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靑义士祠祭议二与绍守杜君

冬靑义士祠祭议二与绍守杜君

冬靑之役，王修竹、郑朴翁确然同功者也，罗陵使亦必不可遗者也，独谓臯羽有阴移㝠运之功，此岀自杨廉夫之臆说。愚初亦误信之，而今始知其妄。夫欲审臯羽之同功与否，先当定发陵之年。罗云?作唐雷门传，以为戊寅，周公谨志以为乙酉，宋景濂从公谨，乃于其元史又先一年以为甲申，则已自相矛盾。故续纲目从云?。若以臯羽之诗合之，知君种年星在尾，则云?之言是也。近人邵廷采疑以为戊寅乃少帝元年，蒙古不应竟无顾忌若此，因以为乙酉而冬靑引不可解，则姑阙之。不知南渡之初，汴陵已自不保，况崖山弹丸，岂为敌之所愳？是真迂儒之言，不足辨也。发陵既在戊寅，则其时文丞相未死，臯，羽甫从前一年辞而东归，西台恸哭记所云别公章水湄者是也。祥兴初元，臯羽葢尚徘徊岭峤，亦安得由闽而浙，深入东越，豫于冬靑之役。此不辨而可知其非者也。葢宋亡之后，据韶父所言，则臯羽避地瓯括间四年，其后以癸未始入吴，以丙戌始入越，即记中所云哭文公夫差之台与越台是也。是时始闻有冬靑之事而感赋之。故读其文，亦自是局外记事，又属追溯之语。知君种年星在尾，则已之不豫可知矣，其为追溯之又可知矣。是时霁山已归东嘉，故臯羽频有诗寄之。是则就臯羽之言以考臯羽而可以了然者也。杨廉夫之言?也，况臯羽以其子麤达世务，始弃家出游，终身不返。癸未，臯羽年三十五，计其子可冠，始出游耳。戊寅非其时也。以梨洲之精核，且为其所惑。野公为臯羽作年谱，固知不能辨及此，然则臯羽之配享当去乎？曰：是又不然。臯羽之大节，宋末为最。即白衣而拜灵禽之下，亦足千古。附之唐林之后，未为不可。但不当以为共事者，以其年考之有不合也。天章古迹，既已澌没，则今日立碑之举，尤不可缓，恐是亦雷门诸君之所深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