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策问对二道

河南策问对二道

问：古之君子，因时㑹，竭忠谠，建竑论，卓然有称于世，纪诸史传多矣。今不暇槩举，姑取其最著者，与诸士子论之。或举世共称而不无疵议，或一时救?而未为通方，或言可经常而足以行之后代，或意义深逺，可为世主法诫者。夫通达国体矣，而其学出于申、商；潜心大业矣，而其术流于灾异。经明少双者，被阿谀之讥，然其言可废欤？博物洽闻者，泥五行之传，然亦有可釆欤？语当世理，乱　错之徒不能过其果然欤？志在献替，其所论辨，通见政体，可备述欤？至于竭诚奉国，而理归切要，儗之政论为孰是？论谏本仁义而炳若丹青，平生力学所得而为世龟鉴，方之申、鉴孰优。夫学者称道古昔，所以规摹当世也。数子之书繁矣，抑可以撷取一二，足以为警诫而备世务者庻。几于魏相条陈　董之对，苏轼进读陆贽之言，用以观经世之学。

论天下之士，非才不足以达当世之务，非识不足以周事物之情，非诚不足以摅献纳之忠。务不达，则其几莫能中也，情不周，则其致莫能极也。忠不摅则矫激以沽名，懐隠而多避，狥私而少公，怯懦而不尽其言莫能信也。甚矣，人臣之于君，于其得言之时，亦莫不有言而尝失之。是三者，猖狂叫号，以自试于万乘之前，而不自度，且以售其欺冐之奸。故井鼃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语于氷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持寸梃以撞万钧之钟，必不振矣。世之说者曰：谏之道，天下之难为，欲以观其所易而闲其所难，然后上下恬然而雍睦。又以为臣能谏而必能使君之纳谏，而后为能谏之臣。此与韩非之说而忧其不合者何以异？是皆惧撄人主之逆鳞，而天下无忠义之言矣。要之，君子遭时遘㑹，立人之朝，其才足以达是，其识足以周是，其忍不为明主言之？故知而不言，言而不尽者，非所以立人之朝者也，是所谓谓吾君之不能为尧、舜者也。执事发策，举前代之论谏者以为问，夫一世之君，则一世之臣不知其几也。当时陈说者葢多矣，而史之所载，彰彰者仅是。以史之所载，累而积之葢多矣，而执事所举者又仅是。虽然，言而中其几，极其致，而忠诚足以感移人主，垂法后世者又少也。如执事之所举，皆其人也。夫谓举世共称，不无疵议者，岂不以贾谊通达国体，而出于申商。董仲舒潜心大业而流于灾异，匡衡被阿谀之讥，刘向泥五行之传乎。汉髙祖时，同姓寡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诸侯王僣拟逾制，匈奴数盗邉，贾谊陈治安之策，皆当世切务。而或谓其明申商之学者，独以论诸侯王宜用权势法制耳。然众建诸侯，实事之当然也，与晁错削七国异矣。本三代之所以长久，谓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蚤谕教与选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太子正矣。或谓谊与错皆明申、韩，而错则以人主之所以尊显功名扬于后世者，以知术数也。而以术数教太子，若保傅之篇，使后世知三代教太子法者，谊启之也，岂可与错同论乎？汉初制度疏濶，谊欲改正朔，易服色，正官名，兴礼乐，谓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徳泽洽，秦置天下于法令刑罚，而徳泽无一有，移风易俗，使天下囘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夫刀笔筐箧之间，非徒汉事然也，虽后至今数千年如此矣。刘向称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伊管未能逺过，可不谓然乎？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仲舒以贤良对策，皆傅经义。本天道，曰：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故圣人法天以立道。天地之性人为贵，知自贵于物。又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徳日起而大有功。尊其所闻则髙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此孔氏之遗言，七十子之后莫能述也。论圣王之礼乐教化，欲令当世人主改弦而更张之，与贾生之㫖不异，而仲舒之渊源深矣。自汉兴以来，天子与其大臣皆好尚黄老。至孝武始兴文学，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实自仲舒发之。故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至于今，学者守之。虽然，自恣苟简之治，百世未能变也。道同六艺，用世操术则异者，又未必轨于圣人也。班固称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綂一，为群儒首。其不谓然乎？汉儒传经，皆有家法，而匡衡明经说诗，当世少双，所以其论奏粹然。儒者之言曰：朝廷者，天下之桢干也。公卿大夫相与循礼恭让，则民不争；好仁乐施，则下不暴；上义髙节，则民兴行；寛仁和惠，则众相爱。曰：治性之道，必审已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聪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闻少见者，戒于壅蔽；勇猛刚强者，戒于太暴；仁爱温良者，戒于无断；湛静安舒者，戒于后时；广心浩大者，戒于遗忘。曰：妃匹之际，生民之始，万化之原，婚姻之礼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曰：审六艺之㫖，则天人之理可得。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群臣，动有节文，以章人伦。夫端本、养性、审艺、治内、正仪，皆人主之大法也。衡能为此言，而史讥其持禄保位，被阿䛕之㫖，与孔光等同讥，以为恭、显用事，不能犯颜直谏则然也。然传先王语，其酝藉亦足称贤矣。刘向博闻，通达古今，作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畧剖判艺文，综百家之绪。三綂历谱，考歩日月五星之度。与孟轲、荀况、司马迁、董仲舒、杨雄并称，而讥切王氏，尤发于至诚。葢自恭显之世，其忠恳已见于封事矣。曰：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览历世之治乱，必以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因论当世人主，开三代之业，招文学之士，优游寛容，使得并进，章交公车，人满北军。朝臣舛午，缪戾乖刺。文书纷纠，毁誉混乱，荧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胜载。是时恭、显用事，善类䝉僇。永光之诏，亦自谓邪说空进，事亡成功。公卿大夫，好恶不同，孝元固已自知之，卒以优游不断，堕宣帝之业，可为来世之永鉴矣。向之学在洪范传，推迹行事，比类相从，缘箕子之意，著天人之应，世儒亦未可妄论也。夫谓一时救?，未为通方者，岂不以崔寔语当世理乱，而有政论之作也。汉之儒者言教化，自贾谊、董仲舒、匡衡、刘向皆极论之，而王吉亦谓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行也。以意穿凿，各取一切，而质朴日衰，恩爱寖薄。东京以后，尤竞察察。钟离意、宋均、鲁恭、第五伦之徒，常以为言。而杜林亦讥后世不能以徳而勤于法，吹毛求疵，诋欺无限，桃李之馈，集以成罪，家无全行，国无廉夫，而仁义之风替矣。崔寔独著论，谓汉承百王之敝，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皇路倾险，欲峻法以求治，以此为乱世之药石。仲长綂称其书，以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座右，将不以其达权救?，为一时之所急耳。若以此施于宦戚纵横之日，是固其宜也。寔之政论，夫岂通方之论耶。夫谓言可经常，可以行之后代者，岂不以荀悦志在献替，而有申鉴之作也。当建安之时，政移曹氏，天子拱手，而悦自以时无所用，作申鉴五篇。其所论辨，通见政体。谓致政之术，先屏四恶，乃崇五政，而以伪乱俗、私坏法、放越轨、奢败制为四恶兴，农桑以养其性，审好恶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备以秉其威，明赏罚以綂其法，为五政悦之论，非所以施于汉末，顾自以抱王畧而不得志，为奏以发之。要其所施设，皆平世法也，可谓言简而事该矣。攷其正俗之论，谓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而成王化者，必乎贞定而已。在上者审定好丑，善恶要乎功罪，毁誉效于凖騐，听言责事，举文察实，无惑诈伪以荡众志。故事无不核，物无不功，善无不显，恶无不章，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肃恭其心，愼修其行，而民志平矣。汉氏所以凌迟，恣戚宦之权，成钩党之祸，夫岂不由于此。即匡衡言四方桢干，刘向讥朝廷舛午，皆此意也。悦之申鉴，岂非经常之法耶？晋初，士大夫祖述何晏老庄之论，朝廷皆以浮诞为美。武帝创业，法度废弛，刘颂竭诚奉公，每有论奏，该核政体，谓法禁寛纵，积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绳下。然至于矫世救敝，自宜渐就清肃，如行舟虽不横截迅流，然当渐靡而往，稍向所趋，然后得济也。其救时矫世，非急迫之论，异于徒事一切敢于断割者矣。又谓圣王之化，执要于已，委务于下，居事始以别能否，因成败以分功罪，而群下无所逃其诛赏。尚书綂领大纲，岁终校簿，赏罚黜陟之。今权不归于上，事功不建，不知所责也。细过缪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纠以法，则朝无立人矣。为监司者，类大纲不振，而㣲过必举，谨密网以罗㣲罪，奏劾相接，状似尽公，而挠法实在其中也。故圣王不善碎密之按，而责凶猾之奏。颂之斯言，实末世通患。所以然者，彼持天下之衡，而未能公天下之大观，以为如此足以塞区区之责也，亦类俗吏之所为耳。由此言之，颂欲矫弊，而不必任严切之法，所以为贤于寔者也。儗之政论，则颂为是矣。唐徳宗时，陆䞇上言，谏诤之道有九弊，以好胜人、耻闻过、骋辨给、衒聪明、厉威严、恣疆愎为君上之弊，以谄䛕、顾望畏愞为臣下之?。论朝廷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不考实而务博访，求精太过，嫉恶太甚，程试乖方，取舍违理，循故事而不择可否。而核才驭吏之三术，则㧞擢以旌其异能，贬黜以纠其失职，序进以谨其守常。其欲人主悔祸新化，要在舍已从众，违欲遵道，逺憸佞而亲忠直，推至诚而去逆诈，杜谗沮之路，广谏诤之门，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其道易知而易行，在约之于心焉耳。唐史称其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世法，炳如丹青。苏轼以为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如䞇之言，开卷了然，聚古人之精英，为治乱之龟鉴者也。虽房、杜、姚、宋，克致清平，考其道徳仁义之㫖葢过之矣。其论兴亡之际，谓天所视聴，皆因于人，天降灾祥，皆考于徳，非人事之外别有天命也。而时之否泰，事之损益，万化所系，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厚薄，故损益生。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从天下之欲，不以天下之人从其欲，乃至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几者事之㣲也，信哉。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喟然叹曰：损益其王者之道欤？䞇于天命人情之际，可谓论之剀切者矣。宋嘉祐间，司马光上言，人君之大徳有三：仁明武以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为人君之仁。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为人君之明。唯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为人君之武。其论御臣之道有三。曰任官信赏必罚。谓国家采名不采实，诛文不诛意。故天下饰名以求功，巧文以逃罪。欲博选在位之臣，各当其任，有功则増秩而勿徙其官，无功则降黜而更求能者，有罪则流窜刑诛而勿加寛贷。又以祖宗开业之艰难，国家致治之光美，难得而易失，作保业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为功，从而救之者难为力。作惜时，无逺虑，必有近忧，作逺谋。燎原之火，生于荧荧，作谨㣲，华而不实，无益于治，作务实。合而言之，谓之五规。光自谓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所学，尽在是矣。又谓五规皆守邦之要道，当世之切务也。宋之仁宗，可谓汉唐以来之令主矣。当此时，韩琦为宰相，君臣皆贤，迄不能如光所言，岂以其分量有所止，虽四十年深仁厚泽，无以进于三代之隆，为可惜也。葢尝读其保业之规，言天下得之至艰，守之尤至艰。自周以来，离而合，合而复离，五代生民之类不尽著，几希太祖始建太平之基，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綂，五百余年而已。承祖宗艰难之业，奄有四海，传祚万世，可不重哉！人主抚全盛之运，知易离难合之天下，土崩瓦解之势，常伏于至全至安之中，诚不可一日而不兢兢业业者也。唐自失河北，以天下之力，终不能取燕、云十六州，没于契丹、宋南北遂至抗衡，迄不能自支折而入于北。若奄有唐、宋所不能有之土，其不为尤重也哉？所谓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人也。其所以爱吾人，保吾土，诚不可一念自放者矣。夫陆䞇、司马光，其言固皆可以为万世之所取法，而申鉴之言亦不能易也。文有博有约，固不得以优劣论矣。执事欲取数子之书为可垂警诫而备世务者，愚于前所陈葢，亦得其畧矣。昔者尝诵而论之，虽其言散见于史传，而天人性命之理出焉，诗书礼乐之道存焉，治性正身之则著焉，端本善俗之几昭焉。朝廷之所以顺治，百官之所以得职，王化之所以隆，国是之所以定，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系于此也。夫谓意义深逺，可为法诫，则刘向山陵之奏，与陆贽、司马光论天命保业，此其尤谆切者也。至于财赋、兵农、□狄之大务，诸疏皆有之，以明问之所未及，亦未暇尽述也。夫此数子者，固皆一代之伟人，其论议著于本朝，载于后世，视小儒龌龊暖姝，勉强缀论，而中无所有者，真秋虫之鸣也。夫大人之言逺，小人之言隘；正人之言直，邪人之言慝；仁人之言恕，贼人之言刻，智人之言明，昩人之言窒。米盐博辨，非当施于人主之前也；铢称寸度，非可以规天下之大也；蓼菜成行，瓶瓯有堤，量粟而舂，数米而炊，非治万乘之国也。如此之类，常形于奏牍，则人主之聴览眊矣。故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骐骥骅骝，一日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伎也。鸱休夜撮蚤察毫末，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言殊性也。故非有天下之才与天下之识，而忠足以犯人主者，其言必不文，而其行必不逺噫，安得起诸君子而与之言天下之事哉？愚生狂愚，亦颇有感于今世之务，顾不敢以言未及而言之。然窃有慕于魏相苏轼之条陈进读，不胜忠爱之惓惓也。

问：今河南置省大梁，包郑、衞、梁、楚、颍川、南阳之地，前代人才之盛，难以尽举，姑取当时任事为豫冀之产者，各举其槩，与诸士子论之，俱逢角逐之秋矣。或运筹帷幄，辞万户之封，或崇明王畧，拒九锡之议，其心迹何似。并遇戚竖之囏矣，或依违顺㫖，定左袒之功，或守正嫉邪，婴灭顶之祸，其道谊孰得负苍生之望。均也，一以致山桑之衂，一以致淮淝之㨗，其名实孰当际中兴之运。同也，一以成述作之能，一以成应变之务，其功名孰优？属时多难，或负髙志而不能免陈涛斜之败，或有胆畧而不能拒封丘门之入，其才畧孰胜？遭世治平，识量英伟，定社稷之策，临时果断，有大臣之风，其徳业孰隆？诸士子尚论古人，凡此者固所宜究心，况其乡之先哲乎？其悉述以对。

任天下之事，贵乎善应天下之变，而非其才徳之全，不足以当之。才徳纯备，是以能受之至大而不惊，纳之至繁而不乱，以辅世成治，能使天下不倾，而自居其身于安全之地，其在我者则然，而使其所遭之数有不然者，是固君子之所不能必也。书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此徳之有以兼乎才者也。徒徳而已，则椎鲁朴鄙之徒也，不可以语才。书又曰：不敢替厥义徳，率惟谋从容徳。此才之本乎徳者也。徒才而已，则轻儇疾㨗之徒也，不可以语徳。夫欲以任天下之事，出于是二者，皆不足以有成，世因以为才，徳不足以集天下之事，而又求夫小才凉徳用之，何怪乎天下事日以废坏而不振也。昔成周作洛，宅于土中，谓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㑹也，隂阳之所和也。诗曰：嵩髙维岳，峻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人才之盛，固有以哉！如伊尹、太公、申伯、仲山甫，卓然为王者之佐，而管仲、子产、百里奚、孙叔敖皆有闻于世，孔孟葢论之矣。今特因明问，畧举汉以来遭时遇主，经纶世故，史传所记者，谨掇拾以对。张子房当秦楚之际，以家世相韩，为韩报仇，择可以委身者，遂从髙帝。汉之天下已定矣，子房不受万户之封，愿从赤松子游。或谓子房不终事汉者，为韩也。夫诛秦灭项，子房之志已毕，移以事汉，何损于义，而必去之？独其为道恬澹，薄视人世之功名，而有飘然逺举之志耳。荀文若遭汉室之乱，间关河、冀，以从曹氏，奉迎銮驾，徙都于许，魏之大业垂成矣，文若不从，九锡之议，毕命夀春。或谓文若之死，非为汉也。夫士之死亦非容易，使其甘为曹氏佐命，何以轻于杀身？独其为才所役，度天下无可以尽其用者，而自托非所，昧明哲之智耳。葢。世之于子房也，病于予之过；其于文若也，病于绝之深。善乎史氏之言曰。智算有所研踈。原始未必要终，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成仁之义也。其论当矣。陈丞相倾侧，扰攘楚魏之间，卒归髙祖。常出竒计以救纷纠之难。迨诸吕擅王，无能有所匡正，而阿意顺㫖，吕氏之权由此以起。然能将相合谋，因间而发，遂定宗庙。葢其从髙祖在兵间，不惮为诈，卒以此成功，可谓应变合权矣。夫所贵于成天下之事，使皆若王陵之言，未必能逆折其势，不过谢疾杜门而已，其后将何以有为哉！陈仲举处桓、灵之时，有清世之志，树立风声，抗论惽俗，为天下正人所依归。而宦竖操弄国权，浊乱海内，仲举与闻喜合谋诛废，以清朝廷，天下雄俊，莫不延颈企踵，以思奋其智力。而谋之不逺，致太后有云台之迁，凶竖得志，士大夫皆丧其气，而邦国殄瘁矣。徒能死天下之事，而智不足称也。夫户牖功成而不免于谲，仲举身殒而不失于正。善乎：史氏之言曰：以仁为己任。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数公之力也。其论卓矣。殷深源识度清逺，为风流谈论所宗。屏居不就徴辟，而时人拟之管、葛，以其出处卜江左兴亡。及其入秉国钧，乘季龙之殂殁，实关河荡平之机也。而出领中军，师次山桑，曽无御□之策，蹙国丧师，华夏鼎沸，岂非名之浮于实者乎？谢安石髙卧东山，本无处世之意，而诸人每恨其不出，为苍生忧，及见登用，镇以和静，御以长算。苻氏率众百万，次于淮淝，京师震恐，夷然无惧色，指授将帅，大致克㨗，劲宼土崩，中州席卷，江左奠安，岂非实之能副其名者乎。虽然，深源之清徽雅量，固自为众议所归，而桓温尤忌之，温亦谓人曰：浩有徳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斯言不诬矣。或以安石比王导则诚然，而以深源并王衍，不无少贬也。张燕公于?宗最为有徳，及太平用事，纳忠惓惓，所与袐谋密计甚众，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善用人之长，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泽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儒术，开置学士，修太宗之政，皆公有以倡之。开元文物彬彬，公之力居多，故天下称其文。姚元之尤长吏道，决事无淹思。三为宰相，常兼兵部，屯戍斥堠，士马储械，无不谙记。帝方躬万几，朝夕询逮，他宰相畏威谦惮，惟独元之佐裁决，以得専任。承权戚干政之后，纪纲大坏，而能先有司，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才，故天下称其通。虽然，元之虽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然天资权谲，计出张说于相州，罢魏知古为尚书，而东都坏庙之对，几于佞矣。故燕、许并称其文章真为无媿，而姚、宋齐名，君子不容无优劣也。房琯自成都奉册灵武，亟见任用，以天下为己任，知无不为，叅决机务，诸将相莫敢望。既而以贺兰之譛分军讨贼，师败于咸阳，唐世名儒皆称其有王佐之材，然将兵固非所长，一与贼遇，遂至丧师。前史称其遭时承平，从容帷幄，不失为名宰，而用违所长，遂䧟浮虚比周之罪。桑维翰事晋，当草创之初，藩镇多不服，维翰劝其主推诚弃怨以抚之，训卒缮兵，务农通商，以安中国，羽檄从横，从容指画，神色自若。当时齐王舍维翰之谋，信景延广之狂策，遂被俘虏。抑维翰屈意事虏，所谓毛羽未成，不可以髙飞葢，其势不得不然耳。又尝读唐史，称琯之废，朝臣多言琯谋包文武，可复用。虽琯亦谓当柄任，为天子立功。其丧师，亦以监军之促战非其罪也。惜夫，一跌而遂不复振，人比之王衍、陆机，谬矣。桑维翰两秉朝政，出杨光逺、景延广于外，一制指挥节度使十五人，无敢违者。使居平世，都将相，其勋业岂小哉！呜呼！士之不幸遭逢阨㑹，身名俱殒者，则房、桑二子是也。宋自仁宗之世，天下号称治平，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祐、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富郑公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议，无心于其间，而百官称职，天下无事。史臣称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绅正笏，不动声气，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又称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与文潞公皆享髙夀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葢相当矣。呜呼，士之幸而遭际太平，福徳俱全者，则韩、富二公是也。抑中州之人才，此特因执事所问及者言之。若贾生之通达，蔡邕之文学，张衡之精思，卓茂之循良，李膺之髙节，黄宪之雅度，邓禹之功勋，有不可一二数者。孔子尝在衞，则卫多君子；光武起南阳，则南阳多功臣。至如程氏两夫子，传千载不传之道统，而许文正公自得伊洛之学，有开世太平之功，皆今河南境内之产也。诗曰：髙山仰止，景行行止。愿因程氏以求观圣人之道，而志伊尹之所志也。谨对。震川先生别集卷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