一种人物，则蔡九峰之所难，不可谓其非也。是书注之说亦非也。盛宏之荆州记：江出岷山，至楚都遂广十里，名为南江。至寻阳分为九道，东㑹于彭泽，经芜湖，名为中江。东北至南徐州，名为北江，入海。此本汉地理志旧注，岷山为大江，至九江为中江，至徐陵为北江，盖一原而三目。今载在初学记中，而徐氏注说文宗之，但此则仍一江，非三江也。其与孔、郑别者，不过一以南江为大江之委，一以为原暮四朝三，不甚远也，则荆州记之说亦非也。贾公彦周礼疏袭孔、郑之说而又变之，谓江至寻阳，南合为一，东行至扬，复分三道入海。但彭蠡在寻阳之南，几见江、汉之分，至寻阳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者，则周礼疏之说亦非也。初学记又引郭景纯山海经，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汶山郡有岷江，大江所出。崃山，中江所出。崌山，北江所出。此在山经原未尝以之言禹贡之三江。而杨用修因谓诸家求三江于下流。曷不向上流寻讨。盖三江发原于蜀而注震泽。禹贡纪其原以及其委。用修多学。乃不考大江震泽之本不相通。且亦思三江尽在䕫峡以西。安得越梁而荆而纪之扬。况山海经安足解尚书也。试读海内东经。又有大江出汶山。北江出曼山。中江出高山之语，是又一三江也。是固不足信之尤者也。其以松江、东江、娄江言之者，张守节谓在苏州东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大湖，名曰松江，古笠泽江；一江东南上七十里至白蚬湖，名曰上江，亦曰东江。一江东北下三百余里，名曰下江，亦曰娄江。是本庾杲之吴都赋注，而庾又本顾夷吴地记。吴越春秋所谓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与水经所云奇分者也。陆德明巳引之，守节始专主其说，而薛季龙、朱乐圃、蔡九峰皆以为然。但据诸书皆云三江口，而不以为三江。况东娄为吴松支港。近在一苇。故孔仲达即已非之，谓不与职方同。今考吴都赋注，则东江、娄江并入海。据史记正义，则仅娄江入海。然则三江仍属一江。而东娄二江至今无攷。则吴地记之说亦非也。虞氏志林谓松江到彭蠡分为三道。其所谓三道者，大抵即指松江、东江、娄江而言，则更纰缪之甚者。彭蠡为中江、北江、南江之㑹，其水既入大江，即从毗陵入海，而松江之水乃从吴县入海，安得至彭蠡也。则志林之说尤非也。黄东发力主庾、张，而又疑之，谓予尝泛舟至吴松，绝不见所谓东娄二江者。考之吴志，有白蚬江、笠泽江，意者即古所谓三江者耶？不知白蚬江即东江，笠泽江即松江。东发既失记张氏原注，而又悬揣之，是日抄之说亦非也。金仁山曰：太湖之下三江，其说有二，一谓吴松江七十里中为松江，东南为娄江，北为东江；一谓太湖之下原有三江，吴松乃其一耳。则亦疑松江、娄江、东江之未足以当三江，而别设一疑军以岐之。究之别有江者，果何江也？是又欲为之辞而不得者也。若韦曜则又谓吴松江、浙江、浦阳江为三江，其意以大江之望已举彭蠡，于是南及松江，又南则及浙江，又南则及浦江。然浦江导源乌伤，东迳诸曁，又东迳始宁，又东迳曹江，然后返永兴之东与浙江合，则特钱唐之支流耳，安能成鼎足哉？或且祖吴越春秋，以浙江、浦江、剡江为三江，则浦江原不过浙江之附庸，而剡江并不能与浦江并。大江以东，支流数百，使随举而错指之，可乎？惟水经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纯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初学记误引以为韦曜之言。盖自扬州斜转东南扬子江，又东南吴松江，又东南钱唐江，三处入海，而皆雄长一方，包环淮海之境，为扬州三大望。南距荆楚，东尽于越，中举勾吴，此外无相与上下者，恰合职方大川之旨即。国语：范蠡曰：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也耶？子胥曰：吴之与越，三江环之。夫环吴越之境，为两国所必争，非岷江、松江、浙江而何？善乎蔡传旁通曰：三江不必涉中江、北江之文，而止求其利病之在扬州之域，则水势之大者莫若扬子大江、松江、浙江，经文记彭蠡之下，何为直舍大江而远录湖水之支流？则中江、北江之与三江本不相合明矣。况岷江入则彭蠡诸水皆从矣。郑、孔诸家所谓中江、北江、南江者，已足该之。松江入，则具区诸水皆从矣，庾、张诸家所谓松江、东江、娄江者，已足该之。浙江入，则浦阳诸水皆从矣，韦、赵诸家所谓浙江、浦江、剡江者，已足该之。盖既举三大望，而诸小江尽具焉，是诸说皆可废也。尝考宋淳熙间知昆山县边实作县志，言大海自西渒分南北，由斜转而西朱陈沙，谓之扬子江口，由徘徊头而北黄鱼垜，谓之吴淞江口，由浮子门而上，谓之钱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迹无改。是其说最得之。乃有疑大江祗一渎耳，不应既以表荆，复以表扬。不知江汉朝宗之文，尚兼汉水言之，至扬始有专尊，况自南康至海门，直下千五百里，不得专属之荆也。试以禹贡书法言之，淮海惟扬，海、岱惟靑，海、岱及淮惟徐，倘谓著之一方，即不得公之他所，则是夏史官亦失书法也。又有疑禹合诸侯于㑹，稽，在摄位以后，若治水时，浙江未闻疏导，不得豫三江之列。不知禹贡该括众流，不应独遗浙江，而㑹稽又扬州山镇所在，必无四载不至之理，其不言于导水者，或以施功之少，故畧之耳。若顾宁人疑古所谓中江、北江、南江，即景纯所谓三江、北江，今之扬子江也。中江今之吴淞江也。东迤北㑹为汇。盖指固城石臼等湖。不言南江。而以三江见之。南江今之钱唐江也。则愚又未敢以为然。据先儒固城等湖。是阖庐伐楚开以运粮者。况经文中江明指大江。似无容附㑹也。若胡朏明既主康成之说，又以秦汉之际别有三江，以分江水东歴乌程至余姚合浙江入海者为南江，以芜湖水东至阳羡由大湖入海者为中江，合岷山为北江。其说虽无关禹贡，而亦属不考。分江水发安庆至贵池，即有山谿间之，何由东行合浙芜湖之水，其北入江者。既不别标一名。其东由太湖入海者。安得复言江也。朏明将正汉志水经之失。而不知自岀其揣度之词矣。景纯之说。黄文叔颇不以为然。其后季氏　始引之东汇泽。陈氏畅之归熙甫因为定论。愚窃以景纯之说为不易云。昔陆文安公在荆门，以皇极讲义代醮事，发明自求多福之理，军民感动。朱子摘其讲义中大中之说，力诋之，以为荆门之教，是乃歛六极也。愚以为陆子于从宜从俗之中，而寓修道修教之旨，不必以训诂之屑屑从而长短其间。且朱子谓近人言大中者，多为含宏寛大之言，其弊将为汉元唐代。此其说谓有为言之则可，若因后世之弊，而遂谓大中之不可以解经，无乃过乎？是固然矣。然后儒之排朱子者，必欲以皇极为大中，以为汉唐以来旧解尽同者，则愚又未敢以为信也。据谓皇之为大，六经皆然，未有训君字者。惟大雅皇王烝哉，顾命皇后凴玉几，吕刑皇帝淸问下民，皆与君字相近，而实皆训大。即王字亦训大，如王父称大父也。愚不敢远引，即以汉儒尚书之学证之。洪范五行传，皇之不极，是谓不建。继之曰：皇，君也。极，中也。康成据大传皇作王，曰：王，君也。不名体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则王极象天也。极，中也。王象天，以情性复成五事，为中和之政也。传又曰：时则有射妖。康成曰：射，王极之度也。射人将发矢，必先于此仪之，发则中于彼矣。君将出政，亦先于朝廷度之，出则应于民心矣。传又曰：时则有下人伐上之疴。康成曰：夏侯胜说伐宜为代。君行不由常，王极气失之病也。天于不中之人，恒耆其毒，以贤代之。汉书有曰：皇极，王气之极。然则汉人之以皇训君，伏生言之；大夏侯，刘向言之，郑氏亦言之。其以为大者，祗孔氏耳。孔氏之说不先于伏氏，是固不必以六经之皇无训君者，而遂强洪范而就之也。若夫六书之旨，则尔雅释诂曰：皇，君也。是亦小学之书之最古者也。或谓皇极一畴，所以称人主者，并曰汝而独皇，建其有极，惟皇作极，皇则受之时人，斯其惟皇之极四语，称君以为不?，则古人文例恐又不当以此论之也。朱子谓如孔注则惟大作中，大则受之，皆不成语。或以为是乃古人诘屈之辞。夫辞之诘屈无伤，然惟大作中，则大与中有两层，其言支离而难通矣。是故极之训中可也，而皇则必以君解之。且愚尝读后汉书而更有悟焉。马融对策引书说曰：大中之道，在天为北辰，在地为大君。蔡邕对诏问曰：皇之不极，惟建大中之道，则其救也。然则即如孔传，亦岂能离君而言之哉。愚生平于解经，未尝敢专主一家之说，以启口舌之争，但求其是而已。故谓陆子以大中言皇极，而遂有妨于治道，此说之必不可通者。若皇极之解，则固当宗朱子。郑筠谷宫赞尝不满朱子皇极之说，谓予曰。是殆为建中靖国言之也。予疑汴京之事已远，朱子所指，未必在此。偶读周正字南仲对策曰。陛下聪明为小人蔽蒙者有三：一曰道学，二曰朋党，三曰皇极。夫仁义礼乐是为道，问辨讲习是为学。人有不知学，学有不闻道，皆弃材也。古人同天下而为善，故得谓之道学，名之至美者也。小夫谮人不能为善，而恶其异已，于是反而攻之，而曰此天下之恶名也。陛下入其说，而抱材负学之士以道学弃之矣。恶名既立，争为畏避，迁就迎合，扫迹灭影，不胜众矣。小夫谮人犹不巳，又取其不应和而骂讥者，亦例嫌之曰：我则彼毁，尔奚默焉？是与道学相为党尔。陛下又入其说，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党不用矣。举国中之士不䧟于道学，则困于朋党矣。唯其不能可否而自为智，无所执守而自为贤，然后窃箕子公平正直之说，为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极之论起矣。夫箕子所谓有为、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执之人也。汝则念之，斯须不可忘也。不协于极而亦受之，谓其虽有偏而终有用，亦当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谓道学朋党者，正皇极所用之人也。奈何弃天下之有材、有道、有操执者，取其庸人外若无过、中实奸罔者而用之，而谓之建皇极哉？其故无他，阘冗适尊异凡庸，当奋兴天下大祸，始于道学，终于皇极矣。乃知朱子所指，直是当时郑丙一流议论。然以此讥陆子，得非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耶？

经史问答卷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