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慮論四

深慮論四

有天下者常欲傳之於後世，而不免於敗亡者，何哉？其大患在於治之非其法，其次則患守法者非其人也。民心難合而易離，譬之龍蛇虎豹然，欲久畜之，則必先求其嗜欲、好惡、喜怒之節，而勿違其性，使性安於我而無他慕之心，然後可得而畜也。既不失其性矣，猶恐後之人未能皆若吾之用心專且勞，於是立爲畜之之法，而著之於書曰：如是則可以久畜，如彼則将逸去而不可禁。使後世雖庸夫小子，能守吾法而不變，亦可以畜之而不失，此創業者之責也。法可以治而亂也，法可以存而亡也，歸罪於子孫而委諸天命可也。茍吾法有未盡焉，亂亡因吾法以起，其可謂之天命乎？周之嗣王，自成、康、昭穆以下，惟宣王爲賢，其他者與漢、唐亂亡之主無異。然而至於七百餘年而後亡者，守法者雖闇劣而其法善也。當七國之時，周雖巳衰，使有賢主如宣王者復出，赫然奮發，舉文、武之遺典而修明之，諸侯有不歛袵而朝者乎？故周之?，在乎守法者非其人，而不在乎法。漢、唐之法，駁雜而踈畧，得賢主則治，不得其人即亂而亡。故其?在乎法不足周事，而不可專罪守法之非人。若秦之法，固不可得守矣。使有賢主繼始皇之後，猶不免於亂，况胡亥之刻虐乎？故二者俱?而亡者秦也。隋之法與秦異，而守法者與秦同。故法雖不足以取亡，而亡於暴虐者隋也。此五世之君，惟周之亡爲天命。秦、隋、漢、唐雖爲法不同，而自速其危亡則一而巳。夫有天下者，豈有自速危亡之心哉？而子孫卒不免焉者，其爲法之過也。世之爲法者，莫不欲禁暴亂、貪猾、詭僞、盜?之人，而此數者，常布滿海内之獄，不爲少止，豈爲刑罰之不重哉？俟其爲暴亂、貪猾、詭僞、盜?而後禁之，而不能使其不爲也。聖人之爲法，常治之於未爲之先，使其心自知其非而不肯爲。故爲法者不煩，守法者不勞，而民不敢爲亂。易曰：豶豕之牙，吉。豶牙非無牙也，有牙而不能傷也。此聖人治天下之法也。