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干木文稿序

杨干木文稿序

自周以前，学者未尝以文为事，而文极盛。自汉以后，学者以文为事，而文益衰。其故何也？文者生于心，而称其质之大小厚薄以出者也。戋戋焉以文为事，则质衰而文必敝矣。古之圣贤，德修于身，功被于万物，故史臣记其事，学者传其言，而奉以为经，与天地同流。其下如左邱明、司马迁、班固，志欲通古今之变，存一王之法，故纪事之文传；荀?、董傅守孤学以待来者，故道古之文传；管夷吾、贾谊达于世务，故论事之文传。凡此皆言有物者也，其大小厚薄，则存乎其质耳矣。魏、晋以降，若陶潜、李白、杜甫，皆不欲以诗人自处者也，故诗莫盛焉。韩愈、欧阳修，不欲以文士自处者也。故文莫盛焉。南宋以后，为诗若文者，皆勉焉以效古人之所为，而虑其不似，则欲不自局于蹇浅也。能乎哉。时攵之于文。尤术之浅者也。而其盛行于世者，如唐顺之归有光。金声。窥其志。亦不欲以时文自名。吾友杨君千木，才足以立事，义足以砥俗，听其言，观其貌，不知其为文士也。及出其所为时文，则穷理尽事，光明磊落，辉然而出于众。盖其心与质之奇不能自袐者如此。既为论定，因发其所以，使学者知所务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